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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来探讨苏格拉底的“无人有意作恶”。你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戒烟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我都戒过许多回了。”其实我们还可以把这句话里的戒烟换成减肥——“减肥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我都减过许多回了”。在戒烟和减肥的问题上，人们之所以常立志而不是立常志，通常的解释是“意志薄弱”或者“不能自制”（akrasia），比如，我知道不应该抽烟，但就是无法抵御烟的诱惑。
从哲学的角度说，“应该”蕴含着“能够”，打个比方，你“应该”珍惜生命、远离烟草，这个要求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你“能够”做到戒掉香烟，从此神清气爽，体健貌端。反过来说，对于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说“应该”，比如说，我们一般不说“你应该每年挣到一亿元”。可是问题在于，即使面对那些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哀嚎：臣妾真的做不到啊。这个时候，常识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你意志薄弱了，你被欲望俘虏了。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一位人物，当她得知丈夫背叛自己之后，悍然杀死自己亲生的子女，以使负心人绝后。行凶之前，美狄亚怨念缠绕，难以自拔，于是有了下面的自白：
“尽管我知道我将犯的罪恶，但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激情，激情就是造成罪恶的原因。”
“你所警告我的一切，我自己都知道。尽管我知道，自然却使我不得不如此。”
你看，这两句台词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美狄亚“知道”杀死亲生子女是罪恶的，她之所以明知故犯，完全是因为“意志薄弱”和“不能自制”，这个解释看起来非常合情合理。可是，如果让苏格拉底看这部戏剧，他一定会质疑：美狄亚真的“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吗？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知道如何避免恶行，而且知道不作恶比作恶更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作恶”。这个观点可以总结为：“无人有意（自愿）作恶。”
假如让美狄亚和苏格拉底来一场虚拟的对话，大概会是这样——
美狄亚说：“我知道杀死子女是罪恶的，但我忍不住那样做。”
苏格拉底说：“这不是因为你忍不住，而是因为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那是罪恶的，你的错误在于缺乏知识，没有看见真正的善。”
所以说，在苏格拉底看来，美狄亚不是“明知故犯”，她的问题恰恰在于她处于“真正的、最严重的无知”。
初看起来，这个想法与常识相差太远。一定有人会反问：难道美狄亚不是有意杀死自己的孩子？难道那么多的腐败分子不是在有意识地贪赃枉法？
苏格拉底的回答真的那么违反直觉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你的错误在于没有真正认识到你的错误！我们写检讨书，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查找问题不足，深挖思想根源，所有这些做法的隐含之义就是，我们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在认识上出了偏差，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脑子坏掉了。
按照这个思路，一个人之所以在戒烟问题上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不是因为他的意志薄弱，而是因为他虽然口口声声说知道吸烟的坏处，但其实还是没往心里去，没有真正严肃认真地对待吸烟的坏处，也就说，并不真的知道吸烟是一件坏事。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在办公室抽烟，正好手头有一个PM2.5的测试仪，当他点燃一根烟之后，眼睁睁看着从20飙升到了500，这可把他给吓坏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在办公室抽烟了。你看，他认识到了在办公室抽烟的危害性，所以就放弃了在办公室抽烟的习惯。当然，他显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抽烟的危害性，所以至今没有成功戒烟。
我们在这里可以设想一下他的推理逻辑：我在室外开放的空间里吸烟，PM2.5的浓度就不会那么高；我每天控制吸烟的总量，对身体的伤害就不会那么大；退一万步讲，即使吸烟会伤害身体，甚至导致短寿，但是对比吸烟但快乐的一生和不吸烟但百爪挠心的一生，前者的快乐总量依然要大很多。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不是非常有理性？他可是真心诚意地认为吸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你要批评他，就不能简单地说他意志薄弱，这个时候，苏格拉底的思路反倒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在戒烟这个问题上犯错，恰恰在于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错误！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无人有意作恶”做出解释。
首先，一个人作恶，最大的受害者会是谁？普通人一定会说，那肯定是别人啊。可是苏格拉底却认为，一个人作恶，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因为他让自己变坏了。如果一个人作恶而且还逃避了惩罚，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他的兽性部分非但没有得到压制，反而更加嚣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无人有意作恶”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会故意伤害自己”，因为所有人都是“趋利避害”、“趋善避恶”的。烟民们在为自己做辩护的时候，不正是在强调这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而不是有害的事情吗？
其次，苏格拉底认为善恶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智者派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就是在混淆是非善恶，这是意见，不是知识。哲学家要寻找善恶是非的知识，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它们。有德性的人就是有真正知识的人，没有德性的人则是缺乏真知的人。所以说，德性即知识。
苏格拉底的使命是督促雅典人“关照自己的灵魂”，因此，这里的“知识”就与“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联系在一起了。苏格拉底说：“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自己合适，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他人，通过和别人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但是那些不认识自己，对自己的才能有错误估计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与之交往的是怎样的人；由于他们对这一切没有正确的知识，他们就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陷入祸患。”
这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理性、知识、德性、幸福之间，存在着环环相扣、逐渐递进的逻辑。有理性的人必然拥有关于自我的知识，他也因此是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人一定能够得到幸福。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有意思的是，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似乎也认同这一点。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写道：“我勤勉地工作，希望自己能更好（better）和更明智（smarter）。当然，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认为“聪明人”和“好人”根本就是一回事。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反面的角度去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蠢人”和“坏人”根本就是一回事。所以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才会目睹这么多“又蠢又坏”的恶人恶行。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尽可能同情地理解“无人有意作恶”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番道理虽然深刻，但与日常的道德直觉相差还是很远。以那些腐败分子为例，作为党和国家多年教育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道理，但是在面对江诗丹顿和爱马仕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意志薄弱，难以自制。这样的人可不是因为脑子坏掉了，而就是良心坏掉了。
亚里士多德批评苏格拉底，认为他把德性等同于知识，这样一来，就取消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因此也就取消了激情和性格对人的影响。说得直白一些，少数时候理性是欲望的主人，多数时候理性是欲望的奴隶。人性并不是天然向善的，在那些又蠢又坏的人当中，多数不是因为太蠢了所以才会变坏，而恰恰是坏得肆无忌惮，才会显得格外愚蠢。
亚里士多德说：“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这句话特别有道理，这就好比能够背诵“八荣八耻”的人不会立刻成为有耻且格的人；要把“舌尖上的知识”变成“行动上的知识”，既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每天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做”，也就是行动和实践。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不说“每天反复说的事情造就了我们”呢？这是因为“拥有知识”不等于懂得“使用知识”。《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者，她博闻强记，知晓天下武术的所有精华，但是却手无缚鸡之力，就是因为在“拥有知识”和“使用知识”之间，缺少了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实践。同样的，整天高谈阔论礼义廉耻的人，也不一定真的就在生活中遵守礼义廉耻。
回到前面举的烟民例子，他给自己提供了很多合理化的理由，其实很可能都只是借口而已，很可能他在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这些借口，他就是百分百的“不能自制”。人在这方面真的是“万物之灵”，我们总是非常容易地原谅自己的错误，而且非常善于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不久前，一帮朋友聚会，有一位老烟民再次宣布：我要戒烟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搭理他，大家连翻白眼的力气都不想使。言行太不一致，以至于使人对其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这是不能自制者的普遍下场。
在私人生活中的言行不一，那还只是小德有亏，大家顶多觉得这个屡戒屡吸的老烟民是一个笑话；在公共生活中的言行不一，那才是大问题，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不一，那可是流弊无穷。当年国人就常以“好话都被他说尽了，坏事亦被他做尽了”来笑骂汪精卫。然而恰如燕京大学的教授张东荪所言，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言行不一致却不止汪氏一人。这个风气一开，极容易传染”，到那个时候，不只是政治人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会上行下效，竞相模仿，一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就会对宣传性的言论彻底丧失信心，视若无物。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苏格拉底是个理性主义者，他强调知行合一，如果知行不一，那一定是知出了问题。而亚里士多德是个经验主义者和常识论者，他同样强调知行合一，如果知行不一，很可能是行出了问题。你会认同谁的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