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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则害，承乃制”，语出《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张介宾注曰：“亢者，盛之极也。制者，因其极而抑之也。盖阴阳五行之道，亢极则乖，而强弱相残矣。故凡有偏盛，则必有偏衰，使强无所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日甚。所以亢而过甚，则害乎所胜，而承其下者，必从而制之。”五行气运的亢害承制，是自然界力图维持平衡的自稳调节现象，机体也需要与外在环境一样通过自我调节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生理活动。正如《医碥》曰：“不足欲其生，太过欲其克。故木疏土而脾滞以行，金得火而肺寒以解，肾得脾之健运而水无泛滥之虞，肝得金之敛抑而木无疏散之患……此平人之无病，实由五脏互相克制，故不致偏胜为灾，即《经》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经》言：“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可谓一亢则一制，制后随之以生，由生而化，由微而著，更相承袭。当这种规律受到克贼之邪的侵扰，则又成为疾病。
程门雪先生在其著作《藏心方》中详细阐述了亢害承制规律在临床辨证论治中的重要性。“亢则害，承乃制”（《素问·六微旨大论》）二语，为五脏平衡的要旨，对治疗方法极有启发作用，历来医家皆重视之。据《金匮》《难经》《医经溯洄集》诸书之意，都是以肝脾二脏为例。肝旺当传脾，即为“亢则害”。但肝旺则生心，心旺则能生脾，于是脾旺则不受传而不病，另一方面脾旺又能生肺，肺旺则能制肝，肝受制则不能传脾，终于得到相对平衡而不病，这是“承乃制”。后一句既有《五十三难》“间脏者生”（谓肝病传脾，得心旺间介其中而不病）的生理机制，又有《金匮》“肝病传脾，当先实脾”和《八十一难》“假令肝实而肺虚，金木当更相平，当知金平木”的两种治疗方法，意义大约如此。在解释《千金翼方》温肾汤时，认为此方证“小便自利，无脚膝肿，病在腰中，故专于煖土胜湿，此则有下焦证，故除甘、术守中之品，而加桂、泽温肾利水也。一加一减，在肾之外府，不在肾之中藏，故不用温肾散寒，而用煖土生水。外府、中藏之解亦牵强，其辞非正确也。余新近乃得之，盖本之《内经》‘先其所因，伏其所主’法也。肾之所主，脾也。五脏各有相生相制者，制则生化。肾主水而受制于脾土，是脾乃肾脏生化之主，故曰肾合骨，其荣发，其主脾也。太过相克者病；不及不能相制者亦病。肾着，水之壅留，正脾土失其相制所致，故用其所主法，不治肾而治脾也。又所受病之因，为劳汗出后伤于冷湿，故以煖土辛温之味治之。‘伏其所主，先其所因’，都已顾到，《经》又云亢害承制，水之有余，土之不足，煖土胜水为必然矣。仲师撰用《内经》之妙，正可于此证。云其神验之功，岂疏粗者所能体会耶？历来注解诸家均未阐明此理，余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又王肯堂谓肝木乃脾土之用，即补脾，方中必佐以防风、柴胡等肝药以疏土气，其效乃宏。说出星命诸书，余初是其法，而嫌其说不典，今乃知亦是所主之故与此正同，故不必多引异说也，数典忘祖，待如肯堂亦千虑一失，然其言固堪作证也，比之尤氏外府中藏之遁辞为高明多矣”。
心合脉，其荣色，其主肾，水制火也；肝合筋，其荣爪，其主肺，金制木也；脾合肉，其荣唇，其主肝，木制土也；肺合皮，其荣毛，其主心，火制金也；肾合骨，其荣发，其主脾，土制水也。五脏各有相生相克，制则生化，此乃至要之诀，勿但讲相生之益、相制之害也。普通言生克者，只知注重助生抑制，而不知相制正所以相成之理，其相制也，实天然之化裁也。藏体之病，深而难治，此点所关，故极巨矣。其主之“主”字，下得有力之至，读者乃以寻常例文视之，能知其妙者，寡矣。注释之文亦极佳，制则生化四字，包括无数法门，惜乎人能注意到此段原文者少 （《内经知要》不收此段文。陈修园纂要却收入而详注之，是其见识高处），而况注释之文乎？盖粗视之，以为不过说明所合所营及其相克之分派耳。此人人所晓者，无庸注意也；不知所合所荣，虽寻常所主，则极要紧，不但表明生克之数而已也，然不细注，注文故无从知之。今余引仲师此方以为准，则其理益张，以此推阐，中有无数法门在焉，其味益渊永矣。王肯堂氏用神之说亦即本此，唯以用神之名义称道之，反落邪乘，曷若本《内经》所主之论为堂皇耶。其不言及之者，殆为悟及此文之妙，但知肝脾二脏一端之奥，未及全体，是为无意巧合，非从根本得之也。《内经》非熟读深思，不及至妙之点，然在平常之中，学人其念之哉。
脏腑之间生理上互相取资的密切联系，病理上互相波殃的情况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病理现象临床上多见于某一脏病邪亢盛而传变迅猛，其他脏腑猝不及防而被殃及者。如肝木过于亢盛，除克伐脾土引起脾运失常外，尚可凌侮肺金，致肺火清肃失降；肝火亢盛，下汲肾水，即子病及母，致肾水不足，相火妄动；肝木亢盛，木火上炎，母病及子，致使心火亢而无制。另外，还有一种逆生克承制规律的病理变化者，即承制之脏亏乏，或受制之脏病邪较盛，承制不及，反被受制之脏邪气凌侮。如肝木不足不能克制脾土，或脾湿昌盛，均可引起土塞木郁之见证。根据此规律，临床应用常有三法。
一、祛除克贼以扶被克法：脏腑间相克太过，则成为克贼，治之当制其克而扶其被克。如抑木扶土法，即抑制过亢的风木之邪，以扶持脾土。常用之方如痛泻要方、左金丸等。肝虚则受金克，肝实则能克脾，即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脾土湿则肝木菀于土中，气陷不升，肝失条达。或为坠胀，或为寒热，或为脘痛。体虚甚者用小建中汤，木陷甚者用逍遥散或用六君子加吴萸、白芍。黄玉楸谓：“脾司左升，肝木随之而升。木陷之本，由于脾湿；脾湿之本，原于水寒。法用干姜、附子温水寒，茯苓、甘草燥脾湿，柴胡、桂枝升木陷，无论任何肝症，均以此法为依归。”
二、扶相承以胜相侮法：脏腑间生理相克，即《内经》称之为相承，反常的相承则出现病理的相侮，治之当扶被侮以胜其侮。如益木胜土法，土，指湿土之邪。益木胜土，实取风能胜湿之义。盖木有甲乙，胆为甲木，肝为乙木。土有阴阳，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脾失升举，肝木随之而不升，则为土湿木陷诸证，治以疏木培土；胃失降和，胆木亦因之而上逆，则为土逆木横诸症，治之以泄木和中。以肝脾左升不升而病者，宜于温升。故以柴胡、桂枝、白术、防风等为要药。又如风动由于木陷，木陷由于土湿，而土湿更由于肾阳不足，命火衰微，不能生土所致，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药如《近效》白术附子汤之类，以暖土御风，即补中也。轻则治标，重则图本。其症标在肝，本在肾，其中在脾。燥土疏风者，标中同治，治在肝脾；暖土御风者，中本同治，治在脾肾。再如金本克木，木火盛则心火亦盛，火反刑金。金能生水，金旺自能平木，水盛亦能胜火。药如沙参、石斛、麦冬、天冬、玉竹、桑叶、菊花、钩藤、石决之类。火炽者，再兼导赤，即《难经》制金平木法也。
三、隔二、隔三疗法：根据五行相生或相制关系制定的治法，称为隔一疗法；依据生与制联系的间接疗法，则可称隔二、隔三疗法。如《难经·七十五难》“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即寓隔二、隔三疗法之意。如木实泻火，是为隔一。如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乃虚则补母之法。火盛者，再合泻南补北法，加入清心之品，如黄连阿胶汤之意，虚实并治。虚者其体，故用壮水以补母；实者其用，故用清心以泻子，均隔一之治也。补水以泻火而使木平，是为隔二；再扶助肺金以生水制火，使木不亢盛，是为隔三，金能生水，金旺自能平木，水盛亦能胜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