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在神经症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冲突并不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们基本处于无意识状态，而且神经症患者会竭力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什么迹象能够表明存在潜在冲突呢？在前一章引用的两个例子中，有两个很明显的因素表明了冲突的存在。其中之一就是最终出现的症状——第一个例子里是疲倦，第二个例子里是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指向一种潜在的冲突；也就是说，每一种症状都或多或少是某种冲突的产物。我们将会逐渐看到，那些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们有什么影响，它们如何导致了焦虑、抑郁、犹豫、惰性、孤僻等状态。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从表面的紊乱转向它们的源头——尽管还不能揭示源头的确切性质。

另一个表明冲突存在的迹象是自相矛盾。第一个例子里，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事情不对，于他不公，但他没有采取任何反抗；第二个例子里，一个极为珍视友谊的人，却从朋友那里偷了钱。有时候，处于冲突中的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但更多时候，他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即使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都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一个明显标志，就像体温升高表明了身体在生病一样。我们再举几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女孩一心想着嫁人，但又回避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位母亲十分溺爱她的孩子，却又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一个人总是对别人慷慨解囊，却对自己异常吝啬；一个人渴望独处，却又忍受不了孤独；一个人对别人宽容、友善，却对自己严厉、苛刻。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可以让我们对潜在冲突的本质做出试探性假设。例如，一次重度的抑郁，只能揭示一个人正身陷困境这一事实。但是，如果一位看起来很疼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那么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这位母亲更关注的是她成为一位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孩子本身。我们甚至还可以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即她想成为一位好母亲的理想，与她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要让孩子经受挫折——是相冲突的。

有时候，冲突也会浮现在表面；也就是说，被我们有意识地体验到。这似乎与我前面的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矛盾。但事实上，浮现在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因此，当一个经常施展逃避策略的人，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重大选择时，就可能被一种有意识的冲突所撕扯。他现在无法做出决定：与哪个女人结婚，或者要不要结婚；选择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维持合作关系，还是解除这份关系。他将饱受折磨，摇摆于两极之间，完全不能做出任何抉择。在痛苦之中，他可能去求助心理分析师，期望分析师能帮自己理清特定的问题。然而，他必将失望，因为他当前的冲突不过是内心冲突之炸药的表面爆破。如果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走下去，认识到隐藏在问题背后的冲突，那么烦扰他的特定问题将无法解决。

在其他例子中，内心的冲突可能会外化，显现在患者的意识层面，表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毫无理由的恐惧和压抑干扰着他的意愿时，也可能会意识到内心矛盾的倾向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识别出那些导致冲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解释患者的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但我们必须补充说，这种情况将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因为矛盾的种类和数量众多而繁杂。我们不禁要问：在所有特定的冲突之下，是否潜藏着一种基本的冲突，并且它就是所有其他冲突的根源呢？我们是否可以借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描绘冲突的结构呢？在这段婚姻中，各种表面上不相干的分歧和争吵，事关朋友、孩子、理财、三餐、仆人等，是否全都指向这段关系本身具有的基本矛盾？

自古以来，人们就相信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光明和黑暗的力量，上帝和魔鬼的较量，正与邪的对峙，正是这一信念的某些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以及许多其他方面都做了开创性工作。他最先提出假设：所谓的基本冲突，一方是我们盲目寻求满足的本能冲动，另一方是险峻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峻的环境在童年时期便开始内化，后来表现为令人生畏的超我。

这个概念十分严肃，不太适合在这里全面讨论。不然我们就要把所有对力比多理论的争论都重述一遍。所以，我们不如尝试去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搁置一边。从而剩下的只是这一论点：原始的、利己的驱力和令人生畏的良知之间的对立，乃是我们各种各样冲突的根源。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在我看来与之大致相当的东西——在神经症的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对它的基本性质却有不同看法。我的观点是，尽管它是一种主要冲突，但它是继发性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我持这种异议的理由在后文会更加明晰。在这里，我只说明一点：我不相信任何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的分裂，也不相信它的结果如此有害，以至于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精神状态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仍然具有全心全意追求某种东西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过程受挫于恐惧引起的阻碍作用。但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正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本身是分裂的，也就是说，是朝着相反方向的。 ^[1] 这就构成了一种远比弗洛伊德设想的更为复杂的情况。

尽管我认为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更具破坏性，但对于最终解决的可能性，我的看法要比他积极得多。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根本上是无法被解决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更好地妥协，或者更好地控制罢了。但在我看来，基本的神经症冲突不一定最早出现，如果确实出现了，也是有可能解决的——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承受分析中的痛苦。我与弗洛伊德的区别并不在于乐观或者悲观，而是我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必然得出不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解答，在哲学意义上相当吸引人。但是，让我们再次把关于他思路的各种讨论搁置一旁，弗洛伊德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交合的。例如，他认为受虐狂和施虐狂的内驱力可以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的融合。

要将我的观点应用于对冲突的研究，还需要引入道德价值观。然而，对弗洛伊德来说，道德观念只是科学王国的非法入侵者。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构建了一种剥离道德观念的心理学。我认为，正是这种“唯科学至上”（指自然科学）的努力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其治疗被限制在一个极窄的范围内。更具体地说，这种“唯科学至上”的努力，似乎使他无法识别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即使他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类身上的对立倾向。事实上，他对这些矛盾印象深刻，还认为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任何一种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面的存在。外在的阴柔暗示着内在的阳刚；表面的外向对应隐藏的内向；外在以思维和理性为主导，内在则偏重情感，等等。由此可见，荣格似乎认为冲突是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他继续说道，这些对立面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其目的是兼收两者，并因此接近理想的完整状态。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像是因单方面发展而被搁浅的船只。荣格在他所谓的“互补法则”中阐述了这些概念。现在我也认识到，对立的倾向包含了互补的因素，它们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缺一不可。但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然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而且患者对这些东西固守不放，因为它们代表了他处理冲突的努力。例如，一个人倾向于内省、孤僻，只关注自己的情感、思想或想象，而不关注别人。如果我们将他的表现视为一种真实的倾向，也就是说，它是先天形成并由后天经验强化而来，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向患者指出他隐藏的“外倾”趋势，指出任何单方面的发展都是危险的，然后鼓励他接受并实现这两种倾向。然而，如果我们将患者的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孤僻）视为他逃避冲突的一种手段，逃避与他人密切接触会产生的冲突，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更外倾一些，而是要分析这里隐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迈向内心完整这一目标。

现在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在神经症患者对待别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他的基本冲突。在具体讨论之前，让我们回忆一下《化身博士》 （ Dr Jekyll and Mr Hyde ）的故事，其中有这一矛盾的生动表现。在这个故事中，一方面，杰基尔博士文弱、敏感、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方面，海德先生残忍、无情、自私自利。当然，我并不是暗示神经症的分裂总是遵循这个故事的路线，我只是想指出，在患者对待别人的态度中，往往生动地表现出基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我所说的基本焦虑 。它指的是，一个孩子在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感受到的孤立和无助。外界环境中的许多不利因素都可能造成孩子的不安全感，例如：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漠不关心，情绪化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需求，缺乏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多的赞美或没有赞美，缺乏温情，让孩子在父母的分歧中“站队”，让其承担太多或太少的责任，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正，歧视，不遵守承诺，敌意的氛围，等等。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孩子能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他们的诚实、慷慨等等，可能只是在装模作样。就这一点来说，孩子所感受到的虚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其余的可能只是他对感受到的父母矛盾行为的反应。然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也许很明显，也可能很隐蔽，因此我们只能在分析中，逐步认识这些因素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状况下，孩子们摸索着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应对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尽管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们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应对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势力。这样做时，他们不仅发展出了临时的策略，而且还形成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性格倾向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倾向”。

要想知道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个体的倾向上，而要全局性地观察孩子在这些情况下能够且确实会采取的行动。虽然暂时看不到细节，但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孩子为应对环境所采取的基本行动。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幅相当混乱的画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三种行动方向逐渐清晰起来：孩子可以亲近人，对抗人，或者回避人。

当孩子 亲近 人时，他接受了自己的无助，尽管他仍感到疏远和恐惧，但他尝试去赢得他人的喜爱并依靠他们。只有这样，他与人在一起时才会有安全感。如果家庭中发生了争执，他会依附于最强有力的那一方。通过这种依附，他获得了一种归属感和支持感，这使他感觉不那么柔弱和孤立。

当孩子 对抗 人时，他接受了周围的敌意，并将其视作理所当然，所以他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决定战斗。他暗中怀疑别人对自己的感情和意图。他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反抗。他想变得更强大，打败他人，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还为了报复。

当孩子 回避 人时，他既不想有归属感，也不想战斗，而是孑然一身。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没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他。他用大自然、玩偶、书籍和梦想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这三种态度中，每一种都过分体现了基本焦虑的某一个因素：第一种是无助，第二种是敌意，第三种是孤立。但事实是，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三种态度中的一种，在这些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三种倾向必定都会出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

如果我们谈论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会明显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运作。在一个以依赖和顺从为主的类型中，我们仍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独处的需求；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可以有顺从的一面，也会有独处的需要；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渴望友谊。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才是决定实际行为的关键因素。它反映的是某个人与别人打交道时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和手段。因此，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自然会使用各种无意识的技巧，使自己与别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在任何需要与人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他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也往往是（但并不总是）患者在意识层面最能接受的倾向。

这并不是说，那些不太明显的态度影响力就很小。例如，一个表面上明显依赖、顺从的人，很难判断他的支配欲是否低于他对感情的需求，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只不过更间接罢了。被掩盖的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被许多例子证明。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发生了某种逆转。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种逆转，但它也发生在成年人的生活中。英国小说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中的人物斯特里克兰（Stricklan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女性的病史也显示出这种变化。一个原本像假小子、野心勃勃、叛逆的女孩，当她坠入爱河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顺从、依赖的女性。或者，在遭遇重大变故或不幸之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能会变得病态地依赖别人。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类似这样的变化给了我们某种启发去回答一个频繁遇到的问题，即后来的经历是否无足轻重，我们是否被童年经历一劳永逸地牵引和制约着？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给出一个比通常看法更恰当的答案。有以下这些可能：如果童年状况没有过于抑制自发成长，那么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能影响个体人格的塑造；然而，如果早期经验的影响力大到儿童形成了僵化的行为模式，那么任何新的经验都无法取得突破。一部分原因在于，个体的僵化让他无法接受任何新的体验：例如，他可能过于离群索居，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依赖根深蒂固，以至于他总是被迫扮演屈从的角色，并招致别人的利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用既定的语言模式来解释任何新的经验：例如，攻击类型的人面对别人的友好时，要么认为这是愚蠢的表现，要么认为别人有所企图；这种新的经验只会强化旧有的模式。还有一种情况，当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时，看起来好像是后来的经验带来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彻底。实际情况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迫使他放弃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如果起初没有冲突存在，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人的立场来看，这三种态度没有理由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让步于人，也能奋力抗争，还能独善其身。这三者可以互相补充，和谐统一。如果其中一种占据了优势，仅仅表明在它某个方向上走过了头。

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就有种种理由表明这些态度是不可调和的。神经症患者总是不够灵活；他被迫去顺从、对抗和逃避，不管这一行为在特定环境下是否合适。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陷入恐慌。因此，当这三种态度都表现得很强烈时，他必然会陷入严重的冲突。

还有一个因素极大地拓宽了冲突的范围，那就是这些态度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领域，而是逐渐渗透到整个人格之中，就像恶性肿瘤蔓延至整个机体组织一样。这些态度最终不仅支配着患者与别人的关系，而且控制着他与自己和整个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支配一切的特征，就很容易把最终的冲突看成绝对的矛盾，比如爱 对 恨、顺从 对 反抗、服从 对 支配，等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就如我们在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时，只注意两者在某一个问题上的对立特征，比如它们对宗教或权力的态度的不同。当然存在这些不同，但只强调这一点就会混淆一个事实：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代表了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最终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格，这并不是偶然的。人际关系重要到能够塑造我们发展的品质，影响我们设定的目标，引导我们信仰的价值观。而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由不相容的态度产生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应该被称为 基本 冲突。再补充一点，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形容它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它是神经症产生的动力中心。这一主张是神经症新理论的 核心 ，其含义将在下文中逐渐揭晓。从广义上说，这一理论可以视作我早期的神经症概念的细化，即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一种表现。

[1] 参见弗朗兹·亚历山大，《结构性冲突和本能冲突之间的关系》（ The Relation of Structural and Instinctual Conflicts ），载《精神分析季刊》（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第11卷第2期，1933年4月。 hifKcfM+sujEEaF90yAfbLmyF7f7Om3aaBm6B0ADC2hjFKqmGfOGcy4GC6QYWD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