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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想，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哲学家的标准形象是什么样的？大概是不事生产，喜欢玄谈，日常生活晕晕乎乎，偏偏又绝顶聪明，满脑子都是古怪的想法和念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一定要貌不惊人，如果丑一点那就更好了。如果要在哲学史上找出一个最符合以上形象的人，那一定就是苏格拉底了。有人这样形容苏格拉底的外形：“身材矮胖粗壮，烂眼，扁鼻子，大嘴，厚嘴唇。不修边幅，笨拙粗陋，他的体型像一个奇形怪状的萨蒂尔（satyr，森林之神）。”
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老且丑怪”的皮囊下面，却隐藏着一个高贵而纯粹的灵魂。苏格拉底没有希腊人推崇的伟岸身材和堂堂仪表，但却是雅典城邦——这所希腊人的学校——中最璀璨夺目的人物之一。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曾经颂扬雅典人是“热爱美的人，但没有失去质朴的品味，是热爱智慧的人，但没有失去男性的魄力”。在我看来，苏格拉底的一生最完美地体现了这两句话。在接下来的七讲中，我会带领大家走入苏格拉底的世界。
苏格拉底（Socrates）生于公元前469年，死于公元前399年，他是雕刻匠和产婆的孩子，土生土长的雅典本地人。在他壮年的时候，经历了雅典民主制最为辉煌的时刻，他的后半生则亲历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了雅典民主制的盛极而衰。
苏格拉底是一个述而不作的哲人，这一点与孔子非常像。孔门七十二弟子，苏格拉底有名有姓的弟子没有那么多，但也有个别出类拔萃甚至青出于蓝的，比如柏拉图。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苏格拉底，首先要感谢柏拉图的对话录，其次是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以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云》。
但是，这三位作者笔下的苏格拉底简直就是三个人，所以我们马上就面临着如何甄别哪一位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问题。
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丑形象，他不仅跟智者派一样收费授徒，还跟自然哲学家一样研究物理学和天文学。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他张大了嘴抬头看天的时候，一只壁虎恰好在屋檐上拉屎，结果落在了苏格拉底的脸上。中国的相声里有一个技巧叫“砸挂”，你听郭德纲的相声，于谦的家人就一直在倒霉。其实，古希腊的喜剧也喜欢这么“糟践”名人，而且就像于谦从来不会生郭德纲的气，身体强健、精神自信的希腊人也不会因为阿里斯托芬的粗陋和鄙俗而感到被冒犯。但不管怎样，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被高度夸张了的戏剧人物，我们万万不可把他错当成历史中的苏格拉底。
另一位作者色诺芬是一个著名的将领，他打仗是把好手，写东西则稍显笨拙，对哲学也不甚了了，而且与苏格拉底也没有特别的深交，所以在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的人格魅力减少了很多，既不幽默，也不机智。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但是如果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真如色诺芬描述的那样平庸无奇，我们就很难想象苏格拉底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所以有学者（伯奈特）指出，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如书中描述的那样，他是绝不会被处死的。因为如此平庸无奇的人怎么会冒犯雅典公民，败坏年轻人呢？但是另一方面，鉴于色诺芬足够老实，太没有创造力，所以他对一些事件的描述反而是可信的。你想，让一个资质平庸但勤奋刻苦的人去写记叙文，记流水账，那应该是很合适的，但是让他理解苏格拉底对话的深意，把握他的哲学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创作出隽永深刻的作品，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我们最为熟知的苏格拉底形象，应该说全都源于柏拉图的记录与塑造。在认识苏格拉底之前，柏拉图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热衷于戏剧创作，他的对话录充满了文学性和想象力，加上他无与伦比的哲学思辨能力，所以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到底是不是历史中的苏格拉底，人们同样非常怀疑。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早期的对话录，比如《申辩篇》、《克里同篇》、《高尔吉亚篇》，包括中期的某些对话录，应该是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行，从这几个对话录来看，苏格拉底的幽默和睿智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苏格拉底，有太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我们日后会一一道来。这里只讲他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曾经有苏格拉底的粉丝因为太过崇拜苏格拉底，以至于产生了一个疑问：苏格拉底究竟是不是最有智慧的那个人？于是他跑去问德尔菲神庙里的阿波罗神：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吗？神的回答是：没有。这话传到苏格拉底耳里，让他诚惶诚恐，他说：“当我听到这件事情时，我问自己，阿波罗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知道自己毫无智慧，无论大小。”
苏格拉底决定搞清楚神的真实用意，于是挨家挨户地去找雅典的成功人士对话，比如政治家、诗人还有工匠，可是一轮求教下来，苏格拉底惊讶地发现这些人果然没有智慧，他们不仅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还很傲慢地以为自己很有智慧。苏格拉底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是“自知其无知”。我们千万不要把苏格拉底的论断等同于反智主义，“文革”时有个叫作张铁生的“白卷英雄”，这样的人属于“无知者无畏”，而苏格拉底恰恰相反，他对智慧抱有谦卑甚至是敬畏的心态，认定真正的智慧只属于神，人类的智慧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才要特别地强调“自知其无知”。
思来想去苏格拉底的结论是，神想用他来告诫雅典人，“你们当中像苏格拉底那样最聪明的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
你也许会问，那些政治家、诗人和工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事情呢？显然他们是知道一些东西的。可是在苏格拉底看来，那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也是最高尚的事情就是去探讨“善的问题”，就是去考察和反省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关照我们的灵魂”。简单说就是，一个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也许会有人说，这个说法未免也太虚了吧。我来举几个例子，试着说明苏格拉底的深意。你看，我们的电脑坏了，会去找电脑工程师修理，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会去找医生看病，我们每年都要做例行的体检，验血验尿照X光，就是想要防患于未然，有病就吃药。可是为什么，当我们的灵魂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却根本不当一回事呢？关照我们的灵魂，这难道不是人生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吗？
据说有一次苏格拉底去看著名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戏，其中有一句台词说，最好还是放美德跑了算了。苏格拉底听后非常生气，立刻起身离开了剧院，他说：多么荒唐，奴隶不见了，人们四处寻找，美德跑了，却撒手不管。这个故事与中国古代哲人孟子的一句话惊人地相似，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里的“求其放心”是“寻找丢失的心”的意思。其实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意思是普通人丢了阿猫阿狗，着急得不得了，把心丢了却往往无动于衷。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吗？我们的确常常混淆大事与小事——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斤斤计较，股市里投钱却一掷千金；在单位里为了职位升迁和奖金多少斤斤计较，对影响收入的各种税收政策和法律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每天忙着美容健身和养生，对自己灵魂的健康却漠不关心。
说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发现了，苏格拉底跟此前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还有巴门尼德都非常不同，他不关心天上的事情，更关心人间的事务。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位把哲学从神秘中召唤出来的人……虽然在他之前的所有哲学家都在从事哲学，但只是他才把哲学引向日常生活的主题，以便探索德性与恶行，以及普遍的善与恶，并使我们认识到，天上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知识遥不可及的还是别的什么，纵然完全为我们所知，也与善的生活毫无关系。”
所以说，苏格拉底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那就是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变成人。阿里斯托芬对他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苏格拉底压根就不是一个自然哲学家，他不研究自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自然对于认识人自己，对于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是没有用的。
苏格拉底的这个观点跟佛教也有很多共通之处。在《佛说箭喻经》中记载过一个故事，潜心向佛的尊者鬘童子，心中起了疑问，不吐不快，就跟佛祖有了这样一番对话，他说：
“有些问题世尊总不解释；或将之搁置一边，或予以摒斥。这些问题是：
（一）宇宙是永恒的，还是
（二）不永恒的？
（三）是有限的，还是
（四）无限的？
（五）身与心是同一物，还是
（六）身是一物，心又是一物？
（七）如来死后尚继续存在，还是
（八）不再继续存在，还是
（九）既存在亦（同时）不存在？还是
（十）既不存在亦（同时）不存在？
这些问题世尊从未为我解释。这（态度）我不喜欢，也不能领会。”
说完这些话，鬘童子就给佛陀下了最后通牒，声称如果不回答上述问题，他就要叛出师门。佛陀的回答是：你问的这十个问题我统统不做解答，因为它们没有用处。佛陀说：
“它们与修炼身心的梵行根本无关。它们不能令人厌离、去执、入灭，得到宁静、深观、圆觉、涅槃。因此，我没有为你们解答这些问题。那末，我所解释的又是些什么呢？我说明了苦，苦的生起、苦的止息和灭苦之道。鬘童子，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些呢？因为它们有用。它们与修炼身心的梵行有根本上的关联，可令人厌离、去执、入灭，得宁静、深观、圆觉、涅槃。因此我解释这些法。”
看完这个对话，你是不是觉得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城邦，迫使哲学去思考人生和道德、善与恶的做法跟佛陀非常类似呢？事实上，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完全没有触及人生问题。”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才会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现在我们可以为苏格拉底的使命做一个简单的小结。从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整整27年，这期间雅典的政治秩序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传统道德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苏格拉底想从伦理问题入手，重建雅典人的道德原则和政治秩序。苏格拉底把自己视作神赐给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这个城邦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因此，作为这只牛虻，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随时随地紧跟着雅典的公民们，鼓励他们，说服他们，责备他们，告诫他们不要过多地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地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城邦的利益和其他公众利益。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活得好意味着活得高尚、正直”。
可是我有时候在想，对于任何一匹骏马来说，牛虻的叮咬总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你会忍不住想要拍死这只恼人的牛虻，所以哲人在城邦中始终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苏格拉底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雅典人不堪其扰，于是拍死了这只叮了他们几十年的牛虻。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让我们重温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但是，我想接着苏格拉底的话往下说：“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对于所有普通人来说，如果一方面不想麻木不仁地活着，一方面又想让生活能够继续，就必须要在“未经考察”和“过度考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这或许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