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保罗市居住，想成为“星期天人类学家”是可能的，但倒不是在郊区有很多印第安人可做人类学研究。原先人家告诉我的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因为郊区居民大都是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最接近圣保罗的一个有点人类学观察价值的地方，是15公里外的一个原始村落，住在那里衣衫褴褛的居民有金色头发和蓝眼睛，这些体质特征泄露出他们是德国人的后裔这一事实。在19世纪20年代里，几群德国移民在巴西最不具热带特质的地方定居，定居在圣保罗附近的已和当地贫穷的农民融合，无从分辨，在更往南的一带，山塔·卡塔林那邦（Santa Catarina State）那里的小镇如琼维尔（Joinville）和布鲁阿诺（Blumenau）等地方定居的人，则使这些小镇仍然带有19世纪的味道。那些小镇周围是智利松林。镇上房子屋顶尖，斜度大，街道都是德国名称，蓄有大仁丹胡子的老人坐着抽有磁肚子的长烟斗。

圣保罗附近还有一大堆日本人，但很难接近他们。他们是移民机构整批办理进来的移民，提供旅费，保证抵达之后有地方住，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内地的农场去。那些农场一半是村落，一半是军营。一切公共设施都齐全；学校、工场、医院、商店和娱乐场所。这些移民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与世隔绝，这种孤立有一半是自愿的，有一半则是整个移民制度所鼓励的结果。他们慢慢归还欠移民公司的钱，剩下来的则交移民公司代为保管。移民公司会在很多年后送他们回日本，使他们可在其祖先的土地上享其余年，那些在时间未到即死于疟疾的人，公司负责把遗体运回日本。整个庞大计划组织的重点是使这些移民不觉得他们已经离开日本。但是这样做的理由是不是纯粹基于财务、经济或人道上的考虑，则不无疑问。要想到海外移住工会（Kaigai-Iju-Kumiai）或巴西高穗加工会（Brazil-Takahoka-Kumiai）等公司的办公室去非常困难，想要到那些农场去看看，或者进到那几乎是地下的整套的旅馆、医院、砖窑、锯木厂等可以使整个殖民区域自给自足的地方，更是难上加难，这证明整个移民计划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计划。那个计划导致两个互相关联的结果：在那些经过仔细选择的地点建立完全孤立的移民据点；在开垦农业用地的同时，费心做一些考古工作。那些考古工作的目的，强调前哥伦布时期的遗址出土物和日本新石器时代遗物的某些相似之处。市中心工人住宅区的一些市场，主人是有色人种。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在一个种族如此复杂，而且直到最近还完全没有任何种族歧视，鼓励各种族通婚的国家里，“有色人种”这个名词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在市场里面可以试着去区分黑白混血的mesticos，白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caboclos，以及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cafusos之间的差异。至于他们所卖的货物则风格明显，毫无混合的痕迹：印第安人的筛（peneiras）就是典型印第安人筛，筛薯粉用的，那是用竹子做成的格子花样的手工艺品，四周围上竹条；火扇（abanicos）也是印第安人传统手工艺品。火扇颇值得研究。制作的材料是一片棕榈树叶，把原来透风的、乱糟糟的叶子编织出一片严密的平面出来，在用力摇动的时候可以扬风，这需要相当的巧思。由于编织火扇的方法很多，棕榈叶也有很多种，把不同的编织法与不同的棕榈叶结合起来，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出来，而每一把火扇就是代表对同样一个技术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收集这些不同形状的火扇，就等于是收集了对同一个技术问题的很多不同的解题个例。

棕榈只要有两种：一种棕榈的小叶片整齐对称地分布于一只叶杆两边；另外一种的小叶片散开如扇形。第一种棕榈叶有两种编织方式：把所有的叶片都翻到一边来编织；不然就是把几片叶子几片叶子分组编织，直角交错，然后再把一组的顶端穿插到另外一组的底端，再反过来穿插编织。用这些方法可以编织出两大类的扇子，翅膀形与蝴蝶形。蝴蝶形的扇子又可以编织出很多种形状来，在编织过程中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法，最后编织出来的扇子有的像汤匙、像球棒、像花圈、像一种巨型的扁平发辫。

圣保罗的市场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叫做无花果（figa）。这种叫做“无花果”的东西形状像一只握拳的手臂，拳头的拇指从食指与中指之间突出，这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吉祥象征。其外形所代表的很可能是性交动作。在市场里面卖的那些“无花果”，有的用黑檀木制成，有的用银制成的小型吉祥物，但有的则大如商店招牌，雕刻粗糙，颜色俗艳。我当时住在一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流行于罗马的建筑式样的房子，墙壁粉刷成褐色，地点在圣保罗市顶端附近。那时候我把不少的“无花果”从天花板上面悬挂下来，像花环一样有趣。进入房子以前要穿过一片素馨，在素馨的后面有个老式的花园，我请屋主在花园的一端种一棵香蕉树，使我觉得是身在热带。几年下来，这棵象征性的香蕉树已繁殖成一片小规模的香蕉林，我也因此可以收获自己的水果。

最后，在圣保罗的外郊，有些乡野的民俗值得观察与记录：五月的节庆，各个村庄都用绿色棕榈做装饰；穆诺斯（mouros）和克利陶（critāos）之间纪念性的打仗，一切按照葡萄牙传统方式举行；纸船（nau catarineta）的游行，船用纸板糊成，上面有纸帆；到遥远的教堂去朝圣，那个教区保护着不少麻风病患，在那里到处都可闻到“品卡酒”（pinga）的味道。品卡酒也是用甘蔗酿造的，但和朗姆酒很不一样，喝的时候有时加青柠檬汁，有时直接喝。在一片品卡酒味之中，混血的吟唱者，穿着高至膝盖的靴子和廉价的漂亮服饰，醉到可观的程度，一面敲鼓一面互相挑战比赛唱些讽刺歌曲。此外还有一些信仰和迷信，记载下来也相当有趣，像躺在金戒指上面可以治疗麦粒肿（tyes），或是把所有食物都分为两类，互不相溶，一种是热性食物（comida quente）；一种是冷性食物（comi-da fria），吃错了会生病，另外还有其他各种有害的混合——鱼和肉类，芒果和酒类，香蕉和牛奶，等等。

不过，在比较内地的区域，更有趣更值得注意的，不是那些地中海区域传统的残留，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社会所喜爱的那些特别的社会模式。要研究的题目仍然没变，仍然是过去与现在的问题，不过古典人类学研究一直都想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而在这些地方，倒是一个仍然变易不居尚未定形的现在，似乎是把欧洲文明演化过程的一些很古远的阶段重现出来。好像是在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代的法国，你可以眼看着市镇和郊区的生活在一片大庄园（eatifundia）的乡村之中涌现出来。

在形成中的各种小区，和现代的城镇不一样。现代的城镇，其原有的特色都已被抹杀，很难在里面看出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历史，所有城镇都变得越来越相像，只剩下一些行政上的区别。此地的情形正好相反，每个城镇都可个别加以研究，像植物学家研究植物那样，从其名称、外观与结构，可以看出个别的城镇是属于人类所创造添加于大自然上面的那个城镇界（urban kingdom）里面的那一科（family）。

在19和20两个世纪里，拓荒者所建立的边缘地带慢慢由东往西，由南往北移动。在1836年左右，只有北方，也就是里约与圣保罗之间那一带，真正有人久住，并且渐渐往同一邦的中央地区移动。20年之后，殖民据点开始在东北的模吉亚那（Mogiana）和波里斯塔（Panlista）一带建立起来；到1886年的时候，移民已深入阿拉拉瓜拉（Araraquara）、阿塔梭诺拉拔那（Alta Sorocabana）和诺瑞斯特（Noroeste）等地区。在后面这些地区，一直到1935年左右，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咖啡产量增加的速度相当，而在北方建立比较久的那些地区，咖啡减产要比人口减少早上50年。人口减少的现象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出现，然而早在1854年，已有很多利用价值消失的咖啡庄园被人所弃。

这种循环式的空间利用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历史演化一样，都无法留下恒久的痕迹。只有那些沿岸的大城镇，里约和圣保罗，其城市扩张的基础稳固，看起来倒退不了：圣保罗的人口在1900年的时候有24万，在1920年有58万，在1928年有将近100万人，现在则早已超过百万。但是，在内陆地区，另外一种城镇出现，又消失；不同的省份，在同时有的人口增加，有的在减少。居民迁来移去，总数虽并不见得增加，但所形成的社会形式却有不同；化石化了的城镇与胚胎期的城镇并列，供人观察，使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研究到种种令人惊异的演变转化，好像古生物学家把不同的地质层加以比较，以便研究出历经数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生物演化的各种不同阶段一样。

一离开沿岸一带，必须记住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巴西的变化多而发展少。

在帝国统治时期，整个国家人口稀少，但分布相当平均。沿岸的城镇规模一直不大，内陆的城镇则远比现在更具活力。一个常被人遗忘的历史吊诡：交通设备的不足对最恶劣的交通工具最有利。除了骑马以外别无办法的时候，人们毫不犹豫地在旅途上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不只是几天或几个礼拜，毫不犹豫去只有骡子才去得了的地方探险。当时整个巴西内地的生活，速度虽然缓慢，但稳定地在进行；河流上面有定期的船只航行，一小段一小段地走，整个行程长达几个月；像库亚巴（Cuiaba）与果亚兹（Goyaz）之间的那条路，在1935年已被完全遗忘，可是在100年前却是交通频繁，骡子队来来往往，一队骡子的数目在50头到200头之间。

除了一些最偏远的地区以外，20世纪以来，整个巴西中部的那种受忽略的景象并非本来就一直如此：这是沿岸地区人口和商业增加所付出的代价，是沿岸地区发展现代式生活的结果。内陆地区，由于开发进步较困难，便往后倒退，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缓慢的脚步往前走。同样的，汽船开始使用以后，使距离缩短，那些一度曾闻名世界的沿途停靠港口被消灭；我们不得不问，乘飞机旅行使我跳过那些以前会停留的地方，是不是将造成同样的结果。但是话说回来，梦想一下机械的进步也可能同时带来某些补偿，让我们把希望寄托其上，倒也没什么害处；把隐私权大举屠灭以后，说不定会重建起一定程度的孤独与默默无闻。

圣保罗邦的内地及其邻近地区，在较小的规模上说明了这些转变。早期堡垒式的城镇当然已荡然无存，以前的堡垒曾经是拥有一个省的保证，很多巴西沿海及河岸的城镇最原始的形式都是堡垒：里约热内卢维多利亚；建筑于小岛上的普罗瑞亚诺波里斯（Florianopolis）；在岬角的巴伊阿（Bahia）和佛嗒来兹（Fortaleza）；亚马孙河岸的玛恼斯（Manaus）和欧比杜斯（Obidus）；还有维拉贝拉马托格洛索（Villa Bella de Moto Grosso），其遗迹在瓜波垒（Guaporé）附近仍可看见，不时有些南比克瓦拉（Nambikwara）印第安人去居住。它以前是个丛林将军（capitāo de mato）有名的军事重镇，位于玻利维亚边界，也就是在1493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所画的那条象征性的界线上面，画那条线是为了解决西班牙王室与葡萄牙王室之间的领土争执，而当时新世界仍未被发现。

在北边和西边，仍可看到一些现在已无人居住的矿镇，还有已经颓坏的古迹——18世纪飞跃逼人的巴洛克式教堂建筑。这些教堂仍然相当华丽可观，和周围的一片废墟形成对比。矿坑仍然在开采的时候，这些城镇曾经充满活力；现在则陷入休止状态，不过在扭曲的圆柱间，每个空隙每个折叠，每一面卷轴装饰的山形墙壁，每一座披着服饰的雕像，却都似乎很急切地要保存一些已破落的财富的蛛丝马迹。挖掘地面底下的矿藏所付出的代价是乡村的毁坏，特别是那些森林，被砍伐来提供燃料给炼矿炉。城镇则像一场大火那样，在消化完他们自己生存所依据的本质以后，枯竭败灭。

圣保罗却还令人想起其他历史事件；像16世纪以来，耶稣会教士与庄园主人之间的斗争，两者各自卫护不同的殖民方式。耶稣会教士，在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范围内，坚决要把印第安人从其野蛮的生活方式中拉拔出来，把他们组织成一种社区合作式的生活方式，受耶稣会的控制。在圣保罗邦内的一些边远地区，这些巴西村落仍可由其名称，亚迪亚（aldeia）或米邵（missāo）等看出来，这些村落的规划相当宽广，功能安排也有特色：教堂在中央，前面是一片长方形的广场（largo da matriz），地面的泥土都打得平坦坚实，现在已长满杂草，广场四周的街道交会之处均呈直角，街道两旁以前是土著小茅屋的地方都盖了低矮的房子。那些热带庄园的主人（fazenderos），对教会所拥有的现世势力相当嫉妒，教会不但压低他们所能征收的租税，而且迫使他们不能使用奴隶的劳力。他们组成各种惩罚性的征服队，把原住民与教士之间的联系破坏。教士与庄园主之间的竞争使巴西的人口结构分布具有一项特质：乡村的生活方式从亚迪亚（aldeias）时代沿袭下来，在最贫瘠的地区仍然保存着；而那些土质肥沃因此成为竞相拥有的对象，住那里的人除了环绕地主周围以外别无选择，住的是规格一致的茅草屋或泥土小屋，以便其主人能随时加以监视。即使是现在，在一些铁路沿线仍然没有任何社区生活存在，车站便每隔一定的路程就建一个，按照字母顺序取名——巴赫吉那（Barquina）、费里西达德（Felicidade）、利茂（Limāo）、马瑞里亚（Marilia）等等（在1935年左右保利斯大公司已用到P这个字母开头的车站名称——整条铁路数百公里之内只在某些地方停留），那些地方称为“码头”，每个码头都有一个庄园（fazenda），整个当地住民都聚居在那儿——巴纳纳尔庄（Chave Bananal）、贡赛少庄（Chave Conceicao）、艾利沙庄（Chave Elisa）……

在另一方面，有些庄园主人为了宗教的理由，会把土地献给教区。结果会成为教堂财产（patrimonio），受某个圣人保护的城镇。另外有些城镇的创建则是基于俗世的理由，有的庄园主决定成为养殖人口者，甚至成为城镇的种植者（plantador de cidade）。在此类例子中，他会用自己的名字为城镇的名称，叫做保罗市（Paulopolis）或奥兰地亚（Orlandia）等；有时候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则把城镇用名人作为保护者，取名为普鲁店铁总统（Presidente-Prudeute）、古奈利欧波柯皮亚（Cornelio-Procopia）或埃皮塔其欧皮索亚（Epitacio-Pessoa）等，这些城镇的生命周期虽然短促，但仍然不时更改名字，每次改名都代表城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有个戏称：举例来说，叫做“马铃薯”（Batatas），原因是在荒野之中有块地方出产马铃薯；或叫做“生豆”（Feijāo-Cru），因为其附近没有足够的燃料可以烧洋铁罐；有的叫做“无盐米”（Arro-Sem-Sal），因为到达那个地方以前可能存货都会先用尽。然后，有一天，某个上校——只要是重要的地主或政治人物都被称为“上校”（colonel），就会要在他所掌握的那几千亩土地上面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就去找人，有时候是雇人来，有时候则把一些流浪汉捉来，于是“生豆”就变成“列奥波汀那”（Lepoldina）或“费南多市”（Fernandopolis）。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些由各人野心或一时兴起而凭空创造出来的城镇，可能衰败、消失：剩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和几间小屋，人口越来越少，饱受疟疾和钩虫的肆虐。不过，有时候，如此建立起来的城镇会生根，发展出一个集体意识，想办法要忘掉它原来不过是某个个别人物的玩物或工具而已。从意大利、德国和其他五六个国家刚刚移民来的新人口，也许会觉得有需要扎下自己的根，便从字典里重新找一个名字，通常是吐比语的名字，认为这样改了城镇的名字以后，会给城镇带来某种前哥伦布时代的声誉：塔那比（Tanabi）、乌图普兰加（Votupuranga）、图跑（Tupāo）或艾莫雷（Aymoré）……

铁路铺设以后，河的城镇也步向死亡，不过其遣痕仍偶然可见，作为一个已消失的循环之见证。起先的时候，河岸上会建几间小茅亭子，建一间小客栈，使独木舟的船员有地方安心过夜，不会被印第安人突击。然后，汽船引进以后，每隔30公里左右出现一个柴港（portos de lenha），以便那些烟囱细窄的船只可以补充船上要用的木材燃料。最后，在每一段可以航行的河段两端有河港，在那些由于急流或瀑布而无法通过的地点，则有船只搬运站。

在1935年的时候，有两种城镇仍然保存其传统的外观，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生命力。一种是“帕索”（pousos），在十字路上的村落；另一种是“帕卡德塞尔陶”（boccas de sertāo），即“林口”（the mouths of the bush），位于丛林小径人口的村落。当时货车已开始取代骡队或牛车队等老式的交通工具。货车使用骡队或牛车队一样的小径，由于路况很差，必须用一挡或二挡开几百公里路，结果是行进的速度和载货的牲畜差不多，也得在同样的地方停留，穿沾满油渍的工作服的司机和一身皮衣的赶移牲畜者（tropeiros）摩肩接踵。

那些小径的实际情况和传言所说的大不相同。其起源有很多种；有的是以前货运队走的老路，用来把咖啡、甘蔗、酒和糖往外送，把盐、米、豆和面粉往里送。这些道路的中途，就在丛林密车中间，会设一些“登记站”（registro）：一座木造的马栏，旁边几间小屋，一个服装不整的农民代表某个值得怀疑的权威当局收过路费。有登记站就表示另外还有一个更为秘密的小径，叫做免税路（estradas francanas），专门逃避过路费。最后，还有骡子路（estradas muladas）和牛车路（estradas boiadas）。在牛车路上，常可听见那种一成不变的单调痛苦的牛车声，接连不断响两三个小时，不习惯的人会被烦得发疯，那是牛车慢慢靠近，车轴磨着车身所发出的声音。这些牛车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设计，从历史时代以前就没什么改变，16世纪的时候传进巴西。车身很笨重，两旁有用藤编成的边，车身直接放在车轴上面，车轴两端连着没有车轱的轮子。拉这种车的动物，花在克服车轴对车身尖锐的抗拒所费掉的精力，要比花在把整个车子往前拉的精力多出不少。

此外，那些小径的路面情况，主要的是由动物、车子和货车沿着大致相同的方向重复动作所造成的种种意外压平过程的结果，每次使用的时候都尽量各自根据当时的下雨情况、泥土的性质和植物生长的情形，找出最方便的路径来走。路上形成一个由沟渠或秃坡所组成的迷宫，有时候汇集在一起变成一段宽达百码左右的道路，好像是丛林深处突然出现公路，令我想起法国塞文山脉（Cévennes）夏季上山放牧时羊群走的山路；有时候又散往各个方向，望过去都看得到地平线，使人无法知道这些阿里阿内（Ariadne）的路线到底是跟那一条比较好，才不会走30多公里以后发现迷失于沙堆或沼泽荒地里面，白白浪费几个小时，又费力气又危险。在雨季里面，这些小径都变成无法通行黏糊糊的泥巴运河。雨季结束以后，第一辆开到小径上去的货车会在潮湿的路面上留下深刻的车印，再经过3天的干旱，便坚硬得像水泥一样。随后上路的车子不得不把轮子放进这些凹槽里往前开。如果轮距规格和车底离地的高度正好和第一辆货车一样，这倒没多大问题。如果轮距规格一样，可是底盘较低，有时就会发现在半路上车子突然悬空，停在一块突起的小丘上面，得用鹤嘴锄把小土丘铲掉。如果轮距不同，得把一边的轮子放进凹槽里面，另一边的轮子在较高的路面上，车子就这样倾斜着开好几天，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

我仍然记得有一次在这种小径长途旅行的经验。库尔坦（René Courtin）为那次旅行牺牲了一辆崭新的福特。莫局埃（Jean Maugüé）、库尔坦和我决定开着那辆福特，一直开到不能再往前开的地方去。那次旅行的终点是一家卡拉亚（Karaja）印第安人的小屋前面，离圣保罗1 500公里，在阿拉瓜亚（Araguaya）河岸；回程途中，前面的弹簧断掉，引擎直接靠在车轴上面开了100公里，然后请一个村子里面的手工艺者打制一条铁条，把引擎吊起来，又开了600公里。但是，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一片黑暗中连续开几个小时，心中相当焦急，因为不晓得我们所挑的那道车印会不会使我们走错路。在圣保罗邦与果亚兹（Goyaz）邦的边界一带没有几个村落。在黑暗中焦急地开一段路以后，十字路口的小村落“帕索”突然出现在眼前，好像镶着许多星星。那些星星是电灯泡，由小马达供电。事实上，马达的噗噗声在过去几个小时之内早已隐约可闻，不过一直无法把它和夜间丛林的其他声音区分开来。小客栈有时候有铁床，有时候有吊床，我们在黎明时分起床，到旅人之城（也就是旅站）的大街上到处走，那里有房子和店铺、广场上有很多人——商人、医生、牙医、甚至巡回律师。

可以想象这样的城镇在市集时的热闹情形。数以百计的农民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全家出动。一趟路要走上好几天，不过这是他们一年一次的机会，可以卖一头小牛、一只骡子、一张貘（tapir）皮或美洲豹皮，出售几袋包谷、稻米或咖啡，然后买一块棉布、一些盐、灯油和来复枪的子弹。

在城镇的后面即是高原，上面覆盖一片矮树丛，偶尔长几棵灌木。最近造成的侵蚀——森林被砍伐不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使高原的表面出现一些麻子，好像是小心翼翼用凿子凿出来的一样。一两码高度的差别表示台阶地的起点，也代表刚在形成中的峡谷。有一条溪流，相当宽但不深，更像是一场翻滚的洪水，而不像是有自己的河道的溪流。在其旁边不远，有两三条平行的道路经过几片植物生长茂盛的地段，这些地段环绕之中有一座瓦顶的房子，褐色的百叶窗支架，紫色土地的反光，使房子那石灰粉刷过的墙壁闪闪发光的乳白色显得更为耀眼。在一般人居住的屋子后面都是一片草地，地面上的粗草被家畜啃得很短。那些屋子看起来好像是加了盖的市场，因为屋子前面有很大的没有格子的大窗户，经常打开。为了即将举行的市集，组织者准备不少饲料，像甘蔗叶或棕榈嫩叶，用草绳一把把捆起来堆放在一起。来赶集的人在方块形的饲料堆之间搭营在牛车旁边，那些牛车的车轮周围缀满钉子做装饰。在旅行途中，新编的藤边和用绳子固定的牛皮顶盖即是临时的遮风挡雨设施，在市集地点，住所则是用棕榈叶搭起的篷子，或是白棉布做的帐篷，从牛车后面搭建出来，在露天之中煮稻米、黑豆和腊肉：没穿衣服的小孩在牛角之间嬉戏，牛嚼食甘蔗叶，柔软易弯的叶杆挂在牛嘴下面，好像一道道的绿色的水。

几天以后，一个人也看不到。赶集的人全都回到丛林里面。“帕索”城镇在阳光下打瞌睡。乡野生活将只不过是每个礼拜天在多明哥镇（Villas de Domingo）喧闹一番。那地方在别的日子里并不开放。礼拜天的时候，骑士们在那里碰面，那个两条小径交会的十字路口，几间小房子和一个喝酒的地方。 K07KM5VabKNnxMuT1AFeXyneIH2lRYzde5j7oHNP91vDydNJ4PBZhp1jFDTkDB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