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医学哲学的研究立足于生死、疾苦、健康、救疗、预防、康复这些独特的人类生命境遇,必然有一些基于这些生命境遇的认知基线,构成医学哲学的核心观点、基本原则。
生命多样性不同于生物多样性,它要揭示的真理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唯一,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于他者的指纹、基因图谱、脑象图、心理特征、行为偏好、灵性觉知,所以,信奉普遍性原则的现代医学必须学会谦卑、敬畏,在许多认知与诊疗场合尊重疾病的个别性,外科大夫要知道,有些阑尾炎患者的阑尾长在左边,甚至还有全反位的解剖镜像。内科大夫也不要把感冒药 “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大人吃两片,小孩子吃一片”的医嘱滥用。每一个患者需要量身定制一个诊疗方案,而非照着指南画葫芦,千人一药,万人一术。
接受生命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并不难,在现代诊疗装备面前仍然接纳生命的神圣感,继而接纳医学的神圣感却不容易。什么是神圣?那就是基于生命多样性、丰富性的神秘、神奇、神灵、神通,圣洁、圣明。坚信在生命的深处有一个不可抵达的黑洞(无知之幕),人类必须保持谦恭、虚怀若谷。唯有保持这份神圣感,才不会在现代技术的催化下过度膨胀,才会在医学探索中、诊疗实践中永葆敬畏、悲悯、共情、关怀。
人类疾苦既是镜像,更是境遇(遭遇),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亲历性、体验性、默会性,而疾苦体验常常因人而异,且不被理化检测所捕获,表现得既不可测(无法检测出阳性指征),痛苦就无法显影,也不可言说(词不尽意),多以 “难受”之类的模糊语言来形容,他者的洞悉无法代替主体咀嚼(煎熬、折磨),因此,对于苦难仅有同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共情(入情,同理心),对于苦难个体而言,仅有肉身的穿越(其间)是不够的,还需要哲学与宗教(精神)的超越(其上),才能实现拯救和救赎。
它包含了诊疗局面的复杂(混沌)性、生死的偶然性,医患之间的主客间性,临床干预的双向性,医学认知的无限延展性,生命永远存在一个不可知的盲点,真理的彼岸不可终极抵达,也就是说疾病也不会在医学探索和技术拷打面前吐露全部秘密,医学总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全善。这份生命觉悟是敬畏之心的理论基石。
奥斯勒认定医学具有 “科学-艺术”的二元性,康德就将艺术判断力看作超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认知形态,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鼻祖,但其晚年的体悟却是 “艺术即经验”。在炉火纯青的艺术境遇中,没有绝对的主客两分,主体性囊括了客体性。其实,任何临床操作都不是机械重复的工艺流程,而是 “心摹-手追”的手艺活,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一台手术都是初相逢,都形同初恋,因此,手术大师每每追求 “心手合一”、 “出神入化”的境界,在这里,直觉、灵感、悟性才是成功的引擎。高明的中医大夫(意匠)也会在临床中追求 “医者意(艺)也”(主客一体的意境)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