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并非神经症患者内心才有冲突。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会与周围的人发生碰撞。所以，正如我们自己与周围环境经常发生冲突一样，我们的内心冲突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能决定的。它们的交配、抚养幼崽、觅食和抵御危险或多或少都是先天的，不受个体决策的影响。相比之下，人类能够做出选择，同时也必须做出选择；这既是人的特权，同时也是一种重负。我们可能不得不在两种对立的欲望之间做出抉择。举个例子，我们可能既想独处，又想有人陪伴；我们既想要学医，又想学音乐。我们的愿望和义务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比如：我们更想与爱人约会，即使是在有人身陷困境，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能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想表达自己的不满，因此左右为难。最后，我们还可能在两种价值观念之间摇摆不定。例如：我们明白在战时应该投身前线，但又认为照顾家庭也是一种责任。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取决于我们身处的文明。如果这种文明状态稳定且囿于传统，那么可供选择的数量就很有限，个体可能产生冲突的范围也必将狭窄。但即便如此，冲突也没有消失。一种忠诚可能妨碍另一种忠诚，个人的欲望可能违背集体的义务。如果文明正处于快速变化的转型阶段，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和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存在，那么个体面临的选择必然多种多样，并且难以决定。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特立独行；他可以与人群居，也可以退隐山林；他可以追名逐利，也可以鄙夷成功；他可以主张对孩子严加管教，也可以允许他们自由成长；他可以相信男女有着不同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两者应该一视同仁；他可以将性关系视为人类情感的表达，也可以将其与情感分离；他可以怀有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的价值与肤色或鼻形无关。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内心有冲突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也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予以解决。他们多半随波逐流，接受命运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他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做出妥协，他们陷入矛盾而不自知。在这里，我所指的是正常的人，既非普通大众，也非理想人士，而仅仅是没有患神经症的人。

因此，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主要有四点：首先，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愿望是什么，甚至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们是真的喜欢一个人，还是只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的悲伤，还是仅仅做个样子？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只因为那份职业受人尊敬且收入丰厚？我们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独立，还是只说给别人听听罢了？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其次，因为冲突通常与信念、信仰或道德观念有关系，所以，只有当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才有可能出现这些冲突。仅仅被我们接受而还没成为我们一部分的信念，几乎没有足够的动力产生冲突，也不足以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信念影响，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被取而代之。如果我们只是采纳了我们环境中所推崇的价值观，那么，就不会出现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冲突。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儿子从没有质疑过思想狭隘的父亲的智慧，那么，当父亲想希望他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内心几乎不会发生冲突。一个已婚男人爱上另一个女人，实际上已经陷入冲突；但如果他还没有建立自己对婚姻意义的信念，他就会选择“顺其自然”而不是面对冲突，去做出非此即彼的决定。

再次，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还必须愿意且能够放弃矛盾问题的其中之一。但是，很少有人能断然舍弃，这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是混作一团的，或者说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无法做到坦然放弃。

最后，要做出一项决策，决策者要具有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这包括了错误决定带来的风险，愿意承担后果而不抱怨他人。决策者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要有这样的想法，他首先必须具备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而这正是现今大多数人所欠缺的。

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陷入了冲突的桎梏——不管有多么不愿承认——我们常常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去看那些似乎一帆风顺、不受干扰的人。这种羡慕不无道理。那些人可能是生活中的强者，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静，因为冲突已不再凶猛，决策也不再紧迫。但是，外表也可能只是假象。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因为漠不关心、随波逐流或投机取巧，并不能真正面对冲突，或者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只是放任自流，或者为眼前的利益所驱使。

有意识地体验冲突，尽管可能比较痛苦，但它也是一种无价的资产。我们越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解决方法，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内心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才有可能成为命运之舟的主宰。根植于内心愚钝的虚假平静，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变得脆弱，变得不堪一击。

当冲突涉及的是生活的基本问题时，面对和解决它们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地活着，就没有理由不去正视和解决冲突。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发展我们自己的信念。当我们认识到人生选择中各种因素的意义之后，就会看到奋斗的目标，找到生活的方向。 ^[1]

一个患有神经症的人，认识和解决冲突尤其困难。我必须指出，神经症只是程度的问题——当我所说“神经症患者”时，指的是那些“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情感和愿望的意识非常之弱。通常，他唯一能清晰体验到的情感就是恐惧和愤怒，那是他内心的脆弱遭到打击时的反应，甚至这些情感也可能被压抑下去。这样的神经症患者确实存在，他们受强制性标准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被剥夺了决定方向的能力。在这些强迫性倾向的控制下，患者连宣布放弃的能力都丧失了，更不用说承担责任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种类上有很大不同，所以有人质疑，用同一个术语来统称它们是否恰当。我认为是恰当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它们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征是什么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一位与别人合作搞机械研究的工程师，经常受到疲劳和烦躁的困扰。其中一次发作因下面这件事而起。在讨论某些技术问题时，他的意见不如同事们的意见那么受欢迎。不久之后，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家做出了决策，之后也没有给他提建议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可以认为这一程序不公，并据理力争一番；或者，他就心平气和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做法都是协调性的反应，但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虽然感到被人严重轻视，但他没有反抗。在意识层面，他只是感到有些恼火。而在他的梦里，展现出内心深处凶残的愤怒。这种被压抑的暴怒——既有对他人的愤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愤怒——正是他感到疲劳的主要原因。

这位工程师没能做出协调性的反应，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建立了一种高傲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需要他人的尊重才能实现，而这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他自发地按照这一假设行事，即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的聪明才智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任何对他的轻视都可能危及这一假设，并激起他的暴怒。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要斥责和羞辱别人。这种态度当然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用过分的友好来掩饰它。此外，他还有一种无意识的利用别人的动机，所以他必然想赢得他们的好感。对于情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加上他的迁就、忍让和顺从等态度，更加剧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冲突由此产生：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暴怒反应和施虐冲动；另一方面是对情感和赞美的需求，并力求在自己眼中显得公平和理性。结果就是，内心的动荡虽然未被注意到，但作为外在表现的疲劳使他的所有行动都瘫痪了。

当观察这个冲突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首先，我们会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相容性。一方面高傲地要求别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对别人讨好服从，没有比这更极端的对立了。其次，整个冲突一直是无意识的。其中存在的矛盾倾向并没有被意识到，而是被深深压抑着。内心交战的暴怒只有轻微的泡沫浮现到表面。这里的情绪因素也被合理化了：这是不公平的，是一种轻蔑，我的方案是更好的。最后，冲突的双方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过分要求，对自己的依赖行为，还有某种理智的认识，但他并不能自主改变这些因素。要想改变它们，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在任何一方都受到无法控制的强迫性力量的驱使：他不可能对自己内心这样迫切的需求置之不理。但是，这些需求没有一种代表了他真正的需要或追求。他既不想利用他人，也不愿意顺从他人；事实上，他厌恶这些倾向。这种状况对于理解神经症冲突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行的。

再举一例，我们将看到类似的情形。一位独立设计师从好朋友那里偷了一笔钱。这种偷窃行为无法被外界所理解；他需要这笔钱，他的朋友也一定会乐意借给他，这位朋友以前就曾对他慷慨解囊。但他竟然去偷窃，这特别令人吃惊，因为他是一个正派的人，非常重视友谊。

下述的冲突才是这件事的根源。这个人对情感有着明显病态的需求，尤其渴望在所有事务上都能得到别人的照顾。这里面夹杂了一种无意识的利用别人的动机，因此他表现出的技巧是：既想得到别人的情感，又想让自己控制局面。这两种倾向本身让他愿意并渴望接受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但他又发展出一种极端无意识的傲慢，这涉及相应的脆弱的自尊心。在他看来，别人应该为能帮到他感到荣幸，而他主动寻求帮助则是一种羞辱。对独立自主的强烈渴望，令他更加反感求助于人。他决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所需求，也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恩惠之下。因此，他只能得到，而不能接受。

这一冲突的内容不同于第一个例子，但它们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任何神经症冲突的情况都与其相似，表现出冲突驱力之间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和强迫性，所以，患者总是无法自己解决冲突。

如果我们假设一条模糊的界线，以此划分正常的冲突和神经症冲突，那么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于正常人来说，两种冲突倾向之间的差距远不及神经症患者那么大。正常人必须做出的选择，是两种行为模式之间的选择，任一选择都是可行的，并统一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框架之内。打个比方，正常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只有90度甚至更小，而神经症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可能达到180度。

另外，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区别。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2] 指出的：“现实生活过于繁杂，无法仅仅通过一些抽象的对比，比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和完全有意识的绝望，将其陈述清楚。”但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基本要素来说，则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他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可能就会有所意识；而导致神经症冲突的基本倾向则被深深压抑着，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使其重见天日。

正常的冲突涉及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现实的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决策者非常想要的；或者涉及两种信念，这两种信念都是他真正推崇的。所以对他而言，他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即使这让他很为难，而且必须有所舍弃。而陷入冲突的神经症患者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因为他受到了两种方向相反、强度相同的力量的驱使，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追随。所以，他不可能做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他停滞不前，没有出路。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分析他所有的神经症倾向，通过改变他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使他能够完全摆脱这些倾向。

以上描述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如此令人痛苦。它们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使人感到无助，而且还具有一种足以使人害怕的破坏性力量。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将它们牢记在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各种尝试，而这些尝试正构成了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1] 对于只是因为环境压力而变得愚钝的正常人，可以阅读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的《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On Being a Real Person ）一书，将大有收获。

[2] 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1年。 NLjmOnDjSSdSTKiMOsf6x6wqmzF/IEE2x0eQ29TbsPbPFxbLy7givb5ePOVWg6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