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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艾伦菲尔斯（Von Ehrenfeis）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性伦理学的书中，它对 自然的性道德 （natural sexual morality）和 文明的性道德 （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自然的性道德是指帮助人类种族持续保持身体健康和生命活力的伦理系统；而文明的性道德指的是能促使人们更为专注、更富有成效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的性伦理。
将一个民族的基本成就和文化成就做对比，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接下来，我将引用冯·艾伦菲尔斯的论述，并对他的思路做出进一步评价。当然，我的引述将仅限于与我的研究相关的部分。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结局：对个体而言，假如文明的性道德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的健康和活力将很可能遭到损害。假如这种损害使得个体的牺牲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将从侧面影响到文化终极目标的实现。
冯·艾伦菲尔斯认为，今天在西方社会占据正统地位的性道德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的硬伤，尽管他完全承认其对文化的高度促进作用，但也仍然认为这种性道德亟须改进。
在艾伦菲尔斯看来，当今盛行的文明的性道德，其实是将从前对女性的禁锢强加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从而将任何不符合婚姻制度和一夫一妻制的性行为视为禁忌。但考虑到两性之间的天性差异，男性的偶尔偷欢却是可以被原谅的。这就导致了男性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不公平。如果一个社会接受了这样一种双重性道德标准，那么这个社会离“真理、诚信与人道”也就相去甚远了。它必然会使人们变得伪善，对错误麻木不仁，自欺欺人。
不仅如此，文明的性道德在鼓吹一夫一妻制的同时还限制了人们对性对象的自由选择。在所谓的文明群体之中，出于人道和性安全的考虑，人们进行性对象选择的自由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这些鼓吹者难道不知道性选择本身就足以导致个体内在结构的改进和变化吗？
在论述文明的性道德的危害的时候，艾伦菲尔斯漏掉了一点，其意义正是我接下来要详细分析的。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中迅速蔓延的焦虑情绪，也恰恰是因此而起。
有时候，个别神经症患者会向医生提及引发病症的个体现状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冲突，并暗示这就是其痛苦的根源：“我们一家人都有些神经质，因为我们总想比我们的实际或我们能达到的更好。”同样，医生也常常在临床观察中发现，正是那些生长在淳朴、粗野的家族，有着简单、健康的社会关系的父辈，在从乡间进入大城市后，急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子女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从而沦为焦虑人群。
总之，神经科的专家和医生已经明确地将“人们的日渐焦虑”与“当今的文化生活”挂上了钩。这两者的相关性，只需参考几位杰出观察者的言辞就不难得出。
W.埃尔伯（W.Erb）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造成焦虑的因素确实在现代生活中成倍放大，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人们的焦虑感日渐增强——只要匆匆瞥一眼当代人的生活及其构成，就不难给出肯定的答案。
“仅仅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中，我们就不难看出端倪：新时代的杰出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以及日趋激烈的竞争下所取得的进步，无不来自伟大的心智努力，这也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生存竞争对个体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唯有全力以赴，才能觅得一线生机。同时，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了全方位的提升，一股前所未闻的奢靡之风正在四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宗教信仰，乖戾之气、贪婪之风也正在人群中盛行开来。
“各式各样的交往不胜枚举，遍布全球的通信网络和电话线彻底改变了商业和交通的方式：一切都变得更为匆忙，夜晚被用于差旅，白天被用于谈判，哪怕所谓的休养之行，也能将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折磨得疲惫不堪。
“与从前相比，大型的政治、工业和金融危机正在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引起不安。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政治、宗教和社会争端，政党争执，选战以及无休止的朋党之争使人头脑发热，精神越来越焦躁，也剥夺了原本用作休息、睡眠和静养的时间。
“大城市的生活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喧闹。虚弱的神经不得不借助更强的刺激和更重的口味来获得安宁，其实也无非是在饮鸩止渴。
“现代文学最关心的是那些热门话题，力求满足人们的激情和感官享受，不惜漠视一切道德准则和理想。它们塑造了一些病态的人物，将性心理变态、反叛等问题摆到读者面前。
“我们的耳边充斥着各种嘈杂、喧闹的音乐，令人一刻不得清闲；戏剧作品则用夸张的表演，力求俘获人们的一切感官。造型艺术也未能免俗，偏爱表现那些令人厌恶、丑陋、易引起骚动的事物，甚至不惜用最令人反感的方式将现实中最丑陋的东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寥寥数语之间，包藏在当今文化发展中的重重危机已经显露无余。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更多的细节。”
宾斯万格认为：“人们曾以为神经衰弱是一种现代疾病，哪怕是首次对神经衰弱的病症做出概述的比尔德（Beard）也以为自己在美洲大陆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特有的精神疾病。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一个美国医生凭借其丰富的经验首次概括这种疾病特征的这一事实，也许恰恰就能表明现代生活与这种疾病之间的紧密联系。科技领域的巨大进步超越了社交生活的一切时空阻碍，对金钱和名利无休止的追逐也为这种疾病的诞生推波助澜。”
克拉夫特·艾宾则道：“当今许多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康，焦虑正在以致命的方式在人群周围蔓延开来，这种危害往往首先作用于人们的大脑。过去几十年间，在文明社会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商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生了许多改变，人们的工作、地位和财产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人们的神经系统为代价的：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需求，人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而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我认为，诸如此类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意见倒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尚不能充分地解释神经障碍的详情，更忽视了病因学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将语焉不详的“焦虑”放在一边，只看精神疾病的具体表现，就不难发现文化所强加给人们的文明的性道德，实际上抑制了文化人（或文化阶层）的性生活，这也是文化给人类带来的最大损害。
我曾在一系列专著中论证了这一观点，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摘录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借助细致的临床观察，我们可以将精神疾病分为两类： 神经症 （neuroses）和 精神神经病 （psychoneuroses）。
对于第一类患病人群来说，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障碍（症状），其本质上是一种中毒现象，大致是因为某种神经素过剩或缺少引起的。这类神经症一般被称为“神经衰弱”，绝不是遗传的作用，而往往是性生活受到压抑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然。其发病的形式与性生活受损害的形式密切相关，往往仅凭临床上的症状，你就能立刻推测患者的性生活是如何失调的。反过来说，前面提到的那些作者所指出的文明社会的种种有害因素，似乎与神经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性因素视为引发神经症的基本原因。
而对精神神经病来说，遗传的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其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不过，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疾病（歇斯底里症、强迫症等）是心因性的，其实是（被压抑的）潜意识在作怪。通过精神分析法我们知道，一般而言，这些潜意识症结多半具有性的内容。它们源于个体未被满足的性需要，代表这一种 替代性满足 （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因此， 我们将性生活受到损害、性行为遭到压制、性目标被迫转移等视为精神神经病的致病根源。
我们在理论上把神经症分为中毒性与心因性两种类型，但事实上，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发病原因都是这两种类型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你同意把性能量失调看作是神经症的致病因素，那么接下来你同样会接受我的分析，跟我一起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探讨神经症疾患何以会不断增多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对个体性本能的压制之上的。每个个体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如放弃自身人格中的权力欲、进攻性及仇恨性，之后文明得以产生，社会实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共享。
正是生存的需要以及由性爱所衍生出的家庭感，促使每个个体甘愿做出牺牲。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牺牲具有进步意义，也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人们放弃些许欲念，作为供奉给神明的献祭，由此会得到公众的认同，被视为“高尚的人”；而那些任其本能恣意发挥的人则被看成是“罪犯”“叛徒”，除非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杰出本领足以将他们包装成“伟人”和“英雄”。
研究表明，人类的性本能包含着许多方面或成分。或者说，人类的性本能比其他任何高等动物都发展得更为强烈，它几乎完全超越了动物的周期性而变得更加稳定。它可以拿出巨大的能量用于从事社会文明活动，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其强度并没有减少。这种将原来的性目标转移到另一个不具有性特征的目标上的能力叫作 升华 （sublimation）。
与升华的文明价值相对应，性本能还可能会出现顽固的固着，使其不为他用，有时宁可退化、宁可变态也不愿意受阻力所限。性本能的强度在个体间存在差异，所以有多大部分会用于升华也不尽相同。似乎是个体的先天特性决定了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性本能用于升华。
此外，经验及智慧活动对 心理结构 （mental apparatus）的影响更强化了性本能的升华。然而，如同热能不可能全然转化为机械能一样，性本能也不可能无限地被转移。对于大多数肌体器官来说，一定程度的直接性满足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对人体造成功能性的损伤，给人带来主观上的不快，直至将人拖入病态。
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性本能并不仅仅是为了生育，而且还为了获得某种快感，那么我们的视野就会更为开阔。这可从婴儿的活动中得到证明：在婴儿期，快感的获得不仅通过性器官，而且通过身体的其他部位（快感区），并可以不指向任何客体。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作“自体性欲”期。
有些观点认为，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应该进行适度的限制，不然，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个体性本能的难以驾驭。这一想法毫无意义，因为个体的性本能发展都是从自体性欲过渡到对象之爱，原本具备自主性的各个快感区，也开始为具备生殖功能的性器官让位，沦为其附属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性冲动因其对生殖无益而受到了排挤，在理想状态下，这部分性冲动正好可以被升华。那些所谓的反常性冲动受到压制，恰恰成了文化行动的最大动力源泉。
参考个体性本能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将文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性本能不以生殖为目的，完全不受拘束；
第二阶段，一切不为生育服务的性本能均受到压抑；
第三阶段，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被允许成为性目标。
我们当前的文明的性道德，就是第三阶段的产物。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如果我们把第二阶段视作我们的道德标准，那么我们必然看到，仍有一部分人并不能适应这样的社会要求。如上所述，性本能应从自体性欲经过对象之爱再到性器官的接触，而实际上，尚无一人能够正确并充分地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的障碍导致了两种有害的后果（前提是我们不把那些性本能比较强烈，任其恣意发挥的那部分人包括在内），由正常的性道德的眼光看来乃是一种偏差，而它们原是一体的两面。
其一是各种
性反常者
的产生，他们的性欲固着于婴儿期原始的性满足方式，从而影响了生育功能的建立；其二是同性恋或
性倒错者
，这些人的性目标竟令人十分不解地偏离了异性。
既然正常的发展极为不易，为何这两种性障碍患者却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随处可见呢？我们认为，性活动的表现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刻板的，其各种组成成分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自我协调的能力，即使性本能的一个或多个成分发展受阻，其他成分仍会联合起来使人的性生活指向最终的有用目标。那些天生的性倒错者，那些同性恋者，就常常因其性本能的文化升华而变得成就斐然。这就是很好的说明。
然而，如果性反常和性倒错表现得更为强烈，或是成了一个人的全部，那就会使其载体丧失其社会功能，乃至心生郁结，闷闷不乐。必须承认，即使在文明的第二阶段，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不能满足文化的需求而受尽苦难。
因此，这一异类人群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身上性本能的强弱。对于强度较弱者（由于性倾向的被压抑而形成），他们能够成功地压抑那些倾向，使自身的行为符合所处文明阶段的道德要求。
但是，哪怕是从理想的角度去看，将本应该用于文化活动的力量拿出来处理由性本能受压抑所导致的结果，这种挣扎是何其徒劳！这些人也因此多半表现为对内压抑，对外麻痹。在第三阶段的文明中，那些实行禁欲的人（不论男女），也必然会遭到这样的不幸。
如果一个人反常的性冲动十分强烈，那就只有两条出路。
第一条路毋庸多言，这些人坚持自己的反常性取向，并为此承担一切偏离自身文化层次的后果。
第二条路则要有趣得多。在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下，这些人也将得以压抑自身反常的性冲动，但压抑得并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的确，被压抑了的性本能已无外显的性行为（就此而言，压抑可以说是成功的），却用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这还不如不压抑为好，因为它对个体的伤害使这个人对社会来说就如同废人一样。
从长远的意义上看，短暂的压抑成功将被失败所取代。个体的性本能遭到压抑之后出现的结果是产生替代现象，即各种神经症和精神障碍的产生。 由此看来，神经症患者就是一群违心地去适应了文化要求的人，他们总是痛苦地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竭尽全力地为文明的形成添砖加瓦，他们为此殚精竭虑，因而时不时地会显露出病态。
所以，我还是把神经症看作是性反常的隐形表现，因为神经症患者反常的性本能虽然受到压抑，却会在心灵的潜意识部分表现出来，这种压抑了的倾向和明显的性反常表现原本是相同的。
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承受力都有一定限度，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其体质就无法再适应文化的要求。有些人过于苛求自己，承受的压力超过了限度，反而被精神疾患所困扰。要是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许他们的身心会更健康一些。
性反常和神经症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要观察一个家庭中同代人的表现，这一观点就能得到证实。在男孩是性反常者的家庭中，男孩的姐妹往往是神经症患者。尽管身为女性，她们的性本能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她们的发病症状却与性欲旺盛的兄弟几乎无异。同样，许多家庭中的男子身体健康，却被社会所不齿，被人视作伤风败俗的另类；其同辈的女子体态端庄，举止优雅，却十分神经质。
我们这个社会要求所有人遵循共同的文化准则，有些人的体质可以让他们轻松过关，有些人则要为此做出很大的牺牲，这本身就是极不公平的。好在有些道德准则一再被人漠视，这一矛盾才并未凸显。
以上所讨论的问题都是针对文明的第二阶段的要求而言的。在这个阶段中，那些所谓的性反常行为是遭到严格禁止的，而正常的性交则并不受限。我们发现，即使这样划分自由和受限的性行为，仍有一些人会被视作性反常而无法融入社会，另一些人虽然努力摆脱性反常，却也并未成功，反而患上了神经症。
如果我们将对性自由的束缚和文化要求进一步提升到第三个层次，仅仅允许合法婚姻内的性行为，其后果也就不难想象。天生性本能强烈的人会与文化的要求公然叫板，这方面的人数必然会成倍增加；同样，那些天性柔弱的人一方面要承受文明道德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抵抗本能的冲动，这种冲突所导致的神经症患者的数量也会猛增。
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第三个阶段的文明向个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2）被允许的合法性满足能在多大程度上补偿其他性行为遭到禁止所带来的损害？
（3）这种可能给人带来损害的禁欲行为，在何种程度上能为文化所用？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必须说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禁欲。文明的第三阶段要求男女两性在婚前要禁欲，如果一辈子不结婚，那就只能禁欲一辈子。
许多权威人士认为，禁欲不难，也对人无害，甚至不少医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事实上，要去克制性欲这种强烈的愿望，而非顺其自然地去满足它，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非易事。依靠升华，即将性本能由性目标移至更高级的文化目标，也只有极少数人间断地才能做得到的，至少在精力旺盛的青少年时代绝难做到。因此，大多数人要么患上了神经症，要么受到了某种伤害。
经验表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本身都不适应禁欲。那些在性限制相对宽松的低等阶段就表现出不适的人，在今天的文明的性道德的要求下患病会更早也病得更重。我们认为，一旦一个人的正常性生活因先天不良或发育受阻而面临威胁，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性满足本身。而更糟糕的是，一个人越是易患神经症，就越是难于忍受禁欲。如前所述，脱离了正常发展的性本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即使按文明的第二阶段的要求保持健康的人，今天也会有许多患上神经症。因为性满足精神价值的提高是以性挫折为代价的，因受挫而积压的力比多会随时寻找性生活的薄弱环节，以病态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替代性满足。能够找出神经症病因的人很快就会相信，神经症患者的增加乃是当今社会对性行为种种限制的结果。
这将把我们带到下一个问题，即婚后的性交可否对婚前的禁忌做出补偿。持反对观点的资料不胜枚举，在此仅做最简短的总结。
首先应注意的是，文明的性道德甚至对婚后的性交也施以限制，因为夫妻仅用少数的利于生育的动作达到相互满足，其结果是夫妻性生活美满的时间仅有几年，中间还要扣去出于保护女性健康的原因，必须禁止性生活的日子。
在三到五年后，婚姻就无法再完全满足夫妻双方了。无论是何种避孕措施，都会削减性交带来的快感，使夫妻双方无法获得最微妙的感受，甚至直接引发疾病。
对性交结果的恐惧首先会导致夫妻之间身体的柔情的丧失殆尽，其次是心灵和情感的隔阂，原先激情似火的爱随即便荡然无存。精神上的失望与肉体满足的被剥夺，使大多数夫妻又回到婚前的状态，但更可悲的是，他们在婚前对婚后的性生活还抱有一定的憧憬和幻想，现在连这点儿幻想也被打碎了。他们必须重新用自己的毅力驾驭性本能或将其转移。
要一个壮年男子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哪怕是在最严酷的性道德束缚下，男性依然会绞尽脑汁利用好每一点性自由，哪怕这些行为只是得到了性道德的默许或是无声的抗议。
当今社会中盛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就是最好的佐证：我们这个社会制定了这样的规范，但本身就不指望它们能得到严格的执行。而且经验也表明，承担着繁衍后代重任的女性，只能将很少的性本能用于升华。起初，襁褓中的婴儿还能被当作她们性对象的替代品，但随着孩子长大，这个替代也不复存在了。
我一再声明，婚姻的不和谐会使女性患严重的神经症，并使她们终生蒙上阴影。当今文化标准下的婚姻早已不再是根治女性神经疾病的灵丹妙药了。尽管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依然会建议患有神经症的女性尝试着结婚，但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一个女孩只有足够“健康”，才能经受住婚姻的考验。
为此，我们也强烈建议男性不要迎娶在婚前就已显现神经质的女性。婚姻使人焦躁不安，而抵御这种不安的最好办法就是出轨；但一个女性所受到的家教越严，越把文化的约束当回事儿，就越害怕踏上这条道路。她们被夹在内心的欲望和自身的责任感之间难以抽身，最终只能以变得神经兮兮收场，因为唯有疾病才能保全她们的美德。婚姻只能短暂地、略带敷衍地满足当代年轻人积攒已久的性欲望，且不能持久。说它能弥补婚前禁欲的损害，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文明的性道德会给人类带来伤害，然而即便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在面对第三个问题时，也许还会辩称：被受限的性行为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由约束性生活所带来的文化收益，或许要比给人带来的痛楚要大得多。
我自认没有将这其中的得失算得一清二楚的能力，但大致估计一下害处还是可以的。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禁欲的话题，我不得不说，它所带来的远不止是个体的神经症，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危害没有提及，而且神经症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充分地认识。
我们的教育和文明致力于延缓年轻人的性发展和性活动，这种延缓刚开始时当然无害处可言。考虑到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要到很晚才能独立并自食其力，婚嫁之事自然也要延缓。我们也知道，在一种社会文化当中，各种规范和制度之间都有密切的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很多规范不能轻易做出改变。
但是，如果对二十岁以上的人仍实行禁欲则不可能不受到年轻男子的反对。即便这样做不会导致神经症，也会招致其他的危害。可以肯定地说，无论通过怎样的道德和美学教育，个体在与强烈的性本能进行抗争的过程中都会造成个性趋向呆板、僵化。这种现象在特定场合中还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有人说，与强烈的性冲动做抗争，强调精神生活中伦理和美学的力量，会有助于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对于少数天纵奇才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与性冲动的抗争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不幸的是，在青少年时代，一个人的全部精力本应被用到在社会上谋求一席之地上。
不仅是每一个个体在可能的升华作用和适当的性活动之间摇摆不定，不同的工作性质也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很少有艺术家能做到彻底禁欲，而不问情事的年轻学者却不在少数。通过节欲，后者可以为自己的研究省下更多的精力；而艺术家的灵感则往往来自其性生活。
一般来说，我不认为禁欲可以造就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行动上的强者，具备原创精神的思想家，或是无畏的解放者和改革者。倒是容易造就一批“行为规矩”的弱者，他们在芸芸众生中失去了自我，并不情愿地听任一些强者的摆布。
尽管人们投注极大的精力进行禁欲，但性本能总是任性而难以改变的，它不肯轻易放弃表达的机会。我们的文明教育，只能起到对婚前性本能的暂时压制作用，婚后则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有时候， 对性本能的压制过于极端和强烈，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以至于进行正常的性活动时，性本能却因为受到伤害而无法正常发挥。
因此，对于青年男子来说，在青少年时期完全禁欲，并非是最好的选择。有些女性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倾向于在爱慕自己的人中间选择有过性经验的男子作为配偶。
而婚前严格禁欲对于女性的伤害，则更为显而易见。我们的教育为了打压女子婚前的性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不仅禁止婚前性行为，大肆宣扬保全贞操的重要性，还使得正在走向成熟的少女对自己将要承担的角色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禁止一切不能导向婚姻的爱情冲动，竭力防止她们接触到来自外界的诱惑。其结果是，当父母突然决定其女儿可以谈恋爱时，她却难以适应这种心理转变，往往带着一种不安的状态步入婚姻的殿堂。
在这种状态下走入婚姻的殿堂，女人会对渴盼已久的丈夫大失所望。对这种女人而言，在情感上她仍属于她的父母，父母的权威使她产生性压抑。在性关系中，她表现出十足的性冷淡，致使丈夫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性享受。
我不知道未受过文明教育的女子是否也存在性冷淡，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所见到的一些病例当中，患者多半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而这些从未尝过性快乐的女子绝不情愿忍受接踵而来的生育痛苦。
就此而言，这种婚前准备成了婚姻目标的障碍。许多年之后，虽然妻子克服了障碍，深藏的性欲也被唤起，并强烈地迸发出来，但此时她与丈夫的关系多半已破裂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只有三种选择：忍受性饥渴、出轨和患上神经症。
一个人在性生活方面的表现常常会体现出他在其他生活方面的态度和反应。如果一个男子充满活力地去争取性爱对象，那么他也会以同样执着的精神去赢取其他目标。然而，不管出自何因，如果一个人压制了强烈的性本能所带来的快乐，他的行为就会比较谦和、顺从。
性行为能体现一个人在生活方面的一些特性，这个规律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她们有着很强的求知欲，我们的教育却不允许女性站在理性的角度去研究性问题，并吓唬她们说，对性知识的渴求是道德败坏的表现，绝非淑女所为。这样一来，女性就变得倦于思考，对于知识也提不起太多兴趣了。
这种思想的禁锢不仅局限于性的范畴，也蔓延到了其他领域，其他任何知识在她们眼中也都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她们的思考能力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一方面与她们的性压抑有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要谨遵宗教信仰，不能随意打破禁忌，这也使得人们的思考能力被禁锢。
莫比尤斯（Moebius）认为，两性之间在性冲动和心智发展上都有很大差别，女性的思考能力弱是生理原因决定的，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智力活动与性活动对应加以解释。对于这种说法，我着实不敢苟同。 我认为，众多女性的智力发展不足是由性压制以及她们的思考能力受到限制造成的。
在以上关于禁欲的讨论中，有两种类型一直没有做严格的区分，即禁欲到底是禁止一切性活动，还是只禁止与异性的性交。
许多夸口成功地禁欲了的人实际上是借助手淫和其他与婴儿期自体性欲相似的性活动达到性满足的。然而，这些性满足的替代方式却是极为有害的，个体在行为上将性生活退化到婴儿时期，也必将在心理上导致各种神经症和心理障碍。此外，文明的性道德绝不允许手淫，所以它还是会使年轻人陷入同样的冲突之中。
此外，手淫还会从多方面惯坏一个人的性格。首先，如果一个人不用经过努力和付出，就能轻而易举地达成性目标，这也会在其他方面构成他的处事原则；其次，在伴随着手淫出现的性幻想中，一个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性对象抬到无与伦比的高度，而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类似的性对象却并非易事。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维也纳出版的刊物《火炬》中曾以挖苦的口吻说出了看似矛盾的一个真理：“与手淫相比，性交不过是一种不完美的替代品而已！”
一方面，文化对禁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禁欲目标的实现的确在客观上存在着困难。为此，人们将禁欲的重点放在了避免两性性器官交合上，甚至不惜半推半就地默许其他形式的性行为。
既然正常的性交遭到了道德的穷追猛打——由于性病传染等因素，卫生学也加入了追打的行列——那么两性间那些用其他身体部位来取代性器官的反常性行为就应运而生，这无疑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道义上讲，此类行为也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们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从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零风险、无须全身心投入的享乐游戏。
此外，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变得困难，同性恋的数目就将大大增加。除了那些天生的同性恋者和在孩提时期受环境影响成为同性恋的人外，又将有一大批人由于在成年时期力比多的主流受阻，被迫另辟蹊径。
所有这些无法避免、非人所愿的后果都是由禁欲造成的，它彻底瓦解了婚姻的基础。文明的性道德认为，婚姻才是一切性追求的唯一目的。手淫或其他性倒错使男人习惯了不正常的性满足，从而降低了婚后性能量的发挥。同样，为保贞操而借助相似方式的女人必然对婚后的正常性交表现冷淡。双方若以很低的性能力进入婚姻，那么瓦解起来也就比什么都快。
一次猛烈的性经历原本可以帮助女性摆脱教化所致的性冷淡，而如果男性的性能力不足，那女性自然就得不到满足，也就只能继续保持冷淡。对于这样的夫妻来说，避孕也较正常夫妻来得困难，因为性能力较弱的男性往往不能忍受避孕措施的使用。一旦婚姻陷入这种窘境，性交就会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一旦放弃了性交，婚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在这里并没有夸夸其谈，而只是如实地叙述了一些临床上常观察到的现象，这一点肯定会得到内行人士的赞同。常人恐怕难以置信，在当今文明的性道德的笼罩下，夫妻中性能力正常的男子越来越少，患有性冷淡的女子却越来越多。婚姻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情，原本令人热切向往的婚姻之乐，却遍地难寻。
之前我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被迫转向了神经症；接下来我还要说说，这样的婚姻对于子女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初看之下，这或许与遗传有关，但仔细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都是对孩子幼年强烈的影响在起着作用。
由于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满足，妻子会变得神经质。作为母亲，她会对孩子过分宠爱，这实际上是爱的转移，并导致孩子的性早熟。此外，父母间的恶劣关系又刺激了孩子的情感生活，使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强烈的爱与恨。这样的孩子性欲被早早唤起，而严格的家教又绝不能容忍任何性行为，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于孩子一身，这足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种下患神经症的种子。
现在我又要回到我之前的观点，即人们一直未能对神经症给出全面而系统的评估，神经症的严重性也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当一个人患上了神经症，家属们往往会漫不经心地把他抛在一边，一些大言不惭的医生还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做几周冷水疗法，再安心静养上几个月，病就可以痊愈了。这只是一些庸医和门外汉的看法，他们的这些空口之词，顶多只能给患者带来短暂的安慰。
实际上，慢性的神经症虽然不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却会使患者终生承受生活的重负，其所处的境地与肺结核或心脏病患者并无两样。
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就如同一个废人一样，无法从事任何工作，只能依靠社会救助苟且生存。轻度的神经症患者虽然可以融入社会，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一片幽暗，不见天日，看不到希望。
基于以上事实，我坚信这样一种观点： 不管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如何，也不管患于何时，他们总会给社会文明的发展拖后腿。 因此，文明的社会如果以神经症患者的增加为代价换取人们对文明规范的广泛服从，那么到头来它将会一无所获。这样的社会既摧残了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个体的自我牺牲，又没有对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举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女人在结婚后并不爱她的丈夫，因为无论是在结婚时还是在婚姻生活中，她都找不到爱他的理由：但与此同时，她所受的教育又要求她必须爱她的丈夫，因为这才是婚姻的意义所在。为此，她必须压制自己内心的所有冲动，违心地不去说出真相，甚至还要使出浑身解数，扮演一个温柔、顺从、体贴的妻子。如此这般自我压抑得久了，她就很容易患上神经症，并很快就会在她所不爱的丈夫身上寻求报复，给他带去同样的不满和苦恼，其后果恐怕比坦诚事实还要严重得多。
这个典型的例子充分展现了神经症的可怕力量。除此之外，压制那些并非直接与性相关，却与文化作对的冲动，往往也会适得其反。
例如，有的人想要刻意地去压制自己性格中过于激进和残暴的一面，想要做一个大善人。可是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自己性格做斗争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使得他无从分身，他所做的善事，恐怕比正常的时候还要少。
我们还应看到，对性行为的限制，会大大增加一个种族的生存焦虑感和死亡恐惧感，这不仅降低了人们享受快乐的能力，还会打消他们为某个目标英勇献身的积极性。这两种结果都会招致人们不愿生育后代，进而使这个群体的长远利益受到破坏。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为文明的性道德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这真的值得吗？何况今天的我们仍将享乐主义作为文化发展的目的之一，谁都不愿意平白无故地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快乐，来为文明发展的目标服务。
作为一个医生，提出这方面的改革方案并非我的职权所在。我能做的，只是在冯·艾伦菲尔斯研究的基础上，罗列出文明的性道德的种种劣迹，指出它与在现代人中蔓延开来的神经症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证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