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而来的,便是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作为总结。换言之,“不尚贤,使民不争”是消极的避免好名的争斗,“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是消极的避免争利的后果。名与利,本来就是权势的必要工具,名利是因,权势是果。权与势,是人性中占有欲与支配欲的扩展。虽是贤者,亦在所难免。司马迁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真是不易的名言。固然也有人厌薄名利,唾责名利,认为不合于道,但“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呢?除非真有如佛道两家混合思想的人,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也许不在此例,也许是未能确定之词。因为照一般宗教家们所说的超越人类以外的世界,也仍然脱不了权力支配的偶像,那么,无论在这个世间或是超越于这个世界,照样还是跳不出权势的圈套。这样看来,人欲真是可悲的心理行为。不过,也许有人会说,人欲正是可爱的动力,人类如果没有占有支配的欲望,这个世界岂不沉寂得像死亡一样的没有生气吗?是与非,真难说。且让我们转一个方向来反映老子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说法吧!
首先,我们要确定“欲”是什么?很明显的答案,“欲”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涵义。广义的“欲”,便是生命存在的动力,包括生存和生活的一切需要。狭义的“欲”,一般来说,都是指向男女两性的关系和饮食的需求。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在《周易·序卦传》中便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他在《礼记》的说明中,又说:“男女饮食,人之大欲存焉。”孔子虽然不像后来的告子一样,强调“食、色,性也”。但很显然地,他把“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中的“欲”字,干脆了当地归到男女饮食的范围。人的生命的存在,除了吃饱喝足之外,跟着而来的,便是男女两性的关系了。因此,他删订《诗经》开端的第一篇,便采用了“关雎”。孔子并不讳言男女饮食,只是强调在男女饮食之际,须要建立人伦的伦理秩序,要“发乎情,止乎礼”。
上面的举例,就是把“欲”的涵义,归纳到狭义的色欲范畴。此外,历来儒道两家的著述,厌薄色欲,畏惧色欲攫人的可怕说法,多到不胜枚举。宋代五大儒中,程明道的“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名言,一直是后世儒者所赞扬的至高修养境界。乃至朱熹的“十年浮海一身轻,乍睹藜涡倍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等等,似乎都是切合老子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名言。
到了魏晋以后,随着佛家学说的输入,非常明显地,“欲”的涵义,扩充到广义的范畴,凡是对一切人世间或物质世界的事物,沾染执著,产生贪爱而留恋不舍的心理作用,都认为是欲。情欲、爱欲、物欲、色欲,以及贪名、贪利,凡有贪图的都算是欲。不过,他把欲剖析为善与恶的层次。善的欲行可与信愿并称,恶的欲行就与堕落衔接。对于欲乐的思辨分析,极其精详,在此暂且不论。尤其佛家的小乘戒律,视色欲、物欲如毒蛇猛兽,足以妨碍生命与道业,避之唯恐不及。与老子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似如出一辙。因此,从魏晋以后,由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结合,汇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轻视物欲的发展,偏重乐天知命而安于自然生活的思想,便普遍生根。有人说,此所以儒道两家思想——老子、孔子的学说,历来都被聪明黠慧的帝王们,用作统治的工具。这其间的是非曲直,细说明,实在太过复杂,也到此打住不说。
反正人类总是一个很矛盾的生物,在道理上,都是要求别人能做到无欲无私,以符合圣人的标准。在行为上,自己总难免在私欲的缠缚中打转。不过,自己都有另一套理由可为自己辩白。如果老子的本意,真要人们做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事实上,在人世间的现实社会里,是绝不可能的事。除非天地再来一次混沌,人类重返原始的时代,如道家所说的“葛天氏之民,无怀氏之民”的初古时期,或者可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