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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理由是“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在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苏格拉底一直在狱中跟他的学生和朋友讨论哲学问题。雅典人就是这样，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在追求丰沛而高远的生活。
苏格拉底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克里同，这是一个热心肠的有钱人，他买通了狱卒想帮助苏格拉底越狱。没承想苏格拉底不但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给出了拒绝越狱的三个理由。哲学家就是这样，不仅要给出自己的立场，还要给出立场背后的道理。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这三个理由。
苏格拉底的第一条理由可以称为“感恩原则”。苏格拉底说：雅典城邦之于我就好比生我养我的父亲和母亲，某种意义上说，城邦甚至比父母还要更加“尊贵”、“可敬”和“神圣”，既然面对父母的时候你百依百顺，那么面对城邦的时候也应该如此。如果不能说服它，就只能按照它的命令行事，服从它加于你的任何惩罚。很显然，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家国具有同构性，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逻辑最为熟悉，成龙唱过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苏格拉底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便城邦对苏格拉底所做的事情是不正义的，但是城邦让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胞“分享了所有的好东西”，所以苏格拉底不应该逃避城邦对他的惩罚。这个理由的言外之意是，其他公民都在奉公守法，你却在钻法律的空子，这对于其他公民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这条理由可以称为“公平游戏原则”。
第三个理由是，任何雅典人在成年之后，认清了城邦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如果仍旧心怀不满，大可以带着财产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任何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仍旧选择留下来，那就意味着你已经默认了城邦法律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你跟城邦其实已经签订了某种契约。这个时候你就要遵守契约，不能因为履行契约会违背你的利益，而任意撕毁契约。这条理由可以称为“认可理论”。
一般认为，以上三个理由构成了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义务”理论的前身。
什么是政治义务？简单说，就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或者命令，我们就应该不考虑其内容而服从它？这里的关键表述是“不考虑其内容而服从”。比方说，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孝顺就是百依百顺，也就是不考虑父母命令的内容是对还是错，总之就是要服从。苏格拉底肯定不认为雅典公民大会对他的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依然决定服从这个审判，而不考虑其内容的非正义性，这正是政治义务的精髓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苏格拉底给出的这三个理由是充分的吗？它们是否真的可以证明政治义务呢？
我们今天要重点探讨的是后两条理由的合理性，也就是“公平游戏”和“认可理论”。至于“感恩原则”，我想请读者自己仔细想想其中的逻辑。有两条思路可供参考。一条是家国是否同构？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第二条思路是，当我们的父亲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时，我们通常会质疑为什么。一般来说，父亲都会继续给出解释，但有时候也会非常粗暴地回答：因为我是你爸爸！因为我养了你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他好像也在讲道理，但我们心底里却认为他根本就不是在讲道理，为什么这个明明是最根本的理由反而看起来不像是理由了呢？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公平游戏原则的精髓所在，我先举一个例子。期末考试的时候，90%的人都在作弊，只有10%的人遵守考场规则，如果你是那10%的人，此时你的心理活动会是什么样的？你也许会一方面骄傲于自己的出淤泥而不染，另一方面在你的内心深处，没准会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不我也翻翻书？要不我也作弊吧？
如果碰巧你读过休谟，也许还会背诵这句话给自己听：“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所以说，公平游戏原则的要点在于“限制的相互性”，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合作体系中，只有当其他人服从规则的时候，我才会服从规则。这被视为是公平游戏原则的理论优点之一，因为它要求每一个合作者避免成为所谓的“搭便车的人”。除此之外，这条原则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优点，它不要求你事先认可社会合作体系的“合法性”，只要你从这个体系中“主动接受”了好处，按照公平游戏原则，你就有义务去做你分内的事。
这段话里有一个关键词——“主动接受”。所有曾经在大学期间收过鲜花的女生，一定对“被动接收”与“主动接受”的区别非常清楚。对于那些扔下花就跑路的男生，那些强人所难把鲜花塞到你怀里的男生，你一定不会承认是主动接受了他们的鲜花，因此你也不必承担相应的义务，比方说，从此成为他们的女朋友。
可是有些好处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区分“被动接收”与“主动接受”的。比方说，假设宿舍管理委员会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在楼道里架设了一个大喇叭，每到晚上9点就开始播放流行音乐和相声小品节目，并且要求每个同学负责一天的播放任务。张三一开始对此表示拒绝，说每天背英语单词还来不及呢，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收听广播。可是没想到，慢慢地，他居然喜欢上了听广播，甚至养成了习惯，每到晚上9点就打开宿舍的门，躺在床上听得不亦乐乎。一个月后，宿舍管理委员会找到张三说，明天轮到你给大伙儿播放节目了，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搭便车者。
试问，按照公平游戏原则，张三是不是有义务去播放节目呢？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张三一开始不认同宿舍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但后来他似乎的确是“主动接受”了这个规定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不仅听得如痴如醉，还特意打开门来收听。如果张三不想听的话，完全可以关上门窗，甚至戴上耳机，“主动拒绝”这些好处。
话说到这里，也许张三会反驳说：可是问题在于，我之所以现在爱上听广播，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即使我关上门窗，戴上耳机，也无法阻止广播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这简直就是逃无可逃！
事实上，有些政治哲学家认为，由国家提供的很多“公共利益”，比方说国防安全、警察的保护以及法治秩序，就是这类既无法“主动接受”也无法“主动拒绝”的好处，因为它们如同广播和空气，无所不在。当我强行塞给你一束花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拒绝它也可以主动接受它，但如果是空气，你可以主动拒绝它吗？你不能，因为你就生活在空气里，你也无法主动接受它，因为你就生活在空气里。如果公共利益是这类无法“主动接受”也无法“主动拒绝”的特殊利益，那就意味着在证明政治义务的时候，公平游戏原则的解释力出现了问题。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面对宿舍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张三的反驳是这样的：虽然我看似主动接受了好处，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既无法主动接受也无法主动拒绝听广播，所以你不能用“公平游戏”原则来要求我服从你们的规定。现在球踢到了宿舍管理委员会这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张三呢？也许你会说：如果你不认同我们的权威，不打算服从我们的规定，那你完全可以搬出去啊，既然你住在这里，你就是默示认可了我们的权威。
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没错，这就是苏格拉底提出的第三个理由——认可理论。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国民，我们与国家和政府之间从未签订过明示认可的契约，更多的是基于默示认可。按照默示认可的逻辑，哪怕你不通外语，出身贫寒，仅靠微薄的薪水度日，你依然拥有选择离开自己祖国的自由。所以，你只要仍旧待在这片国土上，你就在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它的法律和政策，因此，你就必须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针对以上逻辑，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进行反驳：假设你在睡梦之中被人绑架到了一条船上，醒来时眼前除了汪洋大海就只剩下那个面目可憎的海盗头子。现在你有两个选择：1.离开这条船；2.留在这艘船里。前者意味着跳进海里淹死，所以你只能选择留在船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其实已经在自由地表达你对船主的权威的认可？
有没有发现，默示认可理论显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记得多年前，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视频，在厦门大学的辩论会上，一个男生把辩论现场改成了孟非主持的“非诚勿扰”。这个辩手说：“请问反方一辩，你有男朋友吗？请回答有还是没有？”反方一辩措手不及，一时难以应对。没想到两秒过后，男生立即说道：“那么好吧，默认的答案就是没有！”虽然网民们无比热爱这个浪漫时刻，但是我却烦透了这个男生的强盗逻辑。因为哪怕这个男生是以爱的名义，哪怕反方一辩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哪怕中文字典里有一个词语叫“默认”，都无法支持男生单方面得出那个让围观群众雀跃不已的答案来。
一个不认可现有政治体制的人，不但会出于各种原因放弃移民而选择留在国境之内，而且会接受来自体制的公共利益，比如国防安全、环境保护、法制和社会秩序等，但即便如此也仍旧无法证明他已经默认了这个体制，因为大多数的公共利益，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既无法主动接受也无法主动拒绝。
看来苏格拉底提供的这三条理由都存在问题。那苏格拉底为什么还要选择服从城邦不正义的审判呢？
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们在生活中给出的绝大多数理由几乎都不是一锤定音式的终极理由，很多理由也许不是那么充分，但已经足以让我们毅然决然地采取行动了。
其次，苏格拉底可不是单独给出其中的一条理由，而是同时给出了三条理由。后世的“政治义务”理论家与苏格拉底最大的区别正在于这里，他们往往试图应用单一的理论去解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苏格拉底则充分意识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我在本书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必须学会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审视和分析世界。我特别欣赏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他说：“哲学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苏格拉底不偏食，他不是哲学病患者。他给出的这三条理由虽然各有缺陷，但是组合在一起却可能产生1+1+1>3的效力。
再次，虽然蝼蚁尚且偷生，但对于人来说，却必须要考虑比活着本身更重要的事情。有些人主张“活着，就是一切”，这是典型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它很容易就会滑落成为“一切都是为了活着”。还有一种观点是“活着，就是一种成就”，这句话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听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老人说的，我觉得这句话与“活着就是一切”不同，考虑到这位老人几乎经历了整个风云诡谲的20世纪，这句话应当多少包含了某种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但是相比之下，苏格拉底更加勇猛精进，他坚持认为，对于人而言，“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所以，人之一生应该做道德上正当的事情，而且“活得好”与“活得正当”就是一回事。
最后，“舍生取义”虽然值得赞颂，但它仍旧是道德意义上的死亡观，对苏格拉底来说，死亡之所以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就在于学习哲学就是在练习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