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后来一直在开会。以前我设想自己将来会成为作家或者记者，安安静静地与文字打交道，写一些别人也会安静阅读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诱人。文字，成了我思想的传达者。当然，我也会出门和别人见面，但是在这之后，我要在温馨舒适的房间里，一边听着音乐、烘着脚，一边坐在写字台前写文章。

事实却不尽如此，做了《日报》（Die Tageszeitung）的网络编辑之后，我的脚总是湿冷的。

我通常是主笔，也就是说，我需要规划页数、统筹全局、整理新闻，还要参加晨会，向其他主笔们报告今天的主题。他们中多数人都比我年长很多——24岁的我算是整栋楼里最年轻的——有些人甚至是报社的元老，看上去目中无人。这里有非常特别的讨论文化，大家都爱争论，这对我来说很陌生。有时我觉得，大家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这是一种动物性的炫耀行为，就像在说：“嗨，我也在啊！”

而我根本不想待在这里。我没有参与讨论，而是坐在第二排，观察我的同事们。有人双手交叉，置于脑后；有人晃动脚尖；有人在报纸上涂涂写写；有人眼神里带着嘲讽。有的嘴巴在打哈欠，有的嘴巴滔滔不绝，有的嘴巴被胡须围绕。我闭上眼，试着听声音辨别谁在说话。结果猜了十个全中。我的注意力像一只顽皮的小狗，到处抬腿撒尿，就是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才用哨声把它叫回来，不一会儿它就又跑走了。或许这也是一种苛求，如同以前在学校里经历的一样——不知道几何是什么，却闭着眼睛都能把数学老师脸上的法令纹画成梯形图。结果每次在其他人讨论内容的时候，我都在察言观色。我虽然看得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当然认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观望着。人们总是愚蠢地以己度人，身为社交恐惧症患者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我必须注意我的言行举止。每一次口误、双手的每一次颤抖、每一次短暂的脸红，都会被同事捕捉到，并影响他人对我的评价。我可不能让他们看我出洋相。

而我在会上总是最后一个发言，这让情况更糟糕了。紧张不安的情绪就像一盆植物，它不断地快速生长。一个小时很长，足够给它浇水施肥，直到它抽出新芽，花骨朵一个接一个爆开来。

终于，我像背书一样说了几句可笑的话，可是已经没有人在听我讲了。最后，大家都必须选边站。我每次都在想：“这根本没有这么糟糕。”但这总是在事后想起来才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偶尔我会向朋友们倾诉我的问题。“这就是怯场，”他们说，“人人都会如此，没必要担心。”

“不是的，”我反驳道，“这不是怯场，或者，不只是怯场。”

“那还有其他原因吗？”朋友们问道。

我说：“我怕我会晕倒。”

说这话的时候，我缩着头，呈保护姿势，等待朋友们的疑惑如潮水般涌来，而他们的确每次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问：“可是，你为什么会晕倒？”

我反问道：“为什么不会呢？” 0SOn9QYedKpWjSTU8FLc8uH9w/gViRFpUSZ7Db33PGWi3CJCWY9GLbbfr7dlK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