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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医学史的领域十分广阔，不仅囊括了医学的各门学科，而且还涉及丰富多彩的人类医疗卫生活动。医学史是思想的历史，人类历史上生命观、死亡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更替，东西方医学理论的变迁，勾勒出人类思想演化的轨迹；医学史是事件的历史，从古老的钻颅术到现代的腔镜外科，从器官病变的定位到病原微生物的发现，从显微镜、血压计到CT和基因诊断，医学技术的发展为防治疾病、促进健康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医学史是人物的历史，伟大的医学先驱者们以自己的智慧、经验甚至生命奉献给人类健康和完美，激励年轻一代在探索生命和疾病奥秘的道路上攀登。年轻一代可以从先辈积累的知识源泉中汲取精华，从遥远年代智者的教诲中唤起思想的共鸣。当然，医学史并非仅在于列举发现和成就的清单，也不只是为古今中外医学英雄所做的列传。医学史应当超越简单地讲述医学故事的局限，应当分析医学与科学发展的前景、人类对医学的期望、医疗保健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使人们通过学习和了解医学史对医学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医学史有多种分类方法，医学通史（如：世界医学史）、国别史（如：中国医学史）、断代史（如：20世纪医学史）、专科史（如：免疫学史、外科史）、地方史志（如：北京卫生志、青岛卫生志）、社会史、思想史、疾病史等。一般来说，可将医学史分为医学综合史和医学专门史两大类。医学综合史是对医学的演化历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包括医学通史、国家医学史、地区医学史、民族医学史、断代医学史等。医学专门史则是对医学的某一分支、某一部分的历史研究。专门史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如医学的各分支学科史、疾病史、医疗技术史、医学交流史等。此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交叉性研究，如疾病社会史、医学思想史、医学文化史等。
医学史对于医护人员掌握具体的临床技能和实验室技术似乎没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是它可以启迪我们去思考医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著名医学人物的思想，评说医学进步的意义，评价医学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对医学的要求，学会独立思考，拥有批判精神，这是学习医学史的核心所在。
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因此历史不仅仅是研究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历史的现实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年轻学科，历史学对现实的意义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医学史也不例外。
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现象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朴素的自然观念。当试图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医疗经验时，于是产生了 “医学”。在西方古代有希波克拉底提出的 “四体液学说”，在中国有 “阴阳五行学说”，在印度有 “地、水、火、风”四大学说。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神学渗透到一切领域，医学掌握在僧侣手中。他们为人治病，替病人祈祷，呈现出僧侣医学的特征。这种笼罩在宗教神学之下的医学陷入停滞状态。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先后建立了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等学科。随着诊断技术的进步，临床医学发展起来。20世纪抗生素的应用和外科手术的发展，使人类迎来医学的新时代。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影响人类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因素。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了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21世纪医学将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更加趋于完善，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将会成为新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
医学史是医学生必须学习的一门知识，这种观点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医学家的广泛重视。现在欧美各国的医学院校都设有医学史教学与研究机构。俄罗斯多数医学院校，也将医学史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中。
解剖学是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基础。从解剖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古罗马医学家盖仑曾被尊为解剖学权威，他的解剖学经验主要是基于动物解剖的结果，应用到人体中难免发生许多错误。但由于盖仑的权威学术地位，使他的解剖学结论在千余年的历史中没有被改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来临，意大利科学巨匠达·芬奇完成了从艺术到解剖的追求。在对盖仑的经验进行继承和对其谬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达·芬奇进行了人体解剖研究，使人体解剖向前迈进。直到16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出现，才从根本上否定了盖仑的错误，通过人体解剖学实践，终于建立起真正的人体解剖学。
学习历史是提高人生修养的最佳途径之一。对医护人员和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学习医学史是培养道德情操的最佳手段。学习医学前辈的高尚品德，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提高自身修养。
医学史教育不仅是普及医学发展的知识，也是宣扬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医学史的桥梁作用日益凸现，不仅成为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的桥梁，也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纽带。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提倡素质教育，医学史成为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德国柏林大学胡费兰德（Hufeland）教授曾说过： “医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要追求名誉和个人利益，而要用忘我的工作去救活别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应怀有其他目的。”这充分体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选择了医学就等于选择了奉献。不仅是医生需要奉献，医护人员要有为病人做奉献的精神，要让病人感觉到 “美”，这种美不仅指形象的美，还包括谈吐、举止、发自内心的微笑，这是医护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中西医学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因此要分析中西医问题必须从历史讲起。在明朝末年，也即17世纪中叶西医传入我国，其中罗雅谷（Giacomoho）作 《人身图说》，邓玉函（Tean Terreny）作 《人身说概》，因为明朝很快就灭亡了，所以影响不大。也因为仅仅是解剖学著作。清朝康熙年间，17世纪末叶，巴多明（Domimgue Parrerun）作 《人体解剖学》满文版），全名 《钦定格体全录》，由于太医的反对，没有出中文版，所以影响也不大。1840年之前虽然已有西洋医学的传入，但影响都不大，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西医学自身的幼稚。16世纪的西医是解剖学发展的时期，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生理学开始了一个兴旺的时期，18世纪主要的成就是病理解剖学和普及牛痘。病理解剖学就是找病灶的学问，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但当时西医还没有建立细胞学和细菌学，其临床治疗方法更是无法和中医比。19世纪西医的诊断学逐渐发达起来。1840年西医传入中国时，细菌学尚未建立，细胞病理学刚刚建立，所以这时西医的内科、外科全不行。西医内科治疗真正兴起于20世纪，尤其是有了维生素、磺胺、抗生素之后，这才赶上了中医内科的治疗。然而中医是从阴阳五行论疾病，用哲学名词概括中医理论，所以有些概念就显得模糊。我们知道，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方法的科学，拿这种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来代替具体的医学，所以就有些含糊不清。由于不能解剖，就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外部观察和研究，这是中医的优点。用实验的方法不能揭示的病理现象，可以被观察概括出来，中医的这种长处是西医至今所不能完全代替的。
在讨论中西医问题的时候，应该坚持两个最基本的观点。第一是发展的观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永远没有止境。人对人体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观点。第二，必须承认目前的医学，包括生命科学还是很落后的，比起其他的自然科学来说，人对人体自身的认识还是很幼稚的。根据这两个基本观点，我们再看中西医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承认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高级的阶段，西医也是这样。比如说现在的西医是按照脏器分类疾病，但再过数百年之后是否还会按脏器分类呢？由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发展，现在我们所说的许多脏器的疾病，只不过是病灶，是疾病发展的结果，是病变在脏器局部的表现，而不是病因和疾病的主体变化。现在的医学正向着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方向发展，这不是空洞的哲学概括，从目前各个医学新兴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所以未来的疾病治疗，也许不是治疗某个病灶，而是修复身体内发生改变的基因，治疗更具个体化，更有预见性。在这种高水平的治疗学来临之前，传统中医学能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中医不只是为了向过去看，而是为了向前看。我们决不能用一种不变的眼光、静止的观点来看医学，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
在目前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支与中医、西医并列的医疗卫生力量。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西医结合方针逐步确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研、医疗、教育机构不断增多，相继取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对世界医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系统回顾中西医结合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的年轮，西方医学的大量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医学一统中国的格局，中西医学的碰撞、交流与互补，形成了中国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中西两种异质医学体系的交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学者，先后提出了 “废止中医”、“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等多种不同的主张，形成了长期而激烈的学术争鸣，争鸣的焦点在于面对西医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应当对中国传统医学采取怎样的态度。
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学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遭到了日趋激烈的批判。一些西医界人士以西医学为标准力斥中医学之 “短”，提出了 “废止中医”的错误主张，企图通过政府立法消灭中医于一旦。中医界人士奋起抗争，为维护传统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界反废止、图生存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废止中医派的论战中所反映的学术观点及关于中医发展前途的认识却各不相同。“中西医汇通”和 “中医科学化”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主张，这两种主张影响深远，在中西医结合方针确立之前，成为指导中国中、西医学发展的主要思想。
“中西医汇通派”是在西医的传入和发展使中医学和中医界面临严峻挑战和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学术流派，其主张两种医学相通互补。中西医汇通派的方向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其融洽中西、创立统一的新医学的思想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所传承、改革和发展。然而，在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中医学术的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缺少兼通中西医的饱学之士。与其说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医学体系，毋宁说是他们为中医学的存续寻求一种合乎时宜的手段和途径。
现代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者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中，建立新的中医学，即站在两种医学之上，用现代科学即实证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互交叉和融合。“中西医结合”对 “中西医汇通”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发展是主要的，是一种质的飞跃。
继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科技界著名学者又发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 “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就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医的主张。主张 “中医科学化”的学者虽然充分肯定了传统中医学的经验，但对中医学理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团结”和 “中医科学化”成为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酝酿形成的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虽然 “中西医结合”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建立中国新医药学所运用的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与 “中医科学化”所提倡的 “科学方法”同属于实证科学范畴，但是在对于中医学理论的态度方面，“中西医结合”却是对 “中医科学化”的直接否定。科学史同其他门类的历史学一样总是在辩证的否定中逐步前进的，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