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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酒是一种经过酿制及蒸馏后产生的酒精饮料，可怡情助兴，解忧去愁，振奋精神，并兼具保健功效，可舒筋活血，祛湿御寒，增进食欲。《黄帝内经·汤液醪醴论篇》有这样的记载：“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意思是，黄帝问当时的医官岐伯，上古人将酒作为汤药，现在却不用的原因；岐伯说，上古时人们病情轻微，只需将酒作为备用之药就行，中古时人们病情不太严重，用准备好的酒液治疗就可解决病患，可自近古以来，人们病情复杂而严重，须要结合其他药物共同治疗才行。由此可知，早至中上古时期，酒已成为治病祛疾的首选之药。无独有偶，东汉班固所撰写的《汉书·食货志》中更明确地将酒称为“百药之长”。这就为后世医者以“酒为药之长”奠定了理论基础。可在古时的医药文化里又有将酒称为“百毒之首”一说。一时间，“药”“毒”难分，这又是怎么回事？
酒，性温，味辛而苦甘，有温通血脉，宣散药力，温暖肠胃，祛散风寒，振奋阳气，消除疲劳等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药”“毒”相通，药就是毒，毒就是药。《黄帝内经》中有“汤药”之说，“汤药”最早即是酒的意思。可见，酒本身就是一种药。汉时著名经学家郑玄在其撰写的《说文解字》中为先秦古籍作注，解释“毒药”一词时，释义为“药之辛苦者”。“辛苦”一词在古代有“浓厚、很强、很深”之意。也就是说，最晚到秦汉时期，人们所谓的“毒药”并非指“有毒之药”，而是指“味道浓烈、药性强的药”。这类药物刺激性强，须遇重症患者，药效才能得以发挥。如此一来，之前的疑问便都能说通了。战国时，扁鹊自谦医术不佳，理由便是自己只能在患者病症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下重药去除病患。而古代医家为病人疏通血脉时，亦得下药力强烈的重药，方能令其血脉畅通。因此，“药”“毒”相通非虚言，毒就是药，药就是毒。“百药之长”也好，“百毒之首”也罢，无非都在表明酒作为祛除疾痛的“一剂良药”一直扎根于中医领域。只是，随着历史变迁，有些汉语词汇经历了一定的演变，有了新的释义或解读。“毒”字逐渐侧重于“具备毒性”之意，久而久之，“毒药”也就丧失了“重药良方”的含义了。如今，人们为酒的美妙醇香而沉醉，几乎已想不起其自身的药用价值，不免唏嘘。
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古人总结出酒作为药物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具有缓解疲劳、祛除病痛等五大功效。
一是酒行药势。酒素有“百药之长”之称，能帮助药物更好地发挥作用。纯粮酒是一种很好的有机溶剂，从古至今，人们都用酒浸泡药材，以制成药酒，适时适量饮用，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
二是酒脉血通。这一点不仅中医认可，西医也是赞同的。作为专业的心血管科医生也会建议患者适量喝些酒，改善心脏供血。现代研究发现，少量饮酒可以提高人体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由此，可得出少量饮酒能降低因脂肪沉积引起血管硬化、阻塞的概率的结论，也为酒能辅助治疗心血管疾病提供了一个佐证。
三是酒散湿气。酒性热，中医认为“湿为阴邪，非温不化”，因而酒有“散湿气”之功效。很多药酒都具有抗风湿的作用，对于风湿痹痛、关节炎、肌肉劳损、阳虚等都有一定的疗效。相较于煎煮中药，酒具有易于存储、服用方便等优点。
四是祛风下气。酒对消化系统有很好的辅助作用。人们进食肉类较多时，常会搭配一些开胃酒。酒能促进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帮助人体消化吸收。酒还有鼓动阳气的作用，可以改善六腑气机，消除积滞。
五是疏肝理气。古今中外，心绪不佳者都喜欢叫上一帮朋友喝酒，而非饮茶或喝咖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酒入肝经，有舒畅肝气之功效。因此，对于肝气郁结、郁郁寡欢之人来说，偶尔喝点小酒，不仅可令肝气调适，心情舒畅，还能有助于强心提神，消除疲劳。
以上功效绝非空谈，均在古人前赴后继的实践中得以实际应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五十二病方》，其中记载了治疗疽、蛇伤等疾病的药酒方，已被有关专家公认为我国最早的药酒。此外，在马王堆出土的另外两本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也有关于酒剂配方、药酒方、酿制工艺等的记载。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有红兰花酒、麻黄醇酒汤等配汤药方和酒剂治疗疾病的记述。可见，汉时，人们已广泛将药酒运用于临床，并积累了丰富的应用经验。隋唐时期，药酒更是得到广泛应用。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的药酒方就有八十余个，涉及外科、内科、妇科、日常保健等多方面。他还针对当时嗜酒纵欲所致的种种病状，研制了不少相应的解酒方剂，如治饮酒的头痛方、治疗酒精中毒的解毒方、治疗酒醉不醒的解醉方等。宋代的《太平圣惠方·药酒序》和元代宫廷太医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中也记载了数百类药酒方，及适合老年人保健饮用的保健药酒方。而将酒作为“药中之最”推上巅峰的当属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撰写的传世巨著《本草纲目》。书中，李时珍对酒的基本看法是：“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他是第一个提出“酒为百药之长”的酒文化学者，总结了古今之酒在药物中的作用，精辟地提出酒在各个药物中的性能和医疗症状。《本草纲目》中更收录了一百多种药酒方，有六十九种药酒的明确记载。此书亦可说是中国古代最全的一部药酒配制典籍。而按照相应配方制成的药酒名称从古到今更是数不胜数，如“长生固本酒”“长春酒”“万金药酒”“十全大补酒”“复方虫草补酒”“乌鸡参归酒”等。
我国民间还有对应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应景之酒，俗称“风俗酒”。这些酒巡回于各个时令中，也体现了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特色。
屠苏酒：古代春节时饮用的酒品，故又名“岁酒”。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屋，因是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遂称“屠苏酒”。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浸制而成。这种药酒具有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除疫疬之邪的功效，后经唐代名医孙思邈推广，流传开来。每年腊月，孙思邈总要分送给四邻乡亲一包药，告知众人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预防瘟疫。据传，孙思邈还将自己的居所起名“屠苏屋”。经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至今，很多地方依然有此过年习俗。北宋王安石的《元日》一诗就是最好写照：“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王安石将祛疾除病、迎春接福的新春气象生动地刻画出来。
椒柏酒：此酒是椒酒和柏酒的总称，由川椒和侧柏树叶浸泡于成品酒中而得。《四民月令·正月》有注：“正日进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能老。柏亦是仙药。进酒次弟，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该酒是民间祭拜先人、缅怀功德的一种祭祀用酒，还是朝廷在宗庙祭拜、天地祭拜、登基大典、祝寿礼等场合使用的礼仪用酒。
雄黄酒：是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泡制的白酒或黄酒，一般在农历五月端午节前后饮用。雄黄酒需要在太阳下晒制，有的从五月初一晒到初五。作为一种中药药材，雄黄可用作解毒剂、杀虫药，于是，古人便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辟百邪、制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古人不但把雄黄粉末撒在蚊虫易滋生的地方，还通过饮用雄黄酒来祈望避邪，保持身体康健。从现代医学角度看，雄黄是一种含砷的化学物质，本身具有毒性，食用不当会对人体造成损害。所以，雄黄酒多用来通过洒扫、熏蒸等方式保持环境卫生。民间有“早端午，晚中秋”之说。古人以为辰属龙，辰时正是群龙行雨之时，故在端午节早晨摆雄黄酒宴，图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伴随雄黄酒而来的还有香包、香囊、香巾、薰衣草等诸多小件物品，主要佩戴在女性和孩童身上用来辟邪，抵挡“煞气”之用。
茱萸酒：也称“茱萸杯”，古时一种酒的名称。饮茱萸酒是旧时流行于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等地的饮酒习俗。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记载：“唐岁时节物，九月九日则有茱萸酒、菊花糕。”茱萸酒本身是用山茱萸配以成品白酒或黄酒浸泡而成。茱萸酒主要是用来向长辈或长者宗亲表达祝福的一种有助于强身健体的保健酒。王维曾写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充分表达了远游者的思乡情怀以及对亲人的祝福和问候。
腊酒：顾名思义，是指在农历腊月酿制的酒。农人们辛苦一年后，于大雪纷飞的腊月时节利用闲暇酿制农家酒，用来庆贺一年的丰收和表达对新的一年的寄望。这里的腊酒不是专门的药酒，但也有药酒之功。古代农家酿制的腊酒就是黄酒或米酒，酒体稍显浑浊，仍不乏名酒般的醇美。陆游在《游山西村》一诗中有“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诗句，将农人在丰收后的喜庆气氛和热情好客的民风表达得淋漓尽致，历历在目。
当然，药酒仅作为辅助疗法之用，不可偏执。此外，服用药酒后，不宜再服白酒，也不宜与白酒同饮。总之，饮用药酒，要切记注意事项，适用则用，不宜用则禁，同时，要按要求饮用或遵医嘱，切忌过饮滥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