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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是指起源于肝实质细胞或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癌肿而言，以中壮年男性发病率较高。临床表现主要为肝区间歇性或持续性疼痛、上腹胀满、食欲减退、上腹部肿块呈进行性肿大，全身症状有消瘦、乏力、发热、腹泻、黄疸等。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脏结节破裂出血、继发感染、腹水是其常见的并发症。本病属于中医学中的“癥积”“臌胀”“肝积”范畴。其发病多为肝气不疏、瘀血、水湿、热毒、脾气不足及肝阴肾阴亏虚等病因病机所致。在临床中，常选用疏肝行气药、活血化瘀药、利水渗湿药、清热解毒药、健脾益气药、滋补肝阴药、滋补肾阴药等相关的中药予以治疗。
续表
续表
疏肝行气药+活血化瘀药±通经活络药±攻毒药
利水渗湿药+清热解毒药±活血化瘀药±攻毒药±通经活络药
健脾益气药+利水渗湿药（峻下逐水药）±活血化瘀药±通经活络药
滋补肝阴药+滋补肾阴药（补益肾阳药）±养血药±清热解毒药
无需辨证+抗癌药+软坚散结药 肝区疼痛+止痛药
原发性肝癌数月，右胁部胀痛，胸闷不舒，善太息，右胁下肿块，胁痛引背，拒按，入夜更甚，食欲不振，时有腹泻，乏力，舌质紫黯有瘀斑，舌苔薄腻，脉弦涩。此为肝气郁结，兼夹血瘀所致原发性肝癌肝郁血瘀证型。组方应主用疏肝行气药、活血化瘀药，佐以通经活络药、攻毒药，轻遣抗癌药、软坚散结药、止痛药。
柴胡 9g，八月札 9g，香附 9g，郁金 9g，三棱 9g，莪术 9g，丹参 9g，三七9g，蜈蚣3条，全蝎3g，蟾蜍6g，白花蛇舌草30g，半枝莲12g，鳖甲30g，延胡索9g，甘草6g。水煎服。
就原发性肝癌的病因学而论，以下4种因素与其发病有关：①与肝炎病毒关系密切。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往往慢性化。急性感染患者约有5%～20%可转化为慢性，易致慢性肝损害，引起肝硬化。先出现肝细胞坏死，然后有纤维间隔和肝细胞再生结节形成，在反复的肝细胞损害和再生的过程中，肝细胞可发生癌变。②与化学物质有关。国内外研究均认为原发性肝癌的发生与黄曲霉毒素有关，食用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也是诱发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③与长时间饮酒、吸烟以及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有关。④与遗传因素有关。但目前对遗传因素致发原发性肝癌的看法尚不一致，多数资料认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家族中肝病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西医对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主要采用手术、化疗、放疗、介入治疗、免疫疗法，疗效均不肯定。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原发性肝癌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临床疗效逐渐提高，可以相信，随着中医事业不断发展，中医中药在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原发性肝癌一病中，疏肝行气药有两种应用形式：一是作为主用药物而用。多用于治疗肝郁血瘀证型的临证组方，常与活血化瘀药等组成方剂的框架。二是作为佐用药物而用。因为原发性肝癌病位在肝，肝气郁结是其发病起始的病理改变，而且贯穿于原发性肝癌的整个病程，相应，疏肝行气药的应用亦应贯穿于原发性肝癌的整个治疗过程，即作为佐用药物在其各种证型的治疗处方中加用之，常能提高所用方剂的临床疗效。
瘀血是构成原发性肝癌癌肿最基本的病邪。正如清代名医王清任所说：“坚硬成块，皆血瘀凝结而成。”所以有癌肿就有瘀血存在。癌肿广泛地存在于原发性肝癌的各种证型之中，因此其各种证型的治疗处方中也就皆应该使用活血化瘀药，只不过是根据证情或予重用或予轻遣罢了。如治疗原发性肝癌初期的肝郁血瘀证型，因为瘀血是其主要的病理改变，其时正气尚壮，可任攻伐，应重用活血化瘀药以消解癌肿，或有建功之机。但治疗原发性肝癌晚期的肝肾阴虚证型，其时元气已大损，恶病质相继出现，疾病时时有衰脱之危，又不任攻伐，用药不应以消除癌肿作为主要目的，则活血化瘀药应以轻遣为宜。也有学者主张肿瘤晚期尽量不用活血化瘀药，以防动血耗血伤正，而且有导致癌细胞转移之弊。如华良才：“恶性肿瘤晚期，原发肿瘤溃烂出血，有颅内或内脏器官转移，范围广泛，正气已虚，甚至气血衰败，阴精涸竭（相当于恶病质）。此时需采取扶正抑癌之补法，禁用活血化瘀之品，以防肿瘤进一步扩散转移，动血耗血。”可参。
利水渗湿药除主治湿热聚毒证型和脾虚湿困证型，还有一项应用途径亦不应被忽略，即作为组方的主用药物以治原发性肝癌腹水。其方剂的组成常以利水渗湿药与疏肝行气药、健脾益气药等配伍为用。如现代学者于尔辛治疗肝癌腹水，主张忌用峻泻之剂，如舟车丸等。认为肝癌腹水系虚损大病所致，峻泻虽取快一时，但腹水迅即生长，愈泻益甚，反致体质日亏，形瘦骨立，腹大如鼓。峻泻则使虚更虚，仿罗天益治腹水法，以健脾益胃、渗泄水湿为主，用加味四君子，参以理气渗湿之木香、大腹皮、车前子、乌药等，使脾运得健，气道通畅，水湿渐消。强调治肝癌腹水用渗湿之药时，必予理气，未见不予理气而得效者。临床体会，如果经用利水渗湿药腹水仍不能消除，就应该在利水渗湿药的基础上辅助以峻下逐水药，其应用的注意事项与肝硬化一病相同，可参考而用之，在此不作赘述。
清热解毒药主治湿热聚毒证型，常与利水渗湿药等组成临证处方的框架。由于邪郁日久皆能化热，所以不论原发性肝癌的任何证型，只要临床表现出现发热口渴，溲赤便秘，舌质红，舌苔黄，脉数等热毒征象，即应在其辨证施治的处方中参入适量的清热解毒药。临床经验，即使所治证型并无热毒征象，也可以在所用的方剂中轻遣清热解毒之品，具有未病先防，预防性用药的意义。
无毒不成癌。一般的瘀、湿、热等病邪皆能致生很多疾病，而其所以又能生成癌症一病，乃是由于上述诸邪邪势强盛，且留滞日久，进而化生出“毒”。《中医阶梯选药法》所谓：“邪甚则为毒。”《不居集》所谓：“留滞则为毒。”致使其瘀为瘀毒，湿为湿毒，热为热毒，毒聚而成癌。综上可知，在原发性肝癌一病中“毒”的存在是必然的，其治疗亦应对攻毒药予以相应的重视。就常规而言，攻毒药的应用有如下特点：①攻毒药的应用应该建立在诸如活血化瘀、利水渗湿、清热解毒等药物的基础之上，乃从治病求本之义。②多用于实证，少用于虚证。以攻毒药药力峻猛，正气亏虚者不任攻伐也。③在用药的数量上以1～2味为宜；在用药的剂量上应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④不宜久用，以免蓄积中毒。
在诸多的补益药中，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类药物：①健脾益气药：健脾益气药主治脾虚湿困证型，常与利水渗湿药等组成临证处方的框架。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其他各种证型，若临床表现出现气虚征象，如气短乏力，饮食大减，肌肤消瘦，脉细弱等，也必须在其辨证施治的处方中加用健脾益气药以健后天之本，致饮食增加，气血生化有源，然后“养正积自除”。又，如果临证处方中较大量的使用了诸如活血化瘀、攻毒等具有峻猛之性的药物，应同时佐用适量的健脾益气之品以顾护脾胃，使其峻猛之性，免伤脾胃正气，导致不良后果。正如《罗氏会约医镜》所说：“东垣五积诸方，皆有人参赞助，如专用克削，脾胃愈虚，不能运行，积安得去乎！”《医方十种汇编·药性摘录》亦认为：“荆三棱苦平，大破肝经血分之气。治血瘀气积，疮硬食停，老块坚积，须和以补气健脾之药，不可专用。”可资借鉴。②滋补肾阴药：就临床所见，很多癌症晚期之肾虚常以肾阴虚为主。正如《实用中医内科学·积聚》认为：“正虚是发生积证的内在因素，而积证形成以后，也会导致人体气血阴阳的亏虚。在积证中晚期，尤以气虚、阴虚为多见。”原发性肝癌晚期之肾虚亦复如是，所以其证候多见肝肾阴虚证型，这是本篇补肾主用滋补肾阴药而辅助以补益肾阳药的原理所在。以上补益脾肾以及尚未论及的滋补肝阴和养血等药物均属扶正疗法，这种中医的扶正疗法已为西医逐步接受，可以说是西医最先肯定的一部分。研究证实，中药的扶正作用，可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减轻放疗和化疗的副作用，保护骨髓，提高造血功能，增强消化吸收功能，对于延长晚期癌症病人的生存时间，甚至在预防癌症、防止癌症复发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治疗原发性肝癌亦应予以重视。
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在古代文献中早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在导致肿瘤的病因病理方面，认为与邪毒蕴热、血瘀气滞、痰湿结聚，以及人体正气不足、正不胜邪有密切的关系，故治疗肿瘤的药物也多分散在清热解毒、活血祛瘀、化痰散结、攻毒消坚等类药物中。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1978年版《中药学》，最早提出了抗癌药的独立分类。用药如下：长春花、喜树、莪术、农吉利、山慈菇、露蜂房、斑蝥、马钱子、硇砂、黄独、九节茶、白英、蛇莓、龙葵、天葵、白花蛇舌草、藤梨根、半枝莲。其后很多学者沿袭而用，如《35种内科病中医辨治方法与误治分析·原发性肝癌》：“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在辨证用药的同时，还应根据病情加用经动物实验和临床验证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如半枝莲、肿节风、水红花子、猪苓、茯苓、八月札、鳖甲、穿山甲、虎杖、三棱等。”本篇综合诸多有关文献的报道，择其常用之品，集而合之为抗癌药，实非独创者。
纵观临证组方框架，有4种药物的应用原理需要说明：①活血化瘀药和攻毒药：原发性肝癌所有证型的病理改变中皆存在瘀血、癌毒为患，但因为活血化瘀药和攻毒药药性猛烈，实证正气尚壮，可任攻伐，而虚证多见于病之晚期，正气已然大伤，不任攻伐，如若用之，得不偿失。正如现代学者赵新广等认为：“肝癌晚期由于癌肿大损元气，嗜耗精血，贫血、恶病质相继出现，疾病时时有衰脱之危，此时治疗不应将癌肿的消除作为主要目标，宜滋阴补肾，养血柔肝，扶助正气，希冀正旺以抗邪御邪，尽可能缓解病痛，带癌瘤延长寿命。”所以在肝郁血瘀、湿热聚毒两种实证证型的用方框架中佐用了活血化瘀药和攻毒药，而在肝肾阴虚虚证证型的用方框架中没有佐用之。脾虚湿困属于虚实夹杂证型，所以只佐用了活血化瘀药而没有佐用攻毒药。②抗癌药和软坚散结药：由于二药药性较为平和，适用于原发性肝癌所有证型的证情，所以可以无需辨证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