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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析师看来，除了非常复杂的焦虑症外，最常见的病例无疑是 心理性阳痿 （psychical impotence）。非常奇怪的是，这种病经常发生在性欲很强的男人身上，并且，他的性器官在性行为开始之前和之后都是健康的，在性行为进行时心理上也不乏强烈的性需求，只是性器官不肯配合。
患者自己也发现，他并不是和所有人发生性行为时都会有这种现象，只是在和某些女性做爱时才会有。在他看来，好像是女方的某种性格特征压制了他的男性机能，很多时候他能感觉到这种压制感，好像心中有一种阻力在干扰他的意识去执行他的想法。当然，这时他并不清楚是什么内在的阻力在阻止他，也不明白是女方身上的什么品质刺激了这种阻力发生。
如果他和同一个女人多次经历这种失败，那么他就可能像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觉得是第一次的失败唤起了自己的焦虑，干扰了其后的每一次，导致失败接踵而至。而第一次的失败则被他归结为“偶然”的结果。我们要问的是，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是一种偶然的意外？
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这种心理性阳痿是由于存在于患者内心的一些无意识情结的影响力造成的，他们曾多次在发表的论文中做出解释，并可以在治疗实践中得到证明。详细说，就是由于患者对母亲或姐妹的乱伦性固着无法克服，于是重新激发了婴儿期的痛苦经验，再加上别的原因，最后导致他在女性面前感到“力比多不足”。
如果我们对那些严重心理性阳痿的案例做深入的精神分析，就会对患者的性心理过程有所了解。如同所有的神经障碍一样，心理性阳痿也源于力比多发展史的抑制。本来它应按正常的方式达到预定的目的，却中途停滞。
正常、健康的爱情依赖于两种要素的结合，一种是情感，一种是肉欲。 然而，在我们所考察的这类案例中，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却是失败的。
在这两种要素当中，情感要素发展得更早些，它源于童年早期，建立在自我保护本能的利益之上，并指向家庭成员及孩子的照料者，从一开始就伴有性本能的趋向。这在童年期几乎就可清楚地看到，精神分析则可以在分析成人神经症时把它揭示出来。这种情感要素代表了婴儿早期的对象选择。
我们发现，性本能在选择自己的第一批对象时，总会参考本能的评判，就像最初的性满足总是借助以自保为目的的肌体功能来完成一样。父母和监护人对孩子的疼爱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色情的意味，比如他们常直言不讳地说“小孩就是一个玩具”，这也无形中提升了孩子本能中色情的成分；如果再算上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孩子的发育后期，性爱也就成了无可回避的话题。
儿童的情感固着会持续整个童年期，并一直伴有性欲成分，这导致了一个人对其性目标的最终偏离。到了青春期，强大的肉欲开始显现，其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它会沿着早期途径，以更强大的力比多能量贯注到婴儿期选择的性对象身上。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防止乱伦的屏障却成了它的阻碍，帮它奋力地跨过这些在现实中不适宜的性对象，尽快找到能真正享受性生活的外在性对象。
但是，这些新的性对象的选择仍建立在婴儿期的模式之上，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性对象的情感吸引了他们。按照某种说法，男人总要离开父母，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女子，并由此完成情感和肉欲的结合。一旦情欲之爱到了深处，男人就会为自己的另一半神魂颠倒。实际上，男人一向对性对象给予过高的评价。
在力比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什么能出差池的地方，不外乎以下两处。首先，选择新对象的过程可能并非一帆风顺。新的对象或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如果一个人无可选择或是可选余地不大，那就难免会遭受失败。其次，本应在长大后遭到遗弃的儿时性对象可能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此，有些人不免陷入儿时的性吸引中难以自拔。
如果以上两个因素足够强大，那么造成神经症的一般机制便会发生作用。力比多从现实中逃离，沉浸在幻想之中，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内倾性（introversion）。
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性对象所带来的印象被加强，使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但迫于乱伦禁忌的压力，转向性对象的力比多不得不留在个体的潜意识中，同时也在潜意识当中使肉欲冲动附着于这种对象身上，每当这种情欲在自慰行为中得到满足后，它的固着也就更深一层。
寻找新对象的渴望在现实中受挫，而代之以幻想，但是这种以自慰为结果的幻想，虽然个体意在以外在对象为性对象，但是在潜意识当中，这种外在的性对象依然是婴儿期固着对象的替身。只是经过这样的转换，幻想才得以顺利地进入意识，除此之外，它对引导力比多转向外界没有任何贡献。
因此，一个年轻人的肉欲，很可能还是与他们潜意识中的乱伦对象，或者说是他们潜意识中的乱伦幻想联系在一起的。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彻底的性无能，如果他的性器官碰巧也比较虚弱，那更会雪上加霜。
较轻的情况便导致了我们所说的“心理性阳痿”。肉欲趋向并非注定要藏在情感趋向中，它可能还会在表面上维持一定的强度，不受任何阻拦，并寻求在现实中得到部分释放。不过，这种人的性活动所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它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强大的心理能量。于是，其性活动显得变化无常，极易受到干扰，并且显得笨手笨脚，缺乏足够的乐趣。不过最重要的是，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柔情蜜意。这一切都严重限制了患者的对象选择。
高亢的肉欲只会寻找那些没有乱伦之嫌的人作为发泄对象；而一旦他们在心里对一个人颇为敬重，那个人就不会引起他们的肉欲，而只会触动他们的一腔柔情，这与性无关。这种人的爱情依然分化为两个方向：一种是艺术作品当中提到的神圣之爱，如精神之爱；一种是兽性的，是世俗之爱。
这类人对真正所爱的对象往往无法产生肉欲，而能够对之产生肉欲的对象又不是他的所爱。他们的理想对象，是那些既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情感，又可以将他们的肉欲从最初的性对象身上转移开来的人。
然而万事皆有不幸，越是逃避和压抑某些事物，它们反而越会主动找上门来。在本应帮助他们避免乱伦的意中人身上，往往隐藏着他们最初性对象的某些特征，这令他们一蹶不振，在心理上彻底阳痿。
在男人这种分裂的爱情生活中，要想避免这种障碍，最主要的技巧是从心理上“贬低”性对象。因为这些人往往对自己的性对象估计过高，甚至将她们放到了与自己的乱伦对象及其替代者等同的位置。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肉欲也就摆脱了束缚，能够随心所欲地转化为性成果，给人带来快感。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改善。那些情感与肉欲无法结合的人，其正常的性生活往往也不是很美满。为此，有些人选择了反常的性对象，但这本身也是很矛盾的事情。如果这种性需求得不到满足，那患者就无法尽兴；而一旦尽兴了，那他们的性对象只会是地位卑微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找到了男孩们在幻想中将母亲贬为荡妇的动机所在。至少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想要借助这种方式填平其生活中情感和肉欲之间的鸿沟，好在幻想中使之成为可以肉欲的对象。
在前一部分，我们站在心理医生的角度，研究了心理性阳痿这一现象，这似乎与我们本章的主题扯不上太多联系。不过，为了接下来所进行的更深入的探讨，上面所展开的讨论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在爱情当中情感和肉欲无法结合造成了心理性阳痿，而对儿时性对象的执着以及乱伦禁忌所造成的失败性经历，更加重了这种性功能障碍。但这种说法还有一点破绽：它把话说得太满，虽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患上心理性阳痿，却没能说清为何其他人得以幸免于此。
既然我们承认所有相关的因素，如强烈的童年期固着、乱伦的禁忌以及青春期后性发展的挫折，在文明人的身上都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证明，心理性阳痿是文明社会的普遍苦恼，而不只是部分人的障碍。
一种很容易想到的解释，就是心理性阳痿属于量变而非质变，只有致病因素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病症才会显现。尽管我原则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我并不打算止步于此。相反，我认为，心理性阳痿的普遍程度超出常人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其实是文明人群爱情生活的典型特征。
如果我们将心理性阳痿再定义得宽泛一些，除那些性目标明确、性器官功能正常，却在性交过程中一蹶不振的人外，那些可以完成性交过程，却体会不到丝毫乐趣的“精神麻醉者”，也可以被算作心理性阳痿患者。
事实上，这类人还要更为常见一些。对这类案例的精神分析研究发现，这类病例的致病原因，与狭义的心理性阳痿完全一致，但为何两者的症状会出现差异，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些性冷淡的男人与众多性冷淡的女人的相似之处，将女人的性冷淡与男人的心理性阳痿做比较是描述和理解女性性爱行为的最佳方式。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从扩大概念的意义上来看心理性阳痿，而是仅注意其症状的等级，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天文明社会的男人的爱情行为总体上带有心理性阳痿的烙印，只有极少数有教养的人才实现了情与肉的适宜的融合。对女人的尊重总是成为男人性行为的障碍，只有与被贬低的性对象在一起时，他们的性能力才得以充分发挥。
这当然还与一些因素有关：这些人的性目标包含了一些变态的成分，但在那些他们所尊敬的女子身上，他们不敢做出尝试。只有当他们能够无所顾忌地全身心投入到性爱中时，他们的性欲才能得到彻底的满足，但在端庄的女子身上，他们绝不敢这么做。
为此，他们会去寻找被贬低的性对象，这些女人对他知之甚少，也就无法对他说三道四，这就使得他们放下了一个大包袱。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性能量在这类女子身上得到彻底的释放，尽管他们的真爱其实是某个更为高贵的女子。
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来自最上层社会的男子往往会将一个出身相对卑微的女子收作情妇，甚至干脆娶她为妻。这大概也是对性对象的征服欲作祟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彻底的性满足。
我敢断定，导致文明社会里男人爱情的这种突出、普遍的特征——心理性阳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同样与童年期强烈的乱伦固着及青春期在现实中的挫折有关。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我不得不说，要想无拘无束地纵情享受性爱的乐趣，就必须克制对女性的崇拜，避免与母亲和姐妹乱伦的念头出现。
只要就这个问题反躬自省，就不难发现在人们的心目中，性行为往往被看作是低贱和下作的，而这也并不是因为它玷污了我们的身体那么简单。尽管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问题的症结还得从青少年时期去找：在那时，一个人的肉欲已经十分旺盛，但无论是在最早的乱伦对象还是新的性对象身上，性欲都找不到发泄的渠道。
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中，女性也生活在同样的阴影之下，并因之对男性行为的反应更胜一筹。对男人而言，要么是在爱情之初将女人奉为天仙，一旦占有了她们，对她们的低度评价便代替了初识时的高估；要么是在她们面前一蹶不振，无法发挥自己的全部性能力——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对女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女人很少流露出贬损性对象的迹象，因为她们从未像男人那样对性对象进行高估。然而，女性长期的性压抑及性幻想却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她们常常割不断肉欲活动与禁忌的联系，因此成为心理上的性无能者，即性冷淡，虽然她们被允许从事性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女人甚至对合法的性关系也保守秘密，另一些女人则在与情夫偷情时产生了正常的、快乐的性体验，这也导致她对丈夫冷淡，却能对情夫保持热情。
我认为，女人的爱情生活和性生活很有必要破除禁忌，正如男人必须要贬低性对象才会享受满意的性爱一样。这两种现象都是在社会文明的教化下，性成熟与性满足长期错位延缓而导致性能量郁积的结果。两者都意在取消因为情与肉不和谐而导致的心理性阳痿，只不过同一原因在不同性别的人那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文明社会中的女性在漫长地等待性满足的时期内通常不会跨越性活动的禁忌，因此保持着禁忌与性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男人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多半以贬损性对象的方式打破这种禁忌，并将这种情况引入以后的性爱生活中。
今天的文明社会正围绕着性改革展开激烈讨论。在此，我们有必要指出，精神分析研究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并没有任何的偏向性。它的目的，是挖掘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联。
如果它能够助改革一臂之力，用有益的做法去取代错误的做法，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改进后的做法会不会矫枉过正，给人们带来更深的伤害，我们并不能事先预知。
文化对爱情生活及人们的性活动的限制，导致在一般人当中普遍存在贬损性对象的趋势。这一事实或许能将我们对性对象的注意转向性本能自身。
最初的禁欲行为导致了人们在婚后无法达到彻底的性满足，但即便从一开始就对性行为不做任何限制，结果也不会变得更好。
显而易见，如果性满足变得非常容易，性欲需要的精神价值就会降低。所以，为了提高力比多能量，挫折是必须要有的。在人群当中，如果外界对人们性满足的限制做得不够，那么社会就会随时建立起习俗的障碍来限制人们随意享受性爱，以挽救性活动和爱情的精神价值，无论对个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是如此。
在不受任何限制可实现性满足的时期，比如在古代文明的衰落期，爱情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变得一文不值，生活也因此而变得异常空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自然而然地通过建立强烈的反向力量来限制性满足的自由，以此来恢复爱情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
从这种意义上看，基督教的禁欲主张的确提升了爱情的精神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们所无法企及的。尤其是那些终身都在与力比多诱惑做斗争的僧侣中，禁欲的意义达到了顶峰。
毋庸置疑，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纠结与矛盾却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物本能当中，从一般意义上讲， 性本能的精神价值与其受挫折的程度无疑是成正比的。
设想我们做一种这样的实验：让一群形形色色的人都处在同一种饥饿状态，随着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你会发现，每个人在求生本能面前所流露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都会表现出对食物的渴求而不分老幼尊卑。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所有的本能被满足之后，它的精神价值就会随之降低呢？
举个相反的例子，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嗜酒者与酒之间的关系。酒难道不是总能给嗜酒者以同样的满足吗？在诗歌中常将这种满足比拟为性欲满足。有谁听说过，嗜酒者会因为长期喝同一种酒而对之产生厌烦心理？恰恰相反，习惯的力量反而常常把嗜酒者与他常喝的酒紧紧地捆在一起。另外，我们可曾听说过有哪个嗜酒者不得不跑到一个酒价更高或是禁止饮酒的地方，借助这些人为的障碍来找回自己日渐消退的满足感？显然没有。
如果我们听一下著名嗜酒者柏克林等人的自述，就不难发现他们与酒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简直堪比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那为什么人们与其性爱对象之间的关系却做不到这一点呢？
尽管听上去有些荒唐，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认真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性本能彻底得到满足并非一件好事。在性本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
其一，受二次对象选择和乱伦禁忌的影响，性冲动的最终对象一定不是原来的对象，而只是一个替代品。精神分析学说已经证实，如果欲望的最初对象遭到排挤，往往会有无穷无尽的替代对象来取代它的位置，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令人满意。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成年人在情欲生活中频繁更换性对象，表现出一种“性饥渴”。
其二，我们知道，性本能在一开始是由多个元素组成的，或者说由这些元素组合发展而来，但有些元素却无法变成后来的本能形式，在很早的时候它们就被压制或移作别用了。最极端的例子要算食粪本能成分。恐怕自从人类直立行走，嗅觉器官不再贴近地面之后，这种食粪本能就不再符合文明社会的审美标准了。
而性欲本能中存在的施虐成分多半也是如此。然而，所有这些发展过程仅对心灵结构中的上层部分产生作用，促发性兴奋的实质成分并没有发生变化。排泄和性一直密不可分，性器官的位置介于尿道和肛门之间，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套用拿破仑的话，那就是“身体结构决定命运”。我们的身体朝着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向发生了进化，但性器官却没有参与这一过程，仍然保持其兽性不变。
性本能很难被驯服，对性本能的驯化往往不是助纣为虐，就是适得其反。在这方面，文化成就的取得总是以丧失一部分乐趣为代价，要消除性本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派上用场的冲动会在性活动中以未满足的形式持续下去。
这样，我们或许不得不向这样的观念妥协：在文化的要求下，性本能的诉求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满足；由于文化的发展，人类难免要做出一些牺牲，承受一些苦难，甚至在遥远的未来面临灭种的威胁。
当然，这种悲观的预言是基于以下猜测：在文化的压力下，性本能无法正常释放，从而必然导致种种不满。但换句话说，也恰恰是在文化的要求下无法得到彻底满足的性本能，成全了我们最伟大的文化成就。
借助升华作用，许多性本能的成分不断发生转化，成为文明的成果。如果人类的性冲动完全得到了满足，他们又怎么会将性动力用作他途呢？那样的话，他们肯定陷身于性交的乐趣中难以自拔，文明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 两种本能需要之间无法调和的区别（性本能和自我本能）似乎保证了人类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当然，一种无法避免的危险同样存在：强者得到升华，弱者却患了神经症。
科学的目的既不在于危言耸听，也不在于安抚人心。但我还是很愿意在此承认，要得出以上这些宽泛的结论，其实需要更为广泛的研究基础。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一个相对孤立的话题；也许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能够弥补这一文化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