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周代以前，没有纸笔，印版亦未发明，所有书籍的写字，乃击破细小的竹木尖端，使含漆而书于板上，或用小刀刻字在竹简上，用韦革缀拢连起，再于中入心而合成卷，以便保存，这便是今日称书籍为“卷”或“篇”的由来。但这韦革的连缀，常易断绝的，所谓“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是这个道理。后来亦有写在帛上的书，试一考察“名垂竹帛”的话，便可充分明了了。至秦始皇时代，开始流行刻文字于石上。至木版刻字印于纸上的方法，迟迟未为发明，则由当时盛行口传学问，所谓版行的事，尚无其大的需要。但至秦始皇时，蒙恬始作笔；在后汉末叶，蔡伦煮溶树肤、麻头、敝布、鱼网等类，发明制纸方法；又魏晋时已制墨丸及胶墨，如是笔写书籍，大形便利，纸墨已有长足的进步，竟废竹帛而不用了。惟在隋前的书籍，尚属于写本，没有印刷的。据明陆深的《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也。”可知印书之术，盖到隋后才有。

迨到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二月，历任五代宰相的冯道，始奏命判国子监田敏，将“九经”印行出售，是为监本。所谓“监本”，系指国子监印刷的官版书籍而言。其后历朝沿其故事而设立：宋朝称监，辽称秘书监，金称宏文院，元称编修所，另有秘书监、兴文监和艺文监等。而明则称南北监与经厂，清则称武英殿与古香斋，故清的监本，特有“殿本”或“殿版”之称；然其为御府所印刻，则无不同。又官本，据《中兴馆阁续录》：“秘书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其所在各版行……”则知其始于宋朝中叶。金时立经籍所，于平阳刊行经籍。元时官本，其在河北，则依金之旧，设局平阳；其在河南，则设于杭州、绍兴、平江、信州、抚州诸处，刻书甚多。明时，则自南北两京起以至各地方，盛行雕刻，凡官司到任者，必刻新书数卷以为例，其有数年任满不刻一书而去者，则众目为俗吏；其他官署、学校、书院均争刻书，各藩王之校刊古籍者亦多。清时，则在各地设官书局，刊行甚众。

而家塾自刻书籍，则王明清《挥尘录》说：“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版，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是时其书遍海内。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可见私家刻本是始于五代之末，其后相继出现。

至于出版书籍的贩卖，则创始于唐末建安余氏。而宋时镂版的地方，在吴、越、闽三处，以杭州越版为上，福建麻沙版最下，其他蜀本亦有名。金元两朝，官设的书籍多在平水，故坊肆一时群聚于此；惟吴、越、闽的书，仍不减于宋朝。明时则燕京、金陵、阊阖、临安，为书籍四大集散地；而吴会、金陵，最擅名于文献，刻本甚多，钜册繁聚。

书籍的印刻，既然如此盛兴，则大需求活版的发明了。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说：“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即字平如砥。”由此可知活版确系创始于宋仁宗时，惟据胡元瑞的《少室山房笔丛》，则谓从无有以药泥为之者，乃用木作活字；又元王祯亦传易以木字一事，陆深则记为铅字，其沿革不得而详。及至明朝，乃始用铜活字，以无锡的兰雪堂华氏、桂坡馆安氏等特著。清朝使用铜活字尤盛，如《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即以铜活印成的。可惜这种铜活字，不久为政府铸钱的关系，概行镕销了，现在已很难看见其陈迹，诚为可叹的一回事呢！而清高宗时，武英殿的聚珍板，实以枣木活字而印刷者；他若《四库全书》十几万卷的书籍，亦系以木活印刷成功。

至欧洲各国在十五世纪以前，尚未发明木版的印书；竟至十五世纪初年，哈尔兰人珂司忒尔始发明木版印刻方法；到了一四三六年，曼慈人约翰·古田伯儿始发明金属活字，从一四五〇年后，才用活字印书；继而斯屈拉司布尔格人拍迭儿雪或儿，又发明活字的铸造，在一四六二年后，遂见用于欧洲各国。

我们从历史上的观察可见，印刷术的发明，是以我国为最早，木板印刻约早欧洲八百年，活字印刷约早四百年。而我国最近的印刷事业，反退后而让他人前进，不能永保优胜地位，真令人言之痛心无穷了！

至距今三四十年前，由西洋传入石版印术，甚为流行，对于书籍的装印出售，粗见兴盛，可用很廉的价格，购读珍贵的古书；惟体裁尚未臻于至善之域，敢望书业同人，加以改进是幸！ 0MlLGzBSYvcBg0uJ3vJmT9QFyBkgGVGuIOQhphMuglf+8Llp/9eP1FPgwbfNRT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