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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说文》所述的文字组织法，对于“六书”的概略，固可察知一二；然而古来议论纷杂，不一其说，直到今日，尚无确定的成说。现在我们仅就其大体申说之。
“六书”的顺序，根据《说文》的序言，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若根据班固之说，则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很多人以为文字的创始为象形，其次指事。但这里是以《说文》之说为根据的。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指事文字，例如“
”“
”为篆文“上”“下”的字，依其放置短一画长一画的“上”与“下”，视之而识其为“上”“下”，察之而见其为“上”“下”之意。与这指事相似的文字，为象形、会意二种文字。不过象形是对于一物而象其形，其字形开始便有一定；指事则指无形的事，其字形始无一定；这是两者最大区别的所在。至指事与会意的区别：独立而成一体的为“文”，合二体而成的为“字”，已经详说于前。今由于会意属“字”，指事属“文”，则对两者的区别，也可判明无疑了。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象形文字，是描写某物而象其形，自其形式屈曲来说，好似最简单的图画。“日”“月”的文字为“
”“
”，“
”象太阳，其中的一点，传说是曾现鸟形栖于太阳之中；“
”象弦月，其中的二点，是表现月中的阴影。又“
”为“云”，是从雨从云，云为回形的；“
”为“山”字，表示有石高出之形。其他若
（水）、
（草）、
（木）、
（鸟）、
（马）、
（鱼）等直接描写其物自身形式的文字，多得难以尽举。这是我国文字的特色，也是我国文字的根源，在字典上首的字，大抵属于这象形文字。
以上二种为文，是产生字的源泉。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形声文字，系取指事、象形的事物，加写出其声音，而结合成为一种文字。例如“江”“河”二字，由水的旁取象形，由水的声取“工”“可”。这种文字，占居我国文字十分之八以上的多数。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会意文字，即于自然中能够会得其意义。例如合成“戈”与“止”二字的意义而为“武”字，合成“人”与“言”二字的意义而为“信”字。又如合成“鸟”与“口”二字，自然表现鸟“鸣”的意义；比合“木”字两个，成为多“木”并立，自然表现“林”的意义，皆其显著的例子。
以上二种为“字”，系由“文”孳乳而成的。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转注文字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说。现依段玉裁的“互训”说，稍为解释一下：转注是文字与文字互合的解释，恰似由水的彼方来注明此方一样。转注与假借为文字的使用法，之前说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则为文字的构造法。
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譬如《尔雅》为训诂的书，在其说“始”的条文，如“初”“首”“肇”等字，多不胜举，但这么多的字，均由“始”字而生同样的意义。由此推考，则“考”与“老”同属年老的意义，老而考，考而老，实是互相解释的文字。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假借全为音符的文字，依同一的声音，而化字于无形事物。如“令长”的“令”，为“命令”的“令”，但对发出命令的人，假借而为“县令”等的“令”；“长”为久远的意义，但对长居人上的人，假借而为“村长”等的“长”。又其描写物的音响或鸟的鸣声，假借的字也很多，如伐木“丁丁”、车声“辚辚”、黄鸟“喈喈”。此外写外国语时，常须使用这假借。
“六书”的略解，暂就于此告一段落。要之，《说文》是一难解的书，为文字学的大宗，非用十分的研究不为功。迨至清朝，趋向汉学勃兴的气运，《说文》的研究家辈出，就中戴震（东原）氏与其门生段玉裁，以一生的心血，注成《说文解字》十五卷，对于斯界得有《说文解字注》三十卷。其他关于《说文》的著作，尚多出现，而大抵本著述者（许慎）自身的学问，依其文字组织起来，其抽字的方法虽妙，而实用上颇感困难。后有黎永椿的《说文通检》出世，始稍得解除其困难。
我国文字由《说文》的时代，已呈混乱变化的倾向，曾几何时，今体的字体产生了。但在南北朝时代，文字极端纷乱，试从颜之推《家训》来考察，如其写“惡”字为“悪”，写“鼓”字为“皷”，写“亂”字为“乱”，已很普遍化了。至唐始以今日的楷书为通用文字，由是文字复归统一。不过这时对天子的讳，深禁不用，故改文字之风仍盛。今日尚有写“虎”字为“乕”的人，这便是由唐朝先祖有名“虎”者，故避讳而改写为“乕”字。
我国除上所述的文字以外，没有其他的文字；有之则为宋时割据中原之辽的文字，即契丹文字，或者金的女真文字，元的蒙古文字，清的满洲文字。但是这种文字，因不能代表任何时代全国通行的文字，故无列入的必要与价值。
以上仅主在文字的形方面，而文字除形以外，尚有音与训的问题。不过音方面的音韵学，训方面的训诂学，已成专门的学问，姑且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