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我们向旧世界道别。在还没看见绿角群岛(Cape Vert Islands)以前,我们抵达事关人类命运的(非洲)北纬7度线。1492年哥伦布如果继续往前直航的话,就会发现巴西,但他在此改变航向,因此在两个礼拜以后,奇迹般地靠岸于千里达岛(Trinidad)和委内瑞拉海岸。
我们渐渐接近赤道无风带(Le Pot-au-Noir,the Doldrums),以前的航海者极度恐惧的赤道无风带。在这片海域内,两个半球特有的风都吹不到,所有的帆下垂好几个星期之久,没有一丝风吹动它们。空气停滞,使人觉得是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而非置身大海;深色的云朵,没有风去扰乱其平衡,只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慢慢地解体往海上掉落。这些云朵如果不是那么沉滞的话,它们那迤逦的尾端可能会在光亮如镜的海面上留下痕迹。看不见的太阳把光线直射在海上,海比天空明亮,有种油质不刺眼的光泽,天空还是青黑色,使空气与水的亮度关系整个颠倒过来。如果把眼前的景观倒过来看的话,使天空与海洋调换位置,就可看见一个比较正常的海上景观。由于光线比较暗,各种自然的要素比较沉静,使地平线看起来比较近,在地平线上偶然可以看见狂风(squalls)在懒散地移动,好像一些模糊而短的圆柱,使海面与阴云满布的天空之间距离更为缩短。在这两片并列的平面夹缝里,船急切地往前航行,好像如果不赶快利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逃走,就会被压碎似的。偶尔会有狂风打到船上,狂风的轮廓变形,占满所有的空间,用它潮湿的皮带鞭打甲板。然后,越过船身的狂风又恢复了原形,呼啸之声消失。
海上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海豚所激起的黑色涟漪曾在船前涌现,比激打船首的水花泡沫更为坚实也更有节奏,很秀美地在后退的浪花顶端一再出现;现在,地平线不再被海豚所喷射出来的水柱划开,海也不再那么蓝,不再看得见成群的鹦鹉螺,也看不到鹦鹉螺
群纤细的红紫粉红色膜翅外张如帆。那么,当我们走到深沉大海的另一边时,古代航海者所见到过的神奇景象是不是还存在,还会欢迎我们的到来吗?当古代航海者行经这未被探险过的地域时,他们心中并不是要发现新世界,而只是要证实旧世界的历史。他们证实了亚当与尤利西斯确实存在过。当哥伦布第一次横越大西洋,航抵西印度群岛时,他或许以为所到之地是印度,不过,他更确定的是发现了地面上的天堂之存在,从那时到现在虽然已有400年,但仍然无法完全扫除一两万年以来新世界一直是在历史的变易之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巨大的时间差距。有些差距还是继续存在,不过是存在于另一个层面。我很快就学到,南美洲虽然不是什么人类堕落以前的伊甸园,但由于它所具有的神秘声名,它还是某种黄金时代的具体呈现,特别对有钱人是如此。南美洲得天独厚的地位开始像受阳光照射下的雪一样融化掉。到今日只剩下小小的可贵的一小片;同时,这一小片地方只有享受特别恩宠的少数人可以去,那地方也因此而变质:以前是永恒的,现在成为历史性的;以前是形而上学的,现在变成社会性的。哥伦布所瞥见的地上天堂还是会继续存在,同时也受到破坏变质,变成只是富人的豪华生活方式之专属品。
赤道无风带上蓝墨水色的天空,郁闷无比的空气,并不仅仅表示赤道已近在眼前。他们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开始正面接触的道德气氛之具体表征。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片毫不快乐的海洋,还有平静无比的天气——其唯一目的似乎是让邪恶势力有机会可以重整旗鼓,取得新力量——这些是两个如此极端相异的地区之间最后一道神秘的界限。这两个地区,由于不同的条件、情境,使他们如此不同,以致那些首先意识到此间的巨大差异的人们无法相信两个地区的人同样是人类。一整块几乎很少被人类碰过的大陆突然呈现于一群连他们自己的大陆都无法让其满足的贪得无厌的人面前。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被这第二次原罪弄得天翻地覆,发生疑问:上帝、道德与法律全都发生问题。一切事物都以一种同时性的又是相矛盾的方式,在实际上被证实却也在原则上被撤销:伊甸园、上古黄金时代、青春之泉、亚特兰蒂斯人(Atlantide)、赫斯佩里地人(the Hesperides)、受宠佑的群岛等都被发现为在真实世界中存在;可是天启(revelation)、救赎、习惯与法律却因另外一群更纯洁、更快乐的种族之实际存在而受人质疑(这群人当然并不真的是更纯洁,也不是更快乐,不过一种根深蒂固的悔恨之感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更纯洁、更快乐)。人类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么重大的考验,而且,除非有一天在几百万公里以外,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星球上居住着会思考的生物,这种经验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我们最少在一方面比古代航海者更具优势。我们知道两个世界之间的距离可以被拉近,一个世界可以走到另一个世界,而早期的航海者则相当害怕,怕他们一直前行的结果是进入一片空虚乌有之中。
为了把握16世纪之人的感觉,掌握他们觉得其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之绝对性、完整性与无法变易性,必须记得某些意外事件。在以前称为希斯班尼欧拉(Hispaniola),即今日的海地与圣多明各(多米尼加)(Santo Domingo),当地原住民在1492年的总数在10万人左右,一个世纪以后,人口锐减到只剩200人,有些人死于天花及其他身体疾病,但更多人的死因是他们对欧洲文明的恐惧与厌恶。当时一个调查委员会接着另外一个,被派到该地去研判其原住民的本质。如果他们真的是人类的话,他们会不会是旧约上所说失踪的以色列部族的后裔呢?他们会不会是乘大象到那里去的蒙古人呢?或者是莫多克王子(Prince Modoc)在几个世纪以前带去当地的苏格兰人呢?他们到底一直都是异教徒呢?还是失去信仰的天主教徒?那些是受圣托马斯(Saint Thomas)洗礼过的人?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人,或者只是一些古怪可怕的生物或野兽呢?西班牙费蒂南王五世(King Ferdinand V)的态度即是如此。在1512年他把整批的白人女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唯一的目的是防止西班牙男人与原住民妇女结婚,因为原住民“一点都不能算是理性的生物”。当拉斯加沙斯(Las Casas)提议禁止强迫劳动,所得到的反应与其说是愤怒不平,倒不如说是无法置信。“那么,”他们大叫,“我们是不是被迫连运输用的动物都不能驱使?”
当时派遣的调查团里面,最有名也有名得很有道理的是由天主教圣热罗姆修会(Order of Saint Jerome)修士所组成的那一团。这一团人令人感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诚实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在1517年以后的殖民扩张活动中再也看不到;二是这个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之心态。他们的调查过程很像是一种心理社会学的调查,用最现代的研究设计方法,要求殖民者回答一系列问题。做此研究的目的是想发现,依据他们的意见,这些印第安人到底能不能像卡斯提尔(Castille,西班牙中部地区)的农夫那样有能力独自生活。这个调查团所得到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在不得已的时候,或许这些印第安人孙子辈的后代可以独立生活,但是,目前他们的能力实在太低,说不定他们的孙子辈能否独立生活都有问题。只要看看他们一见到西班牙人就逃走,没有报酬就不肯工作,他们反常的程度到了无缘无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平白送给别人的地步。他们甚至拒绝把被西班牙人割掉耳朵的族人驱逐。”他们所下的一致的结论如下:“把这些印第安人都变成人类奴隶,比任由他们像野兽一样自由自在还好……”
又过了几年以后,有关巴西土著的消息又增加一点,使以上的结论更为有力:“他们吃人肉,毫无任何公义的形式;他们赤身裸体,吃跳蚤,吃蜘蛛,吃幼虫……他们没有胡子,如果脸上偶尔长些毛,便迫不及待地把毛拔个精光。”[见1525年欧蒂斯(Ortiz)向印第安局所作的演讲]属于同一个时期,在附近的另一座岛屿[波多黎各,根据欧维也多(Oviedo)的证词],印第安人把这些人捕捉来,活活淹死。淹死以后几个礼拜之内,印第安人派警卫看守尸体,目的是要看看这些白人的尸体会不会腐烂。比较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可得到两个结论:白人相信社会科学,印第安人则相信自然科学;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兽,印第安人则怀疑白人可能是神。这两种态度所表现的无知程度大致相等,不过印第安人的行为显然表现了更高的人性尊严。
智识了解上的困难,使得道德问题的考虑增添病态的因素。早期的探险家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觉得大惑不解。德艾理(Pierre d'Ailly)那本《世界的影像》( Image of the World )中,提到一个新发现的、异常快乐的人种,称为gens beatissima,其中包括小黑人、巨型生物以及无头人。马提(Pierre Martyr)则引述各种怪异的动物:长得像鳄鱼的蛇,牛身象鼻的动物,牛头四脚的鱼其背上有数以千计的痣和龟壳,还有吃人的提布龙(tyburons)怪兽。但是,这些所谓的怪兽,只不过是巨蟒、貘、海牛(manatees)或河马(hippopotamuses)以及鲨鱼罢了(鲨鱼的葡萄牙文名称叫做Tubarao,即所谓的“提布龙”)。但是,在另一方面,看起来相当神秘却又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哥伦布解释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航向,因此没能到达巴西,他在正式的报告中提到一些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种情况从他报告以后一直到现在没再发生过,而且在一个湿气永远很重的地带很不太可能发生。他报告说,一阵焚烧似的热气使人无法检视船舱,水箱和葡萄酒箱都因此爆炸,谷仓突然燃烧,腊猪肉和干肉被烤了一个星期之久,阳光异常强烈,船员以为自己将被活活炙死。在那快乐的年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像今天一样,特别是如果我们相信飞碟的话!
我们目前航行所经过的地点,差不多就是当年哥伦布看到美人鱼的地方。事实上,他是在加勒比海附近,也就是第一次航行接近尾声的时候,但是美人鱼如果在亚马孙河三角洲出现,也相当合适。哥伦布写道:“三个美人鱼把身体露出水面,看起来虽然没有图片所画的那么美,但她们的圆脸毫无疑问是人脸。”海牛的头圆形,乳房在身体前面;母海牛喂乳的时候,用前脚掌把小海牛紧紧抱在胸前,把母海牛看成美人鱼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那个时候,人们不但描述甚至画棉花树,把它称为并且画成是绵羊树,也就是一棵不长水果却长绵羊的树,吊在树上的绵羊其背上的毛都长到了可以剪羊毛的程度。
同样的,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 Pantagruel )第4册里面,很可能是根据一些去过西印度群岛的航海家所说的故事,而对今日人类学家称为亲属制度(kinship system)的现象加以戏谑式的讽刺,他根据一些非常有限的资料加以任意发挥,因为在事实上很难找到多少亲属制度里面,一个老头子会称一个小女孩为“父亲”。在上举的各个例子里面,16世纪的思想缺少某项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要素:一种科学思想不可或缺的要素,16世纪的人对于宇宙的和谐安排不敏感;就像今天在美学方面,一个农民看过意大利画或非洲雕刻的外观之后,无法见及其中所含的有意义的和谐性,便没有办法分辨一幅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画和一幅伪作之间的区别,也看不出一件帕呼因(Pahouin)族的雕像与一件廉价的垃圾之间的差别。美人鱼和绵羊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种客观事实上的误认;在智识上,这些例子应该算是缺少鉴赏力的明证;这些例子表现的是一种心智上的缺陷,虽然在其他方面很有天分,也表现出相当的教养,可是却缺乏观察力。有此缺点并不构成我们对他们加以谴责的充分理由,相反的,我们该为他们在有此种缺陷的情况下仍能取得那么多成果而尊敬他们。
由欧洲启程开往北美洲或南美洲的船只甲板,给现代人提供一个很好的众神庙,使他可在其中念他的祈祷文,比雅典所能提供给雷南(Renan)的更好。我们再也不能像雷南那样崇拜一个视野有限的文明里贫血的女神。在那些英雄的身后——那些航海者、探险家和新世界的征服者——他们(在月球之旅的时代未开始以前)进行了人类所能做到的唯一完全的旅行探险,我追随着他们的脚步,心里想的是那些担任后卫以使大门不致关闭,可是所得的报酬却又如此残酷的那些人。我指的是印第安人,他们的例子,经由蒙田、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使我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得到实质上的丰富充实。呼隆族(Hurons)、伊洛魁族(Iroquois)、加勒比族(Caraibes)和吐比族(Tupi)——现在我就要去面对他们!
哥伦布所看到的第一片闪闪发光的,被他误以为是海岸的东西,事实上是一种在日落与日升的空当间产卵的海生闪光虫;他那时候还不可能见到陆地。不过,那个失眠的、在甲板上度过的夜晚里,我在等待美国的出现时,所看到的确实是大陆上面的亮光。
在那前一天,我们即已意识到抵达新世界了,虽然实际上还看不到新世界;船转向南,沿着与从贾柏圣奥古斯汀(Cabo sāo-Agostin)到里约的海岸线平行的方向航行,但我们还是离海岸太远。最少还得两三天的时间,我们才能拥抱美国的海岸。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因为庞大海鸟的出现,那些声音尖锐的热带鸟或是暴君似的海燕类鸟,它们攻击塘鹅,强迫塘鹅在飞行时把口中的猎获物吐出,并非是这些海鸟告诉我们航程已快到终点。因为这些海鸟常飞离陆地很远,哥伦布曾因误以为海鸟出现即表示陆地接近而付出相当代价,他误以为他成功了,而事实上,他的船仍在大西洋中途而已。飞鱼飞向空中,其尾部轻打水面,身体由外展的翅带动,好像一片蓝色镜面上到处闪烁的银点。此前常见的飞鱼在近几天以来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但是越来越接近新世界的旅行者,对接近新世界这件事实的感觉和“巴西”这个字眼在巴黎所引起的种种联想南辕北辙。这种感觉很难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描述。
首先,几个礼拜以来所习闻的大海味道似乎不再那么自由得到处流畅;那大海的味道好像碰到一座看不见的墙,被挡住不能流动,不再吸引住旅行者的注意力。旅行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一种性质相当不同的味道上去,那种味道他无法根据以往的经验加以定义、描述:那味道有点像森林中的轻风与温室的气息不断地交替,是植物界最基本的原质,带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性,其浓度高到几乎要导致某种味觉上的中毒,又像是一段段强有力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特别突出的演奏出来,目的好像是为了把各种不同水果味的香气所组成的章节既分离开来,又组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曾经先在巴西的塞尔陶(Sertāo)之某个波特金(botequim)中吸过那黑色而涂过蜂蜜的卷成螺旋状的烟卷味道之后,又一头栽进一颗刚剖开的热带辣椒里去的话,他就可以了解上述感觉。这种烟卷用烟叶制成,先把烟叶发酵再卷成几码长的长卷。这些相当接近的味道之混合,可以使人体认识到曾经单独拥有其中秘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那个美洲。
但是当第二天下午4点,新世界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其影像看起来似乎并不逊于它所出产的香料。长达两天两夜的时间,一片硕大无朋的山脉清晰可见。山脉庞大的原因并非因为它很高,而是因为山脉的样态不停地重复,很难辨识出个别山脉的起点和断裂,只看见一串陡峭的山脉结成不断的锁链。这些山脉光滑的石壁突出海面几百米,形成各种奇异的形状。类似的景观有时候可以在沙滩上从被海浪冲坏的沙堡残余中看见,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景观实际上可能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存在,至少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似乎不可能。
这种巨大的印象是美洲特有的,而且随处可见,在城镇或乡村都可看见。我在巴西沿岸感觉到这一点,在巴西中部高原上也感觉到,在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在科罗拉多一带的落基山脉、在里约热内卢的郊区、在芝加哥的郊外或在纽约的街道上,都可以感觉到这种巨大的印象。不论是在何处,都会造成同样有力的印象;任何一个特定的景观令人想起其他的景观,街道也只是街道,山脉只是山脉,河川只是河川。令人觉得陌生难辨的原因,是因为人的体积和环绕其身边的物体体积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不成比例,似乎完全不可能以任何共同的标准去同时衡量二者。等到一个人渐渐对美洲习惯了以后,就不知不觉做了各种调整,使两者之间重建起一种正常的对应关系;这种调整本身做调整的人自己几乎觉察不到,其中的过程就像飞机降落时会使人在心理上微微一震那样,只能勉强感觉到一点点。但是两个不同世界原本缺乏可资比较的比例充斥我们的一切判断,同时加以扭曲。那些坚持说纽约很丑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种感官上的错觉的牺牲者而已。他们还不会学着用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新世界,把纽约认为是个城镇,因此对纽约的街道、公园、纪念性建筑物大肆攻击。当然,客观上来看,纽约是个城镇,但是具有欧洲式感性的人却是使用欧洲景观的尺度去观察纽约,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尺度。但事实上美洲的景观所呈现的是一种比欧洲更为庞大宽广的体系,我们完全缺乏可与之相比拟的事物。纽约的美和它是一个城镇毫无关系。只要我们放弃既有的观念,马上就可领略到纽约的美是美在它把城镇完全转化成为一个人工的景观,城市所具有的一般规则不再适用,唯一重要的价值在于那些灯光所映衬出来的富丽像天鹅绒一样的性质,远方建筑物轮廓的明确清晰,在摩天大楼之间令人惊叹的险峻绝壁,以及严肃阴郁的楼间谷地,其中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车子,好像花朵一般。
做了以上的陈述以后,再回过头来描述里约热内卢,使我觉得相当尴尬。里约热内卢常被人称赞为很美,但我却无法动心。其中原因实在也很不容易说明白。我觉得里约所在的景观和里约这个城市本身极不成比例。糖块山(The Sugar Loaf Mountain)、柯可瓦多(Corcovado)以及被赞誉不止的自然景观,对于一个进入海湾的旅行者而言,好像是一个没有牙齿的嘴巴上面胡乱凸起的牙根。这些隆起的部分几乎是经常被一层浓厚的热带雾气所笼罩,它们也就无法填满整个地平线,即使没有雾气笼罩,它们也还不足以填满地平线。如果想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视野,就必须从陆地的那一边往海湾这一面望,而且要站在高处往下看。在朝海的那一面,视觉上的幻觉正好和在纽约所见的相反。在里约,自然本身看起来好像是一片尚未建造完工的建筑工地。
同时,单凭眼睛所能见到的景观,根本无法看出里约海湾的庞大。船航行的速度缓慢,必须小心避过海湾里面的大小岛屿,从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忽然吹下来的气息和凉快的感觉,使人预感到好像和花卉及岩石都已产生了具体的接触,虽然在事实上还看不到花卉或岩石,使旅行者先尝到这片大陆的特性。这使人又想起哥伦布的描述:“树很高,好像碰到天顶;如果我没了解错的话,这些树长年不会落叶;我曾在11月份的时候看见这些树叶新鲜油绿得像是西班牙5月份时的树叶那样;有些树甚至在开花,有些则结着果实……只要一转身,到处都听得见夜莺的歌声,同时有数千种不同类的鸟给它们伴唱。”
这就是美洲;这块大陆造成一个无法逃避的巨大影响。它的存在,由黄昏时刻使里约海湾雾蒙蒙的地平线生趣盎然的种种活动的迹象组合而成;但是,对于一个新来者而言,那些活动、形状和亮光并不代表省份、村庄与城镇;它们也不代表森林、草原、河谷与景观;它们也不表现出生活其中之人的活动与工作,那些人互相之间都是陌生人,因为他们都各自局限于自己的家族与职业之中。整个景观构成一个特殊的、全球性的整体。一个人四周环绕着的并不是种类繁多的生物与物质,而是一个单一的、令人惊叹的存在: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