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开始讲西方哲学思想之前,我希望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探讨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哲学是什么,哲学的起源,以及哲学有什么用。这一课我们主要来谈谈哲学是什么。
我于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算起来已经从事哲学训练整整28年了。在这28年里,我曾经遭遇过不少尴尬的时刻,比如在火车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开始试探着闲聊,每当问到我的职业和身份时,原本热闹的场景往往会瞬间变得尴尬,空气也随之凝固:“哦,学哲学的。”体贴的人会说:“那可是很深刻的学问。”不体贴的会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当然,也有求知欲旺盛的会问:“哲学是什么?”
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当问到哲学是什么的时候,有两个事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1992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去北京的王府井参加公益活动,一位资深人士前来慰问我们,当她得知我们是北大哲学系的同学时,非常兴奋地说:“哲学,我知道,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诡辩家,不是哲学家,这是政治,不是哲学。
另一个例子记得是在2006年,我去住所小区边上的理发店理发,洗头小妹问我选择湿洗还是干洗,我当时正好有时间,就说干洗吧。在20分钟的按摩过程中,我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聊天,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了我的职业。“您是做什么的?”“我是大学的老师。”“具体教什么呢?”我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所以我说我是教哲学的。
我以为对话到此就结束了,结果她停顿了三秒钟,突然问道:“哲学是不是研究因果性的……”大家也许知道,因果性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当年正是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质疑,才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我们以后会专门用一讲介绍讨论这桩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所以,当我听这位洗头小妹问,哲学是不是研究因果性的,我顿时就有了惊为天人的感觉。从此我一直去那家理发店干洗,试图跟她继续探讨因果性问题,直到半年后那位来自云南的洗头小妹不辞而别。
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1.人皆有理性,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哲学家;2.一个好的制度造就好的公民,一个好的教育造就好的哲学观。接受了错误教育的人比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的三观更可怕。
回到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我们很少会问什么是生物学,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文学或者历史学,即使有人这么问,也会比较容易得到明确的回答,而不会像哲学家这样,一直被世人纠缠这个问题,而且哲学家自己也不停地回到这个最原初的问题。
现在,我暂时给你们提供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所谓哲学(philosophy),就是爱智慧的意思。philosophy在古希腊文中是由philia和sophia这两个词组成的,sophia的意思是智慧,philia在古希腊文里是友爱的意思,相比于宗教意义上的博爱,以及男欢女爱的情爱,友爱的最大特点就是温和而理性,也就是说,哲学家在对待智慧的时候,是一种彼此尊重和欣赏、温和且理性的热爱。这种爱不以占有为目的,而是以相互激励共同进步为目的。这也意味着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从来不会妄自尊大地认为占有了智慧,哲学家只是一个以温和而理性的方式热爱智慧的人,一旦有人宣称自己占有了智慧,掌握了宇宙真理,这样的人要么是先知,要么就是骗子。
哲学的问题有很多:我是谁?我有自由意志吗?对和错的标准是什么?生活的意义何在?还有死亡问题、公正问题。我们还可以追问,我现在究竟是梦见自己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公室里写作,还是真实地坐在这里?爱国主义为什么是天然正当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什么对于一个人的完整人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有三个特点。
首先它们是反思性的,是对现实和经验的反思。比方说,按照普通人的认知习惯,我现在就是坐在人大的办公室里写作,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哲学家会尝试着跳出来回看这个状态,并且发出疑问:我到底是真的坐在这里写作,还是一个梦境,对此区别我到底能否给出一个有效的理性论证?
其次,这类问题基本上是针对最一般性的范畴或者说超级概念提问的。打个比方,我们和恋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对如何打发时间发生争执,女孩子说我想要看电影,男孩子说我更想看球赛,女孩子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男孩子说我更愿意打王者荣耀之类的电子游戏,女孩子说我觉得岁月静好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男孩子说我更倾向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生活……你们就这么不断地争论下去,直到突然发现原来归根结底是因为彼此对于幸福的定义和理解不同,这个时候你们已经从日常拌嘴进入到某种层面的哲学讨论。
与幸福类似,时间、空间、存在、美、爱和死亡都是这类的超级概念。有一次,我的女儿布谷问我:爸爸现在几点了?我说现在是上午9点钟。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遇见的对话。然后她接着又问:可是,爸爸,时间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立刻就有了哲学的意味。为什么?因为她现在追问的是最一般性的超级概念的定义。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的时候我对它非常清楚,你一问我,我反而茫然不知了。
这就引出了此类问题的第三个特征——它们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我们现在把三个马哲的老师、三个中哲的老师和三个西哲的老师聚在一起开设哲学研讨班,让他们争论上述问题。三年以后,你会发现,他们仍然不会达成一致的意见。
正因为哲学问题有上述三种特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才把哲学史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这个说法稍微显得有些鲜血淋漓少儿不宜,黑格尔真正想说的其实是,哲学总是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发展的,整部哲学史充满着哲学家们互相批判、互相推翻、互相取代的斗争。莱辛曾经在一次对话中说:“要知道,人们还是要谈论斯宾诺莎的,就像谈论一条死狗。”黑格尔听说了这句话,一直念念不忘,他毕生的追求就是终结哲学史上没完没了的纷争,避免斯宾诺莎的结局。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世后仅仅几十年的工夫,黑格尔自己也变成了时代的“死狗”——马克思评论道:“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已经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摩西·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有人也许会问,既然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还需要读柏拉图、读亚里士多德、读康德和黑格尔?我愿意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哲学不是一种累积性的学科,古代那些基本的哲学思想、观点、理论和见解现在仍然是哲学的中心内容。”累积性意味着进步和发展,意味着用一种标准答案来替代一种错误答案,用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来替代另一种错误的解释,现代科学就是如此,而哲学不然。那些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时代的死狗”的哲学家,在特定的时候会死而复生。因为哲学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有些人也许会因此感到困惑,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多么的不解渴啊!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才是最有意味和最让人着迷的问题。
当然,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思维甚嚣尘上的时代,每一门传统的学科和古老的技艺都免不了面对这样的质疑:“学这个有什么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讲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