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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
智者派的兴起

我在第1讲“哲学是什么”中举过一个例子。大一的时候去北京的王府井参加公益活动，一位资深人士得知我们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后，非常开心地说：哲学，我知道，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如果柏拉图地下有知，听到这句话，一定会气得活过来。因为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是智者派的专利，而非哲学家的使命。

智者派的声名

柏拉图平生最恨智者派，在他看来，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就与雅典人搞不清楚哲学家与智者派的区别有关。所以柏拉图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区分哲学家与智者派，并且火力全开地对智者派展开各种批评和攻击。比方说，他说智者派是“受雇于富豪子弟的教师”，是“贩卖德性知识的零售商”，是“在论辩中赚钱的人”，是“只会模仿，自己没有知识又装作有知识的骗子”，是“在大庭广众中发表长篇大论的蛊惑家”。

其实，直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智者派的名声一直很好。智者的英文是sophist，直译就是“有智慧的人”。泰勒斯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这里的“贤者”对应的就是sophist。再比如说，著名的政治家梭伦也属于希腊七贤，荷马、索福克勒斯也都被称为sophist。这告诉我们早期的sophist其实是一个泛称，它包括各行各业“有智慧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更为熟悉的智者派却是另外一个形象，他们的特点包括：

首先，通过收取费用，教授学生法庭论辩之道和政治生活的技艺；其次，自以为最有智慧，实际上不以真理为目的，而以输赢为目的；最后，败坏青年，毒化社会风气。

很显然，智者派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主要是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

在收费这个问题上，我倒是比较认同罗素的观点，他说，柏拉图反对智者们教书收钱，那是因为他自己有着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因此不能体会那些没有他那种好运气的人们的需要。罗素又说，最奇怪的是近代的教授们，他们虽然找不出拒绝薪酬的理由，却也一再地重复柏拉图的这种挑剔。我觉得罗素这话说得很好，卢梭、康德、黑格尔，全都当过家庭教师，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全都是大学里的教授，我在人大上课也是收费的，因为我们是有课时费的。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为什么知识不能收费呢？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要比柏拉图开明得多，他曾经说过：“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只要自愿带上十块腊肉作为礼物来见我的人，我没有不教诲他的。我读过一则报道，当年有位学生去拜见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就真的带了十块腊肉，据说季老很高兴，认为这个青年还算懂古礼，于是欣然接待了他。当然，通过传授知识来收取费用，与“谁给我面包吃，我就为谁歌功颂德”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无可厚非，后者斯文扫地。

由此看来，智者派收费授徒是无可厚非的，他们真正应该受到质疑的是“不以真理为目的，而以输赢为目的”。智者派在这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留下了很多故事。比方说，叙拉古的一位智者叫作卡拉西，他的辩护策略是这样的：如果给弱者辩护，就会极力渲染他的孱弱无能，给法官造成这样的印象——这个人如此之弱，根本没有做坏事的能力；如果给强者辩护，就会反其道而行，转而强调目标过于明显的不合常理——他大概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很清楚人们都会明明白白地想到他有做这事情的能力，言外之意是：“被告这么强大，他会傻到公然去伤害一个弱者吗？”

智者派的双重标准

历史上最著名的智者叫作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年—前420年），他在开班授徒之前，会跟学生事先协定，学生先付一半学费，剩下的一半等学生打赢了第一场官司以后再付，而如果第一场官司打输了，那么证明老师教学效果不佳，剩下的那一半学费就不用交了。可问题是，有一个学生毕业之后既不出庭打官司，也不交剩下的学费。普罗塔戈拉等了很久，终于耐不住性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师徒对簿公堂。在法庭上，普罗塔戈拉跟他的学生说：“如果你打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按照合同，你应该付我另一半的学费；如果你输了，那么按照法庭的裁决，你也应该付给我另一半学费。总之，这次官司无论输赢，你都得付我另一半学费。”谁知道他的学生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如果我打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按照法庭的裁决，我不需要付你另一半学费；而如果我打输了，那么按照协定，我也不必付给你另一半学费。所以，无论输赢，我都不必付给你学费。”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智者派的基本立场和论辩技巧。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对话中的问题？没错，普罗塔戈拉和他的学生是在使用双重标准。如果普罗塔戈拉打赢了，根据法庭的判决，学生应该付钱给普罗塔戈拉，但是如果根据两人的合同，学生就不应该付钱给普罗塔戈拉。反过来也是这样，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在使用双重标准来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

第欧根尼在《明哲言行录》中说，普罗塔戈拉是第一个主张在所有事物中都有互相对立的两种理由的人，而且他也是第一个把这个观念运用到论辩中的人。我一直认为，那些在辩论赛上口若悬河的人就是智者派的现代传人。事实上，普罗塔戈拉就是第一个创办辩论比赛的人。

哲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因此就必须要找到区分真与假、对与错的标准，智者派却引入了相对主义，他们选择双重标准，不追求真理而追求输赢，这当然会遭到哲学家的激烈反对。

智者派的贡献

我们常说“习惯成自然”，这说明习惯和自然并不是一回事，而人们常常会把习惯误当成自然。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过一个故事：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问希腊人，给他多少钱可以让他吃自己父亲的尸体，希腊人的回答是，多少钱也不可以；然后他又把吃自己双亲尸体的印度人叫来，问给多少钱才能答应火葬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印度人的回答是，给多少钱我也不会这么做。讲完这个故事，希罗多德引用了诗人品达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习惯是万物的主宰。”

可是问题在于，一方面习惯是万物的主宰，另一方面习惯又是可以变迁的，所谓“移风易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希波战争之后，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希腊世界里的传统观念遭到了猛烈的冲击，从城邦制度、法律制度到风俗习惯、伦理规范莫不如此，那些原本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天然正当的事情，现在都被视为是习惯使然。如果吃掉父母的尸体与火葬父母的尸体，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习惯不同，那就意味着无所谓谁对谁错，这当然会让笃信真理的哲学家大为不满。如果智者派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学生，那就会败坏青年，毒化社会风气。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起诉的一个理由就是败坏青年，可是在柏拉图看来，这明明是智者派干的好事，怎么能安到苏格拉底的头上呢？也正因此，柏拉图才会对智者派深恶痛绝。

说了智者派这么多的坏话，现在我想帮他们稍微翻翻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收费授徒这件事情其实无可厚非，智者派真正的问题在于引入了相对主义，站在习惯的立场上去反对自然。那么这么做是不是一定就是错的？

普罗塔戈拉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相比于“神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无疑具有进步性，它意味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对传统秩序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代表了某种进步的力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就曾经高度评价智者派，认为他们“以一种新的精神突破了由传统的概念、一般的偏见和社会习俗所形成的障碍”。

然而，如果把“人是万物的尺度”推到极致，主张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是“万物的尺度”，那就会出现相对主义的恶果。比方说，普罗塔戈拉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同样的风在刮着，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不冷，所以一切都是感觉而已，风本身是无所谓冷或者不冷的。就这个例子而言，是不是觉得普罗塔戈拉说得很有道理？不过风的冷热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感觉走，但是有些事情却是不能跟着感觉走的。比方说国家出台了一部法律，有的人觉得好，有的人觉得不好，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跟着感觉走，觉得好的人就遵守它，觉得不好的人就不遵守它。相反，我们需要通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借助于一定的程序，去解决彼此的分歧，哪怕最终各自保留意见，那些觉得不好的人也要尊重法律。总之，一旦“移风易俗”演变成了“礼崩乐坏”，那就是“过犹不及”，这个时候，重建道德的客观标准和知识的体系就成为哲学家的新任务。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从智者派开始，希腊人开始极力地推崇和传播语言（logos）的技艺，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发展。虽然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虽然说“语言是暴君”，它可以蛊惑人心、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但是借助于话语而不是借助于暴力，通过点人头而不是砍人头来取得权力，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

所以说，不要被哲学家的一面之词所误导。智者派的兴起，虽然冲击了传统和秩序，带来了相对主义的难题，但是另一方面，智者派的空前活跃也象征着希腊文化鼎盛期之前的“青春的陶醉”与“不羁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