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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一条路径，从完全强调个人利益的理论走向引入这些利益会从属于一些较大社会实体的理论，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个人的动机。行为可能是工具性理性导向的，可能是个人导向的，可能是经济导向的，也可能是社会导向的。
这些分野首先要探讨一项行为是否可以视为达成某个目的所需要的手段。这个问题有时可以架构为工具性行为或自有性的（consummatory）行为，后者指的是行动不为任何目的，只为了其本身。这类行为追求从简单的快乐主义到最纯真的价值观的任责（commitment）
，但基本上有别于或明或暗地为了某个结果精心计算出来的行动。社会理论近乎忏悔地谈论这类行为，认为它常是轻率而不经大脑思考的。一个例子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行动：“举例来说……那些人不管会带来什么成本，都会采取行动，以追求基于责任、荣誉、美的诉求、宗教召唤、个人效忠或一些无论内容是什么的重要原因而产生的坚定信仰……‘价值-理性’行动经常混杂了对行动者而言和他们绑定在一起的‘天命’或‘必需’。”在一般工具理性意义上，这类行动不是理性的，因为“行动者越是无条件地献身于价值本身，献身于纯粹情感或美感，献身于完全的善或对责任的完全服膺时，就越不受行动后果的考量所约束”［Weber（1921）1968：25-26］。韦伯也区分出了这类不同于“手段与目的”导向的各式各样的行动，称为由情绪所驱动的“情感性”行动。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那些满足于“复仇的需要、感官享乐、献身、来自上天的祝福或消除情感上的紧张”的行动（25）。
在经济思想史上，工具的或非工具的区分常被混淆于是否是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导向的行为——一个十分奇怪的命题，毕竟理性的非经济目的的行动和非理性的经济追求都是经常可见的。举例来说，阿尔伯特·赫希曼（1977）追踪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经常把“激情”与“利益”区分开，后者指的是假设为冷静、理性以及互惠行为的经济性动机。非经济性动机就渐渐被放入“激情”类别中，并假设它追求的不是理性行动，所以不适用于经济分析。到了亚当·斯密时代，这一区分就牢牢地稳定下来。在维弗雷多·帕累托（Vifredo Pareto）写作的作品中，经济学和社会学是分开的，所以一个人要学这一类就不用注意那一类。
受帕累托的影响，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他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评论道，“很多经济学家会基于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行为把经济学与社会学区分开”（1947：90）
。之所以造成把经济行动等同于理性与文雅行为的困扰，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论述对经济中的背叛与欺诈视而不见。
第二个分野则是行动是否是“自私的”（或个人中心的）。有一些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否定了利他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进而主张任何行动都可以被理论化为行动者达成某项目的的工具，不管其是否同意。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77）称这样的循环论证为“定义性个人中心主义”。如同森在其知名著作中所述，一项社会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其重要议题正是排除利他主义的循环论证是否有效。森认为这是无益的，因为有太多的例子显示，人们会牺牲自我利益只为履行“责任”以呼应他们认为必须的原则、价值或为了超越自我的社会实体的福祉。在定义上就被局限的自我中心主义已经封锁了理解这些重要例子的可能性。不过，森关于“责任”的例子仍然是工具性的，在“手段与目的”框架内，他分析一个人阻止别人刑讯的个人中心动机时，区分出两种：一种是刑讯使他感到恶心，另一种是他认为刑讯是错误的行为，即使两者都会是危险的且会降低他的效用。在两个案例中，行动者都有一个期望看到的目的（停止刑讯），它并不曾被描述为追求一个自有的行动事项。
第三个分野对人类动机而言并不是那么的基本，却对本书的讨论十分重要，这就是一个行动只追求经济目的，还是只追求社会（非经济的）目的，抑或是两者都追求。在这一章的剩余部分，我会对这一分野与其结果进行详述。在第二章，我也将重述第二个分野，探讨经济行动如何受到“责任”的影响——大家共享的正当行为、正义、公平的概念，这些都超越了个人利益的诉求。关于第一个问题，行为是否该放入“手段与目的”框架中分析，是最难表述的，我将在不同章节中时不时地提出来讨论，尤其是我在谈到一个实用主义者认识论的一些隐含之义时。
除了追求所需货物与服务的经济动机之外，在任何文化中的个人也会或多或少追求非经济性的社交性、他人认可、地位和权力等目标，这些只有通过与别人结成网络才能得到。这些社会性动机如此重要，所以很难想象人们会如非人性化与原子化的经济生活所预期的那样，在追求他们的经济目的时完全切除达成他们社会目的的任何机会。在后续几章中我们将谈到，当人们积极地避免把他们的经济生活与非经济生活区分开来时，始于中立、非人性化的经济关系的接触却会发展出非经济的内涵，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样的发展进程在杜尔凯姆的著作中阐述得十分清楚，尤其是他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表述的中心思想，“即使社会完全依赖分工，也不会变成一堆并列的原子，只有外在的、暂时的接触存在其中。当交换行为完成后，社会成员仍被社会连带所联结，且时间会远远超出那一短暂瞬间”［（1893）1984：173］。
我将在之后几章中论述，即使是纯经济目的行动，也需要通过熟识之人才能达到最高效率。但是因为很多人在追求经济目的的同时也会追求社交性、他人的认可、地位以及权力，既然所有目标可以同时追求，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在熟人的网络中发展经济活动。将这些目的分离不仅没效率而且会疏远感情。尤其是对那些用了大半生追求经济成就的人而言，我们很难期待他们不以此为人生标志而将非经济性需求与之分开
。反过来说，在熟人网络中发生了如此多的经济活动也使个人很难把他们的经济与非经济目的区分开来。
一个会同时追求经济与非经济目的的人对只重一面分析的经济学分析和只重另外一面的社会学分析而言，都构成了令人望而却步的重大挑战。现在社会科学理论对如何研究混合性动机还少有见解，只计算个人如何在非经济和经济成果间进行置换还不足以应付此挑战
。这或许有时可以，但把理性的经济化模型应用在多样的动机选择之中却是高度误导，因为有些目的是不相容的（请参考第五章），而且行动也不一定是工具导向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劳动力市场中经由社会网流传的信息所带来的影响力。一些社会学家也是以工具性的论述来分析如何管理社会网以得到最大经济利益［讨论投资是弱连带还是强连带（Boorman，1975），以及讨论如何利用结构洞（Burt，1992）］。这样论述的价值，即使可以相当直截了当地归为这一类型的案例，我们也很难只停留在一个简单的工具理性的研究框架中。我的经验研究（Granovetter，1975）显示，工作机会的信息总是来自人际关系“投资”的想象，这容易让人被高度误导。一个原因是，正如彼得·布劳在社会交换的限制中讨论的，一个人得到了别人的正面反馈（也许别人认为是一笔对你的投资），常常是当反馈者不以为对方在“回报”时，才有了得到报酬的感觉（Blau，1964：62-63）。人们希望被人喜欢以及得到赞赏。不真诚的认同（如同谄媚者所熟知的）总比没有认同好，但相较于对动机坦坦荡荡的认可，这又显得苍白无力。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讲过：“虽然关系投资者也许会有极好的技巧来假装真诚，正如巧言令色之辈所获得的成功，但得到反馈者真正的认可，以及警惕到多数不真诚的情况，限制了社会生活中算计的工具性能发挥的范围（Granovetter，2002：37）。”
日常生活往往与社会理论的世界完全相反，经济与社会的，或工具性与自有性的混合活动经常发生。比如，人们去参加宴会大多只是纯粹为了好玩，但在宴会中却可能有机会得到工作的信息（Granovetter，1995）。劳动力市场与周末社交活动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他们的交叉也不依赖于个人的行动。这种交叉的动态发展将是第六章的主要议题。这些制度安排如何交互穿透，将对人们何时会在社会场景中有一个混合且多重的动机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制度安排的相互穿透显示出，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活动同时发生，甚至是不可避免地同时发生，之所以特别有趣，不仅是因为它复杂化了个人行为的解释，它还产生了超出个人层次的结果，尤其是非经济性活动会影响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成本与技术。比如，文化中贪腐盛行会拉高货物与服务生产的经济性成本。这种情况常被轻蔑地称为“寻租”（Krueger，1974）。但另一面是，当行动者追求经济目的时使用了非经济的制度，而成本很低甚至是顺道带来的却使经济性成本得以降低。因此当老板通过社会网找员工时，他们不需要——也可能根本不能——花资源去创造亲友的信任感和义务感，使之相互帮忙以找到最适配的员工。这样的信任感与义务感来自亲族制度、朋友制度所形塑的社会形态，任何经济效率只是人们在追求社交性、他人认可与社会地位时不经意间得到的副产品。利用社会网做招聘时，老板善用他拥有权力的优势地位，从而创造了一个将人的经济与社会行动纠结在一起的情境。因此，把这样的混合性活动当作孤立个体与孤立情境中的作为，无疑是极大的误导。
我将在本书的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中，以及在下一册讨论“贪腐”时再重新对这些议题细细道来。
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会建构出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与论述，以勾勒出最重要的概念工具以及对经济在其社会情境中的解释展开相关讨论。第二章展开了一些有关于规范、道德经济以及文化的论述，关于这些因素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的激烈争论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分析策略。第三章会陈述这样的讨论与回顾，同时也将评论大量的与经济中信任问题有关的文献。第四章会思考在经济过程中权力的作用。第五章与第六章将整合这些概念于动态架构中，解释一些社会制度如何冲撞并形塑经济行动的重要案例。这些章节设定了阶段性工作，以备我在以后各个经验案例的章节中做出更细致的分析，并展示从这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工具如何能显示现实案例中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