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堡在下午2点是个死城。在城中间有座约瑟芬（Joséphine Tascher de la Pagerie，后来又称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的雕像，由于无人照顾，颜色发绿。雕像附近是市场，种了不少椰子树，长满野草，还有一些很难令人相信会真有人住在里面的破旧简陋小屋。在一间没有客人的旅馆订了房间以后，那个突尼斯人和我，仍对早上受士兵盘问的事心有余悸，马上跳进一辆出租车，直驶拉札累营房。我们要赶快去安慰我们船上的伙伴，特别是其中两位年轻的德国女人，她们在船上的时候曾暗示我们，如果能尽快洗个澡，不惜背叛她们的丈夫。就此观点来看，拉札累的一切只添加我们的失望之情。

我们坐的老福特车用一挡吃力地往陡坡上面爬的时候，我很愉快地发现好多种以前在亚马孙河流域时相当熟悉的蔬菜，不过此地的名称和亚马孙一带的名称有出入——亚马孙地区称为fruta do conde的蔬菜，此地叫caïmite（这种蔬菜外形像朝鲜蓟或小凤梨，味道像梨）；巴西称为graviola的，此地称为corrosol；mammāo则叫做papaye；mangabeira则叫sapotille（即sapodilla）……一边高兴地看着这些我曾经很熟悉的蔬菜，我一边想着刚发生的令人痛苦的一幕，试着把那痛苦的一幕和其他类似的经验联结起来。对船上同行的旅客而言，他们以前的生活大体平静无波，现在一下被推进这种大冒险似的旅程里面，他们所遭受到的那种愚蠢与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种听都没听说过、非常特别、非常例外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把这种现象对他们自己所产生的切身影响以及对虐待他们的人的影响，看做似乎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前例的大灾难。但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倒看过一些，此前几年也曾亲历过一些不寻常的经验，因此这种现象对我而言并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当代人类由于人口数目太多，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再加上交通与通讯工具的急速改进，当代人类的皮肤似乎被因此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物质与知识交流弄得越来越不耐烦，结果就是类似我们早上经历过的痛苦经验慢慢地出现。在马丁尼克这个法国殖民地，战争与战败所带来的唯一后果，是把这种普遍的过程加速推进罢了。战争与战败只是促成一种持久性的污染的触媒，而污染本身并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某个地方的污染也许会暂时消沉，但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一旦社会人群所拥有的空间开始紧缩的时候，愚蠢、怨恨与容易轻信受骗便会像脓一样的产生，马丁尼克岛的经验并不是我所碰到的第一次。

就在不久以前，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的时候，在回法国途中，我去过巴伊阿（Bahia），在那里的镇上走动，看教堂。那地方据说共有365间教堂，一年里面的每个日子都有一间特殊的教堂，风格各异，内部装饰也不一样，依照日子与季节而各有其特色。我完全沉醉在给各栋建筑的细节拍照上，从一个教堂转到另一个教堂，一群半裸的黑小孩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求我：“给我们照一张相！给我们照一张相！”我终于被这种迷人的求乞方式所动，他们宁可要我替他们照张他们永远看不到的照片，而不向我讨铜板，我答应替他们照张相。照完相以后，我往前走了不到百码左右，一只手突然按住我的肩膀：两个便衣巡检人员一直跟着观察我的行动，现在他们告诉我，我刚刚进行了一项对巴西不友好的行动。他们说，我照的那张照片如果拿去欧洲的话，可能会被人认为巴西确实有黑皮肤的人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而且，更可能被用来证明巴伊阿的街头浪童的确是没有鞋子穿。他们把我拘留起来，还好拘留的时间很短，因为我要搭的船很快就要起航。

我搭的那条船给我带来接二连三的厄运：未起航的前几天我即有过类似的经验，当时船仍停靠山托斯港（Santos）。我一踏上甲板，一个穿着整齐制服的巴西海军司令官带着两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两人的枪都上好了刺刀，把我关禁在我的小舱房里面。花了四五个钟头才把迷雾澄清。在那以前有一年的时间我担任法国巴西探险队工作，根据协议，探险队所收集的一切物质材料都得由法国与巴西两国分享。探险队的一切工作归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监督。博物馆立刻通知全国所有的港口，如果发现我企图偷运弓箭、有羽毛的头饰等离开巴西，如果所运的数量超出法国所该分配到的那一份的话，应该不顾一切立刻把我拘禁。可是，在探险结束以后，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改变主意，要把巴西该分得的那份送给圣保罗的一个科学机构；然后他们通知我，法国该分得的那一份该由山托斯港出口，而不是由里约港出口。可是，他们忘记一年以前曾做过不同的决定，因此而根据过时的指示把我当罪犯拘禁起来，那些早先宣布指示的人早已忘掉他们曾发过指示，可是负责执行该项指示的人却仍然记得去照章行事。

还好当时每个巴西官员的内心仍然有潜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原因是伏尔泰和法朗士（Anatole France）著作思想的片段曾经遍布巴西森林最深处，成为其民族思想的一部分。（有一次在内地，有个情绪兴奋的老人对我大叫：“哦，先生，你是法国人！哦！法兰西！安那托雷！安那托雷！”并用双臂拥抱我；他第一次看见法国人。）基于过去的经验，我知道在表情上一定要尽量表示对巴西这个国家的尊重之感，也特别要对海军军官表示尊重；但我也知道必须同时提出一些敏感的问题。这样做果然有效。心怀恐惧担忧了几个钟头以后（由于我准备离开巴西不再回去，因此把我的书和私人东西全都和收集来的民族学资料一起装箱，我真怕就在船要起航的时候那些东西会被丢散弃置在码头上面），我自己口述一份报告给那位官员，用一种严厉的语气表示，这位官员允许我把行李运走，以免使他的国家牵扯进国际争端中而受辱，并说是他做此明智的决定。

我敢这么大胆地冒险行动，可能是受另一次经验的影响。两个月前我被迫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一个大村庄换飞机。我和维拉医师（Dr．J．A．Vellard）在那里待了好几天。在那里发生一件事，使南美洲警察显得非常可笑。在1938年的时候，搭飞机旅行和目前的情形很不相同。在南美洲的边远地区，文明的发展曾跳跃省略好几个阶段，飞机很快就被当地人拿来作为地域性的公车加以使用。那里的人以前得花好几天时间，或乘马或走山路才能抵达市集地点，公路并不存在。现在他们搭飞机只要花几分钟时间（不过飞机常常一误点就误上好几天）就能把母鸡和鸭子搬运自如。乘客常常被迫蹲在家畜中间，整座小飞机挤满了赤脚的农民、动物以及其他太重或太大而不方便在森林山路上面搬运的行李和货物。

在等飞机的时候，我们无事可做，便在街上逛，整个村庄的街道在雨季中变成满地泥泞。街上因此隔一段时间就铺上一块大石头，专门给行人走路之用，车子在这种街道上根本无法通过。一个巡逻人员发现我和维拉博士的两张生面孔，马上逮捕我们，拘禁起来，直到我们能说清楚为何出现在那里以后才放行。我们被关在一间有老式豪华家具的房子里面。那座房子原来是前任省督的官邸，墙四周都有木板，木板前面有不少书架，全都有玻璃门，书架上面装满厚厚的精装书。整间房子充满书香气氛，唯一和书无关的是个有玻璃橱窗的告示柜，柜中贴着一面告示，字体很精美，刻在铜板上面，告示的内容可以直译如下：“严厉警告，绝对不准从档案中撕纸张来做任何特别用途或卫生用途。任何违犯者必受惩罚。”

我在马丁尼克岛的遭遇得到改进。其中原因我坦白承认得归功于一个在工务局（Ponts et Chaussées）的高官的照顾。这个居高位的官僚外表冷淡不可亲近，不过他内心的真正感觉和一般在官僚体系中任职的人很不一样。而另外一部分功劳则是因为我常常去拜访一家宗教性报纸的办事处。在那地方，某个天主教派的神父们——教派的名称我已忘记——收藏了好几柜子的考古遗物，时间远溯到印第安人的时期；我把闲暇时间用来做那些考古遗物的目录清册。

有一天我走进巡回法庭，正好碰上一场审判在进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到法庭看审判。受审的人是个农民，他和人争吵的时候一气之下把对方的耳朵咬下一块。被告、原告和证人都滔滔不绝地用土话发表他们的言辞；在法庭上，土话显得异常新鲜，令人觉得有点怪异。他们的证词都经由翻译译成法语给庭上的三个法官听。法官们都穿着红色的有皮草镶边的法官袍子，袍子在湿气重的空气中已失去光彩，法官们则热得痛苦。奇形怪状的袍子挂在法官身上好像是沾满血迹和绷带似的。他们花了5分钟的时间即给那位坏脾气的农民判了8年徒刑。一个人的命运居然这么随随便便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被决定，令我异常惊奇。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刚才目击的这一切确实发生过。一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梦，不论它是多么怪异，多么不可思议，会令我觉得比这一幕审判更无法置信。

马丁尼克岛的海军当局和当地的商人意见不合，这是和我同船的旅客终于获释的原因。海军当局把他们视为间谍或叛徒，当地商人则把囚禁这批人于拉札累营房看做是使当地平白遭受钱财损失的事，虽然乘客们被关起来也并没享受免费食住。最后商人的观点获胜，于是每个船上的乘客便有两星期的时间可以自由自在地把最后一张法币花掉。不过，乘客的行动仍然在警察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女乘客，被诱惑、挑逗、鼓励与报复所织成的网紧紧裹着。岛上的多米尼加大使馆围满了申请签证的人。一大堆谣言传说有船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苦海。小村庄的商人们对大镇上的生意人有那么多生意感到嫉妒，于是他们要求也要分配一些逃难者，这就使情况大为改观。结果是我同船的乘客被迫在内陆的村子里过完一天，然后再换到另一个村子。我并不必和他们一起到处迁徙，不过有次我为了和其他人一道去他们在柏莱山（Mont Pelé）山脚的新住地，我有机会——谢谢做此安排的警察——在岛上走了几趟令人难忘的路，路上的景观远比南美洲大陆更具古典的异国情调。那山好似深色的枝状玛瑙，围绕在一片闪着银光的黑沙滩之上，而在其山谷中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可以觉察到——倾听湿气下滴的声音，是用耳朵而非眼睛觉察到——那些庞大、柔软、多毛的羊齿植物叶子，突出于像活化石一般的树干上面。

到那时为止我的遭遇可以说比其他乘客好得多，不过我仍深为一个问题所困扰。现在我必须谈谈那个问题，因为写这本书得先把那个问题解决才行。而解决那个问题却并非易事。我唯一的财富是一箱和田野工作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语言学的和技术工艺的引得卡片、旅行日志、人类学笔记、地图、图表和照相底片，全数约有数千件。这箱可疑的东西是靠职业走私者才得以运出法国，同意运这些东西的走私者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一到马丁尼克岛后，我们所受的待遇使我马上决定，不论是海关人员、警察或海军情报人员，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到箱子里面的文件。他们只要一看到，一定会把这些文件当做某种密码指令（特别是那些方言的笔记），或是防卫工事的图样，或是入侵的计划（地图、素描和照片）。因此我坚决表示我的旅行箱只是途经马丁尼克，因此那个箱子可以维持密封，存放于海关的储藏室。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必须搭外国船离开马丁尼克岛，那箱子将直接被搬到该船上。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曾为此安排花费不少精神，最后才得到这个妥协的结果。如果我准备搭多玛尔（D'Aumale）号船前往纽约的话（这条船几乎是条货真价实的鬼船，我的同伴们等这条船足足等了一个月，最后它才终于出现。那是个美好的早晨，整条船刚油漆过一遍，看起来好像是另一个世纪里的玩具船），我的箱子则先正式登陆马丁尼克岛，然后正式办手续运出。我无法接受这种条件，因此我搭一艘白得不可思议的瑞典香蕉船离开，其目的地是波多黎各。船上只有8位旅客，航程4天，我几乎享受到以前的快乐时光，安静的几乎是单独渡海。我尽情地享受这个难得的机会。

领教了法国警察以后，我还得领教美国警察。在波多黎各登岸以后，我发现两件事：我们离开马赛以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美国移民法已经修改，我身上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公文已无法满足新规定；然而，更严重的是，那些我觉得可能让马丁尼克岛的警察找出不少麻烦的人类学文件，我曾特别在马丁尼克岛做了种种防范措施，没想到美国警察把我所有的疑虑全部化为现实。在法兰西堡，我曾被指控为被美国收买的犹太阴谋分子。在波多黎各，我却又被美国警察看做很可能是维希政府的使者，甚至可能是德国所派遣的。这就是被指控为受美国收买的报偿。我立刻打电报给新学院，要他们设法让我符合新的移民法规。我等着新学院的答复，同时也等联邦调查局派一个读得懂法文的专门人员。在等待的时候，移民当局把我拘留在一间简陋的西班牙式旅馆里面，费用由船运公司付。由于我的笔记有四分之三并不是用法文写的，而是用一种巴西中部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方言，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专家，真不知道要等多久的时间。我每天吃煮牛肉和埃及豆。有两个脏兮兮胡子都没刮好的当地警察轮流日夜看守我的房间大门。

在这间旅馆的庭院里，有天晚上，和我同乘一条船到波多黎各的郭德史密特（Bertrand Goldschmidt）曾向我解释原子弹的原理，同时表示（这是在1941年5月）各个强权国家正在进行科学竞赛，竞赛成功的将是战争的胜利者。他后来成为原子能协会的主管之一。

几天以后，我的旅伴们全都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出发前往纽约。我自己一个人留在三环市（San Juan），身旁跟着两个警察。他们在我的要求之下，答应随时跟我去三个我可以前往的地方——法国领事馆、银行和移民办事处。如果想到其他地方去，我必须先得到特别允许。有天我获准去大学一趟，跟随我的那位警察很懂门道地留在大学外面，在门口等我，以免令我觉得受侮辱。他和他的同伴都觉得无聊，他们有时故意把规定忘掉，主动地允许我带他们去看电影。我终于获得自由，在登船以前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在岛上到处看看，陪我一起走的是贝勒（M．Christian Belle），法国领事，但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也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专家。在那种地方那样的时候，居然碰见他实在可惊，他讲一大堆在南美洲海岸航行的经验故事。不久以前，报纸报道苏铁勒（Jacques Soustelle）正在西印度群岛一带游说当地的法国人，呼吁他们支持戴高乐，那天他抵达波多黎各岛。我取得当局特别允许之后，才和苏铁勒见了一面。

因此，波多黎各是我和美国的第一次接触；我第一次闻到温暖的汽车油漆散发出来的味道，第一次闻到冬青树的味道（法国人把冬青树称为“加拿大茶”，thé du Canada），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可以说是美式生活享受的两个极端，一端是车子，另一端是洗手间，收音机、糖果、牙膏等等排列于两者之间。在日常用品店里做事的女店员穿着带水仙花白制服，棕色头发，我试着去猜在她们那化妆得像面具一样的脸孔后面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第一次觉察到典型美国小城镇的一些特色，也是在波多黎各，不过是从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这个特殊的角度观察出来的。建筑物都相当脆弱，而且都争着要达到某种惹人注意的效果，结果是使得整个城镇像原来是为世界博览会而搭建，临时性的，现在却变成永久使用。不过，就波多黎各而言，会让人觉得它是在博览会中的西班牙展览区。

旅行途中种种意外事件常会带来此类意义多样的景象。由于我在美国的最先几个礼拜是在波多黎各度过，以后我便在西班牙发现了美国。就像几年以后，我所参观的第一座英国大学校园是在西孟加拉邦的达卡市，校园里面全是新哥特式建筑，因此我到今天为止仍把牛津大学看做是印度，只不过这个印度成功地制伏了泥泞、发霉以及四处蔓生的植物罢了。

我在三环市待了3个礼拜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人终于来了。我立刻赶去海关把行李箱打开；那是一个严肃的时刻。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走上前，随便抽出一张引得卡。他把眼睛眯起来，凶悍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是用德文写的！”原来，那张引得卡上记载的是一本史丹宁（von den Steinen）所写的经典著作：《巴西中部的原住民》（ Unter den Naturvlkern Zentral-Brasiliens ，1894年柏林出版）。他是研究马托格洛索（Mato Grosso）中部的一位前辈，研究成绩相当不错，时间也相当早。我向调查局的年轻人把事情解释清楚，他一下就明白了，此后他对我行李箱中的东西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一切都没有问题，都OK；我可以进入美国本土；我可以自由行动。

好了，诸如此类的小意外层出不穷，说也说不完，该停笔了。我以上所述的和战争有关，但更早以前所述的那些，则属于战前时期。我也可以再叙述一些更后来所发生的，是我过去几年来在亚洲旅行所经历到的。然而，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现在（1953年）的话，负责检查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地就感到满意，放我过关。所有一切地方的气氛全都变得越来越具沉重的压迫性。 nAUfADPVdGXaCeMXaVRnRapTktZeQuaIJk7RRfASI5IVVnl8SbKpoKeNJMb/qo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