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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基督之死，或许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死亡事件。前者宣告了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后者凸显出宗教与政治的冲突。
雅典人为什么要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视野拉回到公元前431年，那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从此陷入长达27年的战争。这场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忠实地记录下来，要想知道战争的破坏力，读一读修昔底德下面这段话就知道了：
“邪恶这个时候已经被人们当成了美德，所有的词义都发生了变化：欺骗被赞为精明，鲁莽被当作勇敢，而忠诚、谦虚、大度却被认为是软弱的代名词。”
如果你读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奥威尔笔下，虚拟的大洋国里有四个政府部门，“真理部”负责撒谎，“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刑讯，“富足部”制造短缺。大洋国和战争期间的古希腊的共同特征是，所有的词义都出现了黑白颠倒的现象。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现象，语言的败坏象征着人心的败坏，语言秩序的颠覆意味着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颠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苏格拉底开始了他的后半生，而他的使命，正是要通过探究伦理问题来重建道德秩序和人心秩序。
如果我们把目光进一步聚焦到雅典，就不得不注意到，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雅典民主制出现的三次政治“地震”。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公元前411年，一小撮阴谋分子与斯巴达里外勾结，推翻民主制，建立了“四百僭主专政”；第二次地震发生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在斯巴达的扶植下，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专政”。虽然这两次僭主专政只分别持续了四个月和八个月，但却是雅典历史上非常恐怖和黑暗的时期。在“三十僭主专政”的八个月里，许多雅典公民遭到杀害，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雅典士兵的总和。公元前401年，反民主派人士再一次蠢蠢欲动，虽然民主派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可想而知，经过这三次政治地震，雅典民主制早已元气大伤，失去了往日的雍容和自信。雅典人想要清算失败的原因，寻找祸根，于是开始抓特务、找敌人，最终，他们把目光聚焦在苏格拉底的身上。
那么苏格拉底具体都干了些什么？按照他在雅典法庭上的自述，自从听说了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他就每天忙个不停地在找各种人聊天，目的是检验他们是不是智慧，一旦发现某人并不智慧，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作为雅典城邦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家境殷实，平日里受人尊敬，当你在阳光明媚的公民广场上闲逛，跟老熟人们点头致意、问话寒暄的时候，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二话不说就跟你开始探讨正义、德性、幸福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你一开始还能侃侃而谈，可是三言两语过后，就开始理屈词穷、面红耳赤了，最可恨的是，边上还站了一群衣着光鲜的贵族青年，不停地在起哄。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恼火呀？所以说，苏格拉底在他的哲学生涯中，肯定得罪了不少雅典的成功人士，这一点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
苏格拉底就这么四处奔波地找人对话，他说：“由于这项工作很忙，所以我没有余暇去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工夫去料理自己的私事。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
不料理个人私事，也不参加政治活动，整天带着年轻人不务正业，专门给成功人士挑刺，对民主制度说三道四，这样的苏格拉底的确很招人烦。事实上，向雅典公民大会起诉苏格拉底的共有三个人，一个是演说家，一个是诗人，还有一个是手艺人兼政治领袖，都是城邦内部的头面人物。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苏格拉底的反讽意在激发起对话者的羞耻之心，从而让他们自知其无知，知耻而后勇。可是问题恰恰在于，知耻而后勇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多数人的反应是恼羞成怒，进而怀恨在心。所以，这场诉讼的最初动机更像是私人恩怨。当然，要想公报私仇，就必须诉诸冠冕堂皇的理由，苏格拉底就是被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为由起诉的。
那么，这两个罪名是否成立呢？我们先来看“引进新神”的说法。雅典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会不分场合，突然之间就进入老僧入定的状态。有一次在战场上，他就这么披星戴月站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有一次参加宴会，走着走着，他就立定不动了，其他人就说：别理他，他总是这样，让他自己站上一会儿就好了。苏格拉底自称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在跟神直接对话。初听上去，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是仔细想一想，苏格拉底其实是在抛开外在的宗教系统，直接诉诸自我的内心世界，用“认识你自己”来代替“外在的神谕”，这当然算得上“不敬旧神”以及“引进新神”了。所以说，这个罪名不算是凭空捏造。
再来看“败坏青年”。这里必须要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克里底亚斯，另一个是阿尔西比亚德，这可是苏格拉底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个追随者。根据原告的指控，这两个人同苏格拉底交往之后使城邦蒙受巨大的祸害，克里底亚斯是僭主政权中“最贪婪、最强暴和最阴险的人”，阿尔西比亚德是民主政权中“最放纵、最傲慢和最专横的人”。
我们今天要对阿尔西比亚德的故事多说几句。他是雅典著名的美男子，英勇善战，但却性情乖张，反复无常。作为雅典的将领，阿尔西比亚德曾经屡立战功，但在远征西西里失利之后，他叛变投敌，加入雅典的敌人——斯巴达的阵营。不久之后，他再次叛逃，这一次投向整个希腊的敌人——波斯。阿尔西比亚德的不忠不义是不是很像《三国演义》里的“三姓家奴”吕布？
阿尔西比亚德和苏格拉底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著名的对话录《会饮篇》中出过场。在一次战役中，苏格拉底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过阿尔西比亚德的命。因为爱慕苏格拉底的智慧，阿尔西比亚德还曾经追求过苏格拉底。说到这里大家不要惊讶，同性恋在古希腊其实非常盛行。我们在前几讲中提到的俄狄浦斯，他的母邦忒拜城甚至还专门建立过一支由同性恋者组成的“神圣军团”，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更何况是恋人？“神圣军团”在各项战事中所向披靡，据说因此为很多城邦所仿效。
所以说，“败坏青年”这个指控也不是无端诽谤。当年菩提老祖对孙悟空说：“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可惜苏格拉底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有些哲学史家力图撇清苏格拉底对这些人的影响，我觉得大可不必，凭什么教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功劳，教出阿尔西比亚德就跟苏格拉底关系不大呢？
事实上，哲学是一门危险的行当。从观念的意义上说，哲学家不属于任何共同体，哲学家的本性是求真，他必须质疑一切既有的观念，把它们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这与宗教要求的虔敬，政治要求的服从，可以说格格不入。个性乖张的人，会因为有了哲学的加持，愈发傲慢骄狂。所以我总是这么认为，哲学家最大的德性不在于质疑，而在于知道何时停止质疑。也就是说，保持智识上的节制，这才是哲人的德性。
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任何人只要被起诉，就必须要出庭。在自我申辩的过程中，苏格拉底的表现极其精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申辩篇》来读，我在这里只想简单扼要地总结一下苏格拉底的辩护策略，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所有的指控都与我无关。”
苏格拉底大概表达了以下几个意思：我不研究物理学，所以我不是自然哲学家。我不收费教学生，所以我不是智者。我没有自封为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不是我狂妄自大，这是神的意思。我没有毒害年轻人，我相信神灵。总之，你们对我的指控都是不实之词。
如果说以上都是防卫性的辩护，那么下面三个说法则是进攻性的和挑衅性的辩护。苏格拉底说：“我不会因为想要避免惩罚而放弃哲学。”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不悔改。苏格拉底还说：“我是神赐给雅典人的礼物”；“我绝不哀求获得宽恕”。
可想而知，如果你是现场的陪审员，一定也会被苏格拉底的态度所激怒。很自然地，在第一次投票表决时，以281票对220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原告建议死刑，法庭允许苏格拉底自行选择刑罚，比如无期徒刑、罚款或者流放。没想到苏格拉底居然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被惩罚呢？我应该得到好处，我对城邦做出的贡献堪比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得主，应该让我去国宾馆免费吃住。最后他提议，如果一定要罚款的话，那就罚一个比纳吧，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笔钱，小到足以让陪审员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羞辱他们。于是，在第二次投票表决的时候，以361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被定罪，是由于缺少一样东西，但是缺少的不是言词，而是厚颜无耻，甘愿向你们说那些你们最爱听的话。”
我在读《申辩篇》的时候，有很强的一种感觉：苏格拉底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从这场审判中脱身，而是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死刑判决。换句话说，苏格拉底罪不至死，雅典公民原本也不打算判他死刑，反而是苏格拉底本人决定去死。苏格拉底为什么勇于赴死？他为什么对死亡毫不畏惧，反而刻意求之？我们会在第19讲中再处理这个主题。
现在我想对这一讲做一个小结。哲学与政治从来都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对于这一点，苏格拉底心知肚明。他曾经说过：“我如果很久以前就从政，那就早已被处死，不能给你们或者给我自己做什么好事了。请不要因为我说实话而不高兴。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公不法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又不想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只能当一个平头老百姓，绝不能做官。”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是苏格拉底很少过问政治问题还不仅仅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一方面认识到政治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他认定政治是末，道德是本，所以他更愿意从道德和伦理入手解决雅典的危机。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并不缺乏政治勇气。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战胜了斯巴达舰队，但领导这次战役的10位将军却因为没有及时掩埋阵亡将士受到了审判，当时恰好轮到苏格拉底当五百人议事会的主席。多数人认为这些将军应该被处死。可是，苏格拉底却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投出了反对票。两年之后，“三十僭主”上台，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斯命令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公民一起去逮捕民主派人士。苏格拉底虽然厌恶民主派，但对克里底亚斯诛杀异己的行径更加反感，所以他没有执行命令，而是悄悄地自行回家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很快垮台，苏格拉底极有可能因为此事而受到惩罚。我认为这两件事非常有象征意义，面对民主制和僭主制，苏格拉底都展现出了求真的勇气，他既没有屈服于汹涌的民意，也没有屈服于僭主的暴力。所以说，虽然他一生都在尽力回避政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缺少政治勇气。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在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苏格拉底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下一讲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