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一片富饶的谷地，地势低缓，气候温暖，景物单调，尼罗河缓缓地流向远方，极目之处则是无尽的沙漠。希腊却是土地贫瘠，冬季寒风凛冽，山上皆悬崖壁立，即使是身强体健的人们为求果腹也不得不终日辛勤劳作。然而，当埃及饱受苦难和屈辱转而面向死亡的时候，希腊却顽强地抗争着，充满欢乐地面对生活。因为那些生活在人烟稀少的群山之中的人们可以凭山高路险以御外侮，从而得以安享和平幸福的生活，所以在那几乎寸草不生的山谷之中，某种全新的东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生的快乐得到了表现。可能这种快乐最早就是在希腊诞生的，诞生在那在野花盛开的山坡上放牧牛羊的牧人们中间；诞生在那在朗朗晴空下蔚蓝的大海上航行的水手们中间。至少，我们在任何其他古代社会中都找不到欢乐的影子，而在希腊，没有比欢乐更显而易见的了。在这个世界上，希腊人是最先开始游戏的人，而且他们的游戏活动有相当大的规模。在希腊，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赛马、赛船、火炬接力赛；还有音乐比赛，通常是赛歌；跳舞——他们有时在涂过油的兽皮上跳舞来表现双脚的技巧和身体的平衡；人们还比赛从飞驰的马车上跳上跳下。比赛的名目是如此之多，如果要将其全部罗列出来的话，读者肯定要感到厌烦。那些表现这些比赛的雕塑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掷铁饼者、马车手、摔跤手，还有那个舞笛表演者。定时举行的大型比赛一共有四次，这些比赛对所有的希腊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进行比赛的时候，他们都要以神的名义宣布停战，以便全希腊的人都可以无所顾虑地、安全地参加比赛。在这些运动会上，被“运动员的诗人”品达赞颂为“身手矫健的年轻人”的那些希腊健儿，角逐几乎是全希腊最高的荣誉。一个奥林匹克决胜者甚至比凯旋的将士还要光荣。他的野橄榄枝编成的花冠和悲剧家的奖品并列排放。游行、献祭、盛筵，还有最伟大的诗人欣然写下的颂歌，一个奥林匹克的优胜者被所有的这些盛誉包围着。修昔底德，这位生逢雅典陷落的苦难时期的历史学家，尽管他以简洁、严肃而著称于世，但当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在竞赛中获得胜利的时候，他也会暂时停下其他的叙述，专门为这件事情写下一段，以使之获得应有的赞誉。假使我们对希腊人再没有别的了解，假使希腊的艺术和文学成就荡然无存，我们仅仅知道希腊人喜爱游戏而且他们大规模地游戏，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生活的。境遇悲惨的人们和辛苦劳作的人们不会游戏。希腊的那些竞赛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埃及人的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生活中的最微小的细节。如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也真的进行游戏和运动，他们的壁画中就会对这些活动有所表现。但实际上埃及人不游戏。埃及的祭司对伟大的梭伦说：“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不管怎样，是不是孩子也罢，他们自己很快乐。他们有足够的体力、兴致和时间来享受欢乐。那些竞赛说明了一切。希腊灭亡之后，希腊人对生活之谜的解读也随着他们那些雕塑被历史的尘埃所埋葬，游戏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罗马野蛮、血腥的娱乐活动和真正的游戏精神没有任何干系。罗马的娱乐活动和东方一脉相承，而和希腊无关。希腊消亡的时候游戏也随之消失了，并且直到很多很多个世纪以后才得以重现。

快乐地生活、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和生于其中的无限乐趣，是希腊迥然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社会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至关重要。希腊留给我们的所有事物中都铭刻着生的快乐，忽视这一点，就忽视了理解希腊如何在古代社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然而这一点却并非彰明较著，因为希腊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也充满了悲哀。希腊人深知生的苦涩如同他们深知生的甘甜。欢乐与悲哀、喜悦和苦痛在希腊文学中携手并存，却没有引起冲突。不懂得欢乐的人也必然不懂得苦痛。那些精神消沉抑郁的人们不懂得欢乐一如他们不懂得悲伤。希腊人和消沉抑郁无缘。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不会基调灰暗、情绪低沉，而总是黑白分明的，或是深黑的、血红的、金黄的。希腊人深切地、无比深切地知道生之无常和死之切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所有人类的种种努力都是短暂的、无用的，一切美好的、使人快乐的事物都会转瞬即逝。甚至当品达在赞颂竞赛胜利者的时候，生活对他来说也只是“幻影之虚梦”。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品味。生活永远是奇妙的、令人欣喜的，世界永远是美好的，而他们，永远为生于其中而欢歌。

能够证明希腊人这种态度的名言实在太多，简直让人无从选择。我们可以拿出所有现存的希腊诗歌来做证明，哪怕是那些悲剧中的诗篇。每一首希腊诗歌都让人们看到生命之火正在熊熊燃烧。没有任何一个希腊诗人不为这熊熊的烈火心胸激荡。希腊的悲剧中间常常穿插着一段欢乐的合唱。因此，希腊三大悲剧家中最冷峻、最严肃的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歌唱酒神时唱到“呼吸火焰的群星，它们运转时与谁同欢”或在《埃阿斯》中高唱“因狂喜而战栗，凭着惊喜的翅膀翱翔”的时候，他呼唤道：“潘啊，潘，来吧，远航者，从冰雪覆盖的悬崖上下来吧。得神明喜悦的舞神，来吧，因为我现在也要跳起来。啊，多么快乐！”还有在《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作者突然抛开了悲剧气氛，因为诗人忍不住他对户外世界、对夜莺清晰动人的啼鸣、对明净的万顷碧波、对娇美的水仙和“众缪斯、还有持金缰绳的美神齐声赞美”的鲜艳的番红花的热爱。将悲剧的黑幕提升为展现生活无上的快乐的场景，这样的段落比比皆是。这不是靠对比来产生高潮的手段和技巧。这是悲剧演员的自然表现，希腊人首先那么深切地认识到生的奇妙和美丽，他们不可能不自然地将他们的欣喜流露出来。

甚至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乐趣，在希腊人看来也是真切的享受。荷马这样写道：“盛筵、琴音、舞蹈、更衣、沐浴、爱和酣睡，这些对我们来说永远弥足珍贵。”再也没有什么时候像早期希腊的抒情诗中描写的那样，一食一饮，友朋相聚，或者冬夜里温暖的炉火，会给人们带来那么大的乐趣——“寒风怒吼的冬夜，晚宴之后，端一杯香醇的美酒，摆上一些干果点心，偎着温暖的炉火，坐在舒适的卧榻上”；春天“闲暇的时候，在忍冬的芳香轻飏的白杨树林中，在梧桐和榆树的轻声私语之中”的一次慢跑；在一次欢宴中“穿行于酒席之间，聊发少年之狂，携一架竖琴，在云集一处的智者们中间静静地轻弹奏一曲”。这些在希腊人看来都是无上的乐趣。他们发明喜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古典喜剧中那种疯狂、喧闹、恣肆的寻欢作乐，那种激情的、充沛的、丰盈的生命活力最是他们的特点。埃及的坟墓，希腊的剧院，我们想到前者就像想到后者一样自然。将近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世界在雅典开始改变。

“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这是希腊对幸福下的一个古老的定义。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信念。在整个希腊历史中，这种生命的信念始终充盈着人们的心灵。它将希腊人引上了许多从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但却没有将他们引向霸权和屈服之路。一个精神高昂、身体强健的民族是不容易屈服的，而事实上希腊崇山峻岭中的劲风也从没哺育出过一个暴君。绝对地屈服于君权的奴隶理论只有在那些没有深山可以给反叛者提供退路，也没有峻岭迫使人们过着危险的生活的地方才能得以盛行。希腊从一开始就没有古代社会的影子。那些令人畏惧的、令人不敢仰视的神圣万能的主宰，无论是埃及的法老，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教合一的君王，他们的权力在几千年之中没有遇到任何人的怀疑，这样的权力在希腊的历史上却从来都未曾有过。甚至与之稍有相似的统治者也从未有过。我们知道一些希腊历史上僭主的情况，但我们知道更清楚的是这样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从君权产生的时候，对君权的绝对服从就是古代社会的生活准则，这个准则此后在亚洲甚至一直延续了许多个世纪，而在希腊却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被废除，以至于流传到现在的几乎只是人民对抗僭主的一些回声而已。

《波斯人》一剧是埃斯库罗斯为了庆祝希腊人在萨拉米斯大败波斯人而作的，剧中有许多地方表明希腊和东方的不同之处。波斯人禀告他们的女王说，希腊人都是自由人，他们参加战斗是为了保卫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他们没有主人吗？女王问道。回答说，没有。没有人把希腊人称作奴隶或家奴。希罗多德在他的史书中也写道：“他们只服从法律。”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到一种全新的东西。自由的信念开始萌生了。个人对于城邦来说全然无足轻重，这个从早期氏族社会流传下来，在古代社会中一直被广为接受的信念，在希腊被一种崭新的信念所代替，那就是：个人在城邦中是自由人，他出于自愿来保卫城邦。仅仅靠昂扬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不足以带来这种变化。在希腊，另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开始独立思考。

希腊早期的哲理格言中，有阿那克萨哥拉说过的一句话：“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在一个由非理性的、令人畏惧的神秘力量统治的古代世界里，人们全靠他们甚至不能试着去理解的神明的恩赐活着，就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希腊崛起了，理性的时代开始了。关于希腊的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必须运用头脑来思考。古代的祭司说：“到此并仅到此，我们划定思想的范围。”希腊人说：“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当我们掌握了希腊的实在的有据可查的史料之后，我们发现希腊的祭司在思想领域从来没有起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这和任何其他古代社会都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在希腊的历史还是文学著作中，祭司都没有真正的地位。在《伊利亚特》中祭司命令释放一名俘虏以平息神的怒火，并制止当时正在流行的瘟疫，出于害怕瘟疫，人们才勉强执行了他的命令，而祭司在该书中只出现了这一次。特洛伊战争是人神共同参与的战争，但人神之间并没有任何神媒存在。在一些悲剧作品中出现过一两个先知，但他们的出现通常都是坏兆头而不是好兆头。在柏拉图出生一百年前，埃斯库罗斯所作的《阿伽门农》中有一段对宗教领袖的黑暗势力的最入骨的批判：

预言何曾给人

带来好消息？

先知作法的时候

念念有词

总是发出不祥的预言

使我们知道恐惧。

从这些话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当时的祭司和先知们可能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确定无疑的是这些话是诗人当着众多的观众说出来的，而且那些地位最高的祭司们都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但诗人得到的不是反对而是人们所能给予他们的最高的赞誉。希腊人对祭司的权力有非常严格的限定，这一点确定无疑，而且令人感到非常震惊。当然，希腊有很多祭司，也有很多祭坛和庙宇，即使在雅典，当公众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有人藐视宗教仪式，也会引起迷信，触犯众怒，但在希腊，祭司的地位是在幕后的，他们所有的只是他们的庙宇和庙宇中的宗教仪式，仅此而已。

希腊人把庄严的宗教信念和那些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利益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从不去向祭司寻求指导和忠告。如果他们想知道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想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们会去问苏格拉底，或者去问杰出的智术师普罗塔哥拉，或者去问某位饱学的语法学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去问祭司。祭司能告诉他们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进行祭祀，那才是他们的职责，此外无它。柏拉图晚年所著的《法律篇》，其主旨和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离经叛道颇相反照，他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宗教这个主题，但对祭司却只字未提。也许应该指出的是，和《理想国》的写作目的不同，柏拉图写《法律篇》不是为了描述一个理想的、天堂般的国度，而是直接面对当时希腊人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探讨。书中的主要谈话者，那个雅典人，当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的时候，经常遭到另外两个对话者的反对，但他们却毫不意外、毫无异议地同意：那些随意谈论神明、牺牲和神谕的人，应该由议会成员对其提出警告！议会成员“应该和他们进行交谈，以改善其精神健康”。而这三个谈话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这应该是祭司的职责。此外，“当一个人因为亵渎神明而被起诉的时候，执法官应该查明他这样做是故意所为还是幼稚的轻慢无礼。”很显然，如果事涉希腊人的生命和自由，祭司没有任何发言权。在争论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简短地提到了祭司应有的职权范围：“当一个人要进献牺牲的时候，让他把他的供品交到一个祭司的手中，来进行这神圣的仪式。”这就是对话者们认为祭司在宗教中的地位，而他们在宗教之外没有别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例子，最能表明希腊人的观点：雅典人把那些自称“能降魔驱鬼并能通过祭祀和祈祷沟通鬼神的人”——也就是那些我们现在在最文明的地方仍能看到的那些利用巫术或其他诡秘的办法来祈求天恩的人——归结为具有“邪恶本性”。

毋庸置疑，神谕在希腊，尤其是在德尔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流传到现在的那些神谕性质的希腊格言却没有任何我们熟悉的那种宗教色彩。当波斯入侵希腊的时候，雅典人去向德尔菲的女祭司求计问策，女祭司没有让他们向诸神进献百牲祭，也没有让他们向先知奉献珍贵的礼品，而是教他们用木墙来保护自己，这是一个聪明的尘世的办法，至少地米斯托克利是这样理解的。一次，富庶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到德尔菲去询问他能否战胜波斯，可能除了希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祭司都会向他暗示，他的礼品越丰厚，取胜的机会就越大，这样就能为他们的神庙赢得大笔财富。而希腊的最高神职人员给他的惟一的答复是，如果他发起这次战争，他将毁灭一个伟大的帝国。那要被毁灭的不巧正是他自己的帝国，但就像那个女祭司所说的，她对他的愚蠢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自然不会因为他的礼品丰厚，事情就会有什么好的转机。柏拉图所说的那些刻在德尔菲的神殿上的格言和希腊之外任何其他圣地的铭文都截然不同。其一是“认识你自己”，其二是“凡事勿过度”，这两句话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宗教戒条的风格都迥然不同。

这个世界上活跃着一种崭新的力量，那是有史以来最有震撼力的力量。“如果神放出一个思想者，这个世界马上就会乱套。”神在希腊放出了思想者。希腊人是理智的人；他们非常喜欢动脑子。这一点甚至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如何运用语言上。我们的书面语言源自希腊的日常用语。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校”一词，源于希腊语的“闲暇”。自然，在希腊人看来，一有闲暇的时间，人们会很自然地去思考和探寻万物之理。对他们来说，闲暇和求知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听来，哲学如果不是枯燥乏味的，起码也是很严肃的东西。哲学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但这个词的原意中却没有它现在的这层意思。这个词对希腊人来说，指的是寻求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他们也按他们觉得最恰当的名字来称呼它，那就是：对知识的爱：

神圣的哲学多么富有魅力——

在古代社会中行医的人是那些熟谙某些特殊巫术仪式的巫师和祭司。希腊人则把他们的医生称为“物理家”（physicians），意即熟知万物之理的人。这个例子就可以大致说明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希腊人思想变化的潮流。熟知万物之理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对外在世界的各种现象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不是为了出世而是为了更加入世。对希腊人来说，外在的世界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有趣的。他们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并对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思考。这实质上就是科学的方法。希腊人是最早的科学家，所有的科学都源于希腊。

几乎在每个思想领域，“他们都迈出了开创性的脚步”。这句话在其表面意义之外有着更加深刻的含义。古代社会中没有产生科学，不仅仅因为现实变得越来越虚幻、越来越无足轻重，另外一个更为可信的原因是：古代社会中充满了恐惧。巫术的力量统治着世界，而巫术令人感到无比恐惧，因为它玄奥而不可测。这种恐惧牢牢地禁锢住了那些可能成为科学家的人们的头脑。希腊人的勇敢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大胆地正视这个世界，并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所有外邦人都笃信不疑的那种可怕的力量，希腊人却毫无畏惧地用理性来审视它，用智慧来驱逐它。伽利略，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人文主义者们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因为他们为了了解宇宙的真实面目，敢于去挑战那些能永远放逐他们灵魂的势力所设定的限制。毋庸置疑，他们的行为是勇敢的、伟大的而且是值得敬佩的，但在自由思想这片令人心生畏惧的大海上，他们的航船是有人引领的。是希腊人在引领他们前进。希腊人早就独自完成了那伟大的冒险。

昂扬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使他们坚定地反对暴君统治，也同样拒绝屈服于神权统治。他们不要任何专制的君王；而没有了束缚他们的主人，他们就可以自由思考。开天辟地以来，思想第一次获得了自由——一种甚至今天也难以实现的自由。不管是政权还是宗教，都允许雅典人自由地去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果有人写这么一部戏，把潘兴将军演成胆小鬼、对盟军的事业大加嘲弄、说美国佬仗势欺人、对和平派进行美化，这样的戏肯定演不长。但当雅典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阿里斯托芬写下了很多这样的戏剧；而雅典人，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那次战争的，都拥到剧院去看他的戏。在雅典，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欧里庇得斯说：“奴隶就是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人。”苏格拉底被指控宣扬新神、腐蚀年轻人并因此饮鸩狱中是惟一的例外。但那时他已经年近古稀，而他一生都在说他想说的话。当时雅典因为刚刚遭受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正处于危难之中，而且刚刚经受一次政权突变，管理又极为不善。苏格拉底很可能死于一次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然恐慌，当时人们的安全遭到突然的威胁，从而使他们变得有些残忍。尽管如此，判处他死刑的表决者也不过刚过半数，而他的学生柏拉图随后就以他的名义继续执教，不但从未受到任何胁迫，而且其从者甚众，声誉日隆。苏格拉底是雅典惟一因为持不同意见丧生的人。另外有三个人被驱逐出境。总共就这么几个，而哪怕是看一看最近五百年来在欧洲有多少人被残酷虐待、被杀害，我们就知道雅典的自由是什么样的了。

希腊人可以自由地思考这个世界，摒弃所有传统的解释，无视任何祭司的教条，不受任何外界权力的影响去追求真理。希腊人的科学天赋有着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为我们今天的科学奠定了基础。

荷马史诗中的主人公在死去的时候呼唤更多的光，哪怕只是为了在明亮的环境中死去，他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人。他们不肯让任何东西不予分析而任其模糊不清。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没有关联。某种动力驱动着他们寻求系统、秩序和关联。没有经过分析的囫囵整体是他们不能容忍的概念。甚至他们的诗歌也建立在明澈的思想上，有计划、有条理。尽管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可是他们从未放弃去理解美，也从未放弃去表达美。柏拉图说过一段话，有非常典型的希腊风格，他说，有些人天生就有某种洞察力和灵感驱使着他们去创造善和美的东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自然也就不知道如何向别人解释。诗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善良的人都是如此。但如果一个人能在善和美的直觉上加上善和美的理性，那他就会卓然于众生之上，一如一个活人卓然于死人的光怪陆离的冥世。这种说法在其价值观念上完全是希腊式的。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会认为，对美的思考是头脑的休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会在任何事物上停止动脑子。他们必须对所有的事物进行分析和思考。他们对自己使用的任何常用词汇都一定有准确的把握，所有哲学的语言都是他们的创造。

但是，如果只看到希腊人这方面的聪明才智，我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半。即使在希腊，科学和哲学也有着庄严的面孔，但希腊人却不认为运用智力有多么庄严。有一位希腊作家把“思想和观念”称作“头脑美丽永生的孩童”，因为那是他们最喜欢的事物。即使在文艺复兴运动最为辉煌的年代，学识也从来没有像它在伟大的雅典的年轻人心目中那样光彩四射。来听听这段谈话吧。黎明的时候，苏格拉底被一个年轻人急促持久的砸门声惊醒，“是谁？”苏格拉底迷迷糊糊地问道，“啊，苏格拉底，”是他很熟悉的一个年轻人，“好消息，好消息！”“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好了，说吧。”年轻人已经进来了：“啊，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来了，我昨晚听说的，当时我想马上来告诉你，可天实在太晚了。”“怎么回事——普罗塔哥拉？他偷了你什么东西了吗？”“没错，没错，是这么回事，”年轻人大笑道，“他偷走了我的智慧。智慧在他那里，他能给把他的智慧分给我，跟我一起去见他吧，现在就走。”几乎在柏拉图的每个对话集中都能找到和这个热情、欢快、好学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人。只要苏格拉底走进竞技场，人们就忘了锻炼、比赛，一群热切的年轻人围着他。告诉我们这个，教给我们那个，他们喊叫着。友谊是什么？正义是什么？我们不会让你走，苏格拉底。真理——我们要真理。他们说：“我们喜欢听智者们谈话。”柏拉图在一次谈起国与国之间的不同之处的时候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只喜欢金钱，我们的特点则是我们热爱知识。”圣路加说：“雅典人和旅居雅典的异乡人，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或倾听新鲜事情上。”甚至外邦人也受到了感染。耳濡目染希腊人对知识的热切爱好和对世上万物的强烈的好奇心，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奔波于小亚细亚海岸的圣保罗曾遭暴徒袭击，然后被关在监狱中并遭到毒打。而在雅典，“他们把他带到最高执法官那里，问他：‘我们能不能知道你这种新教义的内容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是个典型的科学家，他头脑冷静，观察客观，没有偏见，正直无私，但他在考察理性的时候却没有表现出超然和冷漠。他如此热爱理性，并乐在其中，每当谈起理性的时候，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越科学精神的冷静范围。我们一定得把他的话录在这里，因为它太有希腊的特点了：

因为同人的整体本性相比，理性是神圣的，所以理性的生活比起人类（通常的）生活来也定然是神圣的。有些人竭力劝说我们作为人更应该考虑人的事情，要我们把眼光放在生死之上，我们不要去理睬他们。不，只要可能，我们就要尽量向高处看，去考虑那些不朽的东西，并尽力和我们身上最完美的东西保持一致。最能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的东西就是那最适合于它的东西，能够使它尽情尽兴的东西。对于人来说，那就是理性的生活，因为是理性使人成其为人。

热爱理性、热爱生活，喜欢思考、喜欢运动，这是希腊与众不同的特点。埃及和东方通过苦难的生活和对理性的否定将精神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希腊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他们的天性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同这条路永相隔绝，但他们对精神的了解同样深刻。他们的艺术表明正是在精神世界中他们的天才才得以最充分地表现，这足以说明一切。实际上，正因为他们的那些杰出的艺术成就，他们的智力才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希腊对我们来说就是希腊的艺术，而这个领域不是理性统治的领域。希腊精神的繁荣发展带来的累累的艺术硕果正说明了精神力量在希腊的存在。希腊与印度和埃及的不同之处不是其精神的羸弱，而是其思想的高度发达。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思想在他们那里珠联璧合。对他们来说，精神世界不是自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是与他们所知的这个世界毫无二致。美和理性在其中同时显现。他们发现精神的结论和理性的结论并不是互相冲突的。理性和感情不是对立的。诗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都是真理。

很难引用谁的话来说明这种现象，但希腊最杰出的科学家的态度也许能作为一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是位典型的科学家，他对事物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全身心地投入他所能看见和所能了解的东西之中。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任何其他的时间，像他这样的人都会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人。除了靠理性得出的结论之外，他对任何其他方式得出的结论都有些看不起甚至不屑一顾。但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人，精神的力量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他甚至放弃科学的方法而采取诗学方法。他在《诗学》一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即他认为诗的真理比历史的真理更高一个层次，因为诗的真理适用的范围更为普遍，而历史的真理则是片面的、有局限的。他不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这样说的，对希腊之外的科学家来说，这个说法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此外，在下面的段落中，他阐明了他一生工作的目的就是探求世间的所有有生之物的本性，其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从科学家的观点出发的：

毋庸置疑，研究天体比研究地上的东西要给我们更多的乐趣。但因为天空如此高远，我们的感官给予我们的关于天上万物的知识就稀少而模糊。而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则正相反，它们就在我们的门外，如果我们真的感兴趣，我们就能够对其中任何一种有全面而确定的认识。我们能够欣赏一具雕塑的美，难道我们就不能感觉到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吗？特别是当我们因为热爱知识的缘故去寻找万物的起因并展示意义的存在的时候，自然的意图和深藏的规律就会在所有事物中显现出来，所有的作品都呈现出美的某种形态。

除了在希腊，有哪个地方的科学家曾经这样阐明科学研究的目的？很显然，作为一个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只能用诗的方式来阐述这神圣事业的全部目的，而且作为一个希腊人，他也能够用诗的方式来阐述。

精神不可避免地将我们的思想带向宗教。希腊的宗教在我们看来却主要是或仅仅是一些神话故事，而不总是意在教化。这与希腊人对精神事物的深刻把握颇不相合。一个像希腊那样产生了那么伟大的艺术和诗歌成就的国家，不可能对宗教始终只有那么肤浅的认识，就像他们不可能不动脑子去思考荷马史诗中的男女诸神一样。希腊人从来不用驱逐出教和集体改变信仰的方式来责难那些故事——那些从人们对自然有直接认识的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现在已经散失的迷人的故事。那不是希腊人的风格。他们喜欢这些故事，随着这些故事展开想象，但他们同时通过这些故事找到了所有东西方的宗教背后深藏的东西。埃斯库罗斯可以像以色列的先知一样地说话，而他所赞颂的宙斯，以赛亚也将会理解：

父，造物主，万能的神，

伟大的艺匠，用他的手创造了人。

富有智慧，通过万物，

最终引导众生至安全的港湾……

他言行一体

他深思熟虑，对万物

作出最迅速的判断。

圣·保罗在雅典最高法庭上说：“你们这些雅典人，我感到你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太迷信（superstitious）”——《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但最后这个单词可以同样准确地译为“对神圣的力量有所畏惧”。这层意思从圣·保罗对这个词的用法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路过的时候看到你们的祈祷仪式，我在一个祭坛上看到这样一句铭文：献给未知的神。”这些话把我们带离了奥林匹斯山上那些快乐的众神。仿佛又回到了写下这些诗句的诗人那里：“在茂密幽深的森林中，他有意设下的小径，我们却无力寻觅。”显然，那个献给我们无力寻觅的未知之神的祭坛，只能是由那些看破了言词动听的正统说教和那些轻松的表面现象的人来建立。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说的一句很简短的话，正好说明希腊人会怎样思考宗教，怎样把凡人的智慧和精神洞察力相结合，以扫除所有的浅薄之见，看透宗教最终极的本质：“请记住，无论生前死后，邪恶不会伤及善良的人。”这是对信仰的最终表达。

苏格拉底死前和朋友的最后一次谈话，极准确地说明了希腊人是怎样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并取得了精神与理智之间的平衡。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来陪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片刻的朋友们谈起了灵魂的不朽。在那样的时刻，只去寻求安慰或者鼓励、丧失冷静的思考和判断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苏格拉底身上的希腊品质没有使他失去冷静。他是这样说的：

此刻我很清楚，我没有一个追求知识的人应有的品性；像平常人一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好争之徒。一个好争之徒在争论的时候并不在意问题的正确与否，而只是急于说服他的听众。此刻我和这种人惟一的不同仅仅是——他想使他的听众相信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而我想说服的是我自己；说服我的听众对于我来说是次要的。你们一定要看看我这样做能有什么收获。因为如果我说的是正确的，我必须要相信我所说的；如果人死后万事皆休，那么我仍旧应该在我有生的这片刻使我的朋友摆脱痛苦，我的无知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害处。这就是我讨论这个问题的精神状态。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如果你们相信我是在说实话，那么请相信我；如果不是，那么请倾尽你们的全力反对我，以免让我故意地欺骗了你们同时也欺骗了我自己，使我就像蜜蜂一样在临死之前把毒刺刺进了你们的身体。现在我们开始吧。 TvjUqgI+FHscCx0H7ChrHvap4moHFvN5ncd0LXhH38F21WO3a+I40SE5LP2mwe1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