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分论中,我们首先定义了中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内涵,即为了满足投资者多样性的投资需求,通过建立在交易场所、监管规则、功能机制三个层次都统一的债券市场,实现我国债券市场功能从融资为主到财富管理为主的转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债券市场应满足的五大功能:融资、财富管理、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基准定价、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为了实现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目的,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在信用评级科学化、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解决刚性兑付问题、统一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增加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五个方面进行改革。中国债券市场从融资为主到财富管理为主的功能转型将对满足债券市场参与者的融资需求、养老问题的解决、健全我国资本市场、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分论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内涵,第二部分介绍新时期下我国债券市场应具备的功能,第三部分提出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途径,第四部分总结中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重要意义。
Abstract
Bond market constitutes the important part of capital market.In this section,we firstly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bond market,that is to satisfy the diversified needs from investors,and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unification of current exchanges,regulations and mechanism.Upon this base,we conclude five functions that China's bond market should fulfill,which are financing,wealth management,risk pricing,macroadjustment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Problems such as credit rating,yield curve and default risk should be solved for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bond market which will contribute a lot to capital formation,pension fun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section has four parts:the content of transformation,the functions that bond market should play,the possible way for transform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s.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债券市场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甚至要大于股票市场。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认为,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方向将是从现阶段以融资为主的功能转向未来以财富管理为主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认清现存问题,明确转型目标,进行制度建设,结合我国的基本经济状况,才能更好地推动转型的实现。
本分论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内涵,第二部分介绍新时期下我国债券市场应具备的功能,第三部分提出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途径,第四部分总结中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面向机构投资者、场外市场交易等方面都与国际接轨,但同时我国债券市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债券市场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反映在我国的债券市场的功能目前仍然是以融资为主,不能很好地满足投资者多样性的需求。
阻碍我国债券市场满足投资者需求的因素包括:债券市场的分割,多头监管的无效率,长期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造成的风险防范机制缺失,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我们认为,为了消除上述障碍,需要建立一个交易场所统一、监管和规则统一、功能和机制统一的债券市场。统一的债券市场意味着投资者多样性的需求可以被更好地满足,我国债券市场将不仅仅是以融资为主,而将转型为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功能的市场,财富管理功能的加强反过来还会促进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的加强。
因此,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内涵实质上是为了满足投资者多样性的财富管理需求,通过制度改革建立一个在交易场所、监管规则、功能机制三个层次都相统一的债券市场,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功能由融资为主转向以财富管理为主,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我国便有发行公债为国家建设筹资以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实践。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于1981年恢复了国库券的发行,1985年开启了企业债的发行,1994年开始发行政策性金融债,随后我国逐渐建立了多层次、多品种的债券市场。同时,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1988—1991年以场外柜台市场为主,到1992—2000年以场内市场为主,再到2001年之后以银行间市场为主,我国债券交易主体的变化既是市场进程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成果。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两部分组成,此外还有商业银行的柜台市场。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而交易所债券市场则允许个人投资者通过委托证券公司进行债券交易,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则通过发挥银行网点的优势,主要满足个人和中小投资者债券投资的需要。以上三个市场中,交易所债券市场属于场内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属于场外市场。我国债券市场中,不同的投资者具有不同的需求定位。
商业银行既是债券市场的主要交易者,也是债券的发行人,实力雄厚的大型商业银行还可以作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做市商,经营国债交易柜台,充当经销商角色。商业银行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混合资本债券、普通金融债券,实现调整资本结构,形成与资产匹配的负债,达到补充资本等目的。
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而言,债券市场是其满足为未来发展筹资的重要场所。政府通过发行债务,可以充分地利用金融市场实现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目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部分将在未来长时间内带来持续的收益,仅仅依靠过去和现时的税收,不仅成本与收益不匹配,也无法满足支出的需要。因此,政府通过发行债务来为预期带来正的净现金流的项目融资,可以最大化社会的福利。同时,由于政府拥有普通市场参与者无法比拟的信用优势,所以政府借贷的利率低于市场投资的回报率,理论上,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赤字和减税来增加国民财富,并通过未来税收的增加来偿还财政赤字。此外,债券市场还可以帮助政府平滑支出。
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债券市场是实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场所。中央银行以国债作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通过在债券市场买卖国债,控制货币的供给,影响市场的利率,从而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对于工商企业而言,债券市场为其提供了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之外新的融资平台。相比于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相比于股市融资发行债券可以避免稀释股东的控制权。因此,我国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从推出开始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此外,我国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也可以在债券市场实现其交易获益、长期投资、资产保值的目的;政策性银行也可以通过债券市场来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个人投资者既可以通过间接投资金融机构实现收益,也可以通过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柜台市场实现其资产增值和保值的目的。
综上可见,我国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具有多样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仅包括融资的需求,还包括财富管理的需求。但是目前我国的债券市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制约了我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也限制了我国债券市场满足不同市场主体多层次需求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满足债券市场投资者多层次需求,债券市场的改革应该以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为目标。统一的债券市场包括三层含义,即交易场所的统一、规则和监管的统一以及功能和机制的统一。其中,交易场所的统一针对的是长期争论的我国债券市场分割的问题;规则和监管的统一针对的是我国债券市场多头监管的问题;功能和机制的统一针对的是我国债券市场长期存在的刚性兑付以及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对我国债券市场分割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持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债券市场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市场分割。由于银行间市场审批手续简单,流程快,并且拥有商业银行等资金雄厚的市场参与者,所以银行间市场在企业债的发行上具有制度和资源优势(陆文山,2010);但是随着证监会取消了公司债必须由上市公司发行等限制,简化了审批流程,又将吸引企业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由此将产生公司信用债的市场分割和交叉重复的问题。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债券市场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市场分割。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将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并存看成分割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徐忠,2015)。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债券市场以银行间市场为主体,交易所市场为补充符合国际惯例,银行间市场的询价交易和交易所市场的集合竞价方式分别适合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大部分高级债券在两市能够自主发行,转托管机制也已建立,并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分割。这两种看法虽然在我国债券市场是否存在市场分割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是都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债券市场交易场所,消除导致市场分割的因素。
我国债券市场还存在着多头监管,监管部门各自为政、规则不统一的问题。债券市场多头监管的特征在公司信用类债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企业债发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审核,公司债由证监会审核,中期票据则由银行间交易商协会负责。对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多头监管,学术界同样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多头监管缺乏效率(吴晓灵,2015),会造成重复监管和监管者缺位并存(何德旭、王卉彤,2004),监管套利以及发债成本上升(孔维莎,2015),形成资源的浪费,不同部门建立所监管领域的准债券市场则会导致债券市场分割(徐忠,201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债券市场的多头监管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效率。多头监管会形成监管者之间的竞争,由于监管者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监管领域的市场容量,多头监管有利于提升金融创新(李变花,2007);宋常、韩斯玥、张羽瑶(2013)将中期票据引入债券市场作为外生冲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多头监管下的监管竞争会降低监管成本,而不是增加监管成本。以上两种看法意味着,我国需要实现监管和规则的统一,以消除多头监管的无效率,同时,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维护金融创新,降低监管成本。
我国债券市场还长期存在着刚性兑付以及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刚性兑付产生的“刚性泡沫”(朱宁,2016)和隐性担保不仅会造成我国债券市场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还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风险和收益的不匹配,影响我国债券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基础设施不完善主要包括:一是我国债券市场评级机制仍待改进。现有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的评级机制对债券的发行成本有显著的影响;王雄元和张春强(2013)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为研究对象,发现信用评级对债券的融资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何平和金梦(2010)则指出我国债券评级和主体评级都影响债券发行成本,且前者的影响要大于后者,而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比较集中、变化频率低、公信力不够等问题则阻碍了我国信用评级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信用担保机制不够完善。王芳和周红(2015)以我国债券市场非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关联方担保与高质量审计正相关,而同属地方国资委企业担保与高质量审计则为负相关关系,他们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同属国资委企业担保隐含了政府的信用,而这种“政府兜底”的预期不仅会增加财政风险,还不利于市场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的培养。三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不够成熟。国债发行管理制度不完善、税收制度对国债市场的扭曲以及国债交易流动性的缺乏,都不利于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构建(徐忠,2015)。因此,只有进一步完善我国债券市场的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保证我国债券市场实现功能和机制相统一。
从以上三个方面构建的统一的债券市场,将促进债券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债券市场由融资为主的功能向财富管理为主的功能转型创造条件。
统一的债券市场将为债券的定价、流通和监管扫清障碍,使得我国的债券市场不仅能够满足投资者的融资需求,还可以满足投资者多样性的财富管理需求,从而逐渐演变成一个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功能的市场。此外,我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将和债券市场的功能转型相互促进,债券市场的功能转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债券市场的功能转型和我国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将相互促进。在我国居民财富的构成中,流动性资产比重较低,但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社会整体对高流动性资产以及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保险行业本身也对固定收益产品保持巨大需求,从而提高了业务的稳健性。因此,在未来,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投资者都将对债券市场产生强烈的财富管理需求。债券市场适时的功能转型将为我国用金融手段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保障,养老问题的解决反过来也会促进我国债券市场财富管理功能的实现。
债券市场的功能转型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历史上,荷兰、英国、美国等都通过发行国债为政府融资,为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行动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之相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则因为缺少这种融资机制而在财政面临困局的时候无法平滑支出,甚至因此而崩溃。陈志武(2009)曾指出:发达债券市场带来的流动性会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政府以财政赤字和减税的形式补贴纳税人,实际上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而只有当债券市场能提供丰富的财富管理功能时,债券的流动性才能增加,人们的持有意愿才可以维持,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才可以扩大,国家的融资成本才可以下降。因此,一个发达的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功能的债券市场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内涵实质上是为了满足市场参与者多样性的财富管理需求,通过制度改革建立一个在交易场所、监管规则、功能机制三个层次都相统一的债券市场,最终使我国的债券市场功能由融资为主转向以财富管理为主,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债券市场作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交叉,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一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键力量。债券市场产品种类和期限众多,市场参与者也十分多元化,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与个人等,将宏观政策、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我国债券市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政策指引。新时期我国债券市场的功能应该是多层次的。过去我国债券市场的主要功能为融资功能,但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市场参与主体金融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基准定价、财富投资管理、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等已经成为我国债券市场多层次功能的重要体现。
融资功能是债券市场的基础功能,也是债券市场实现基准定价、财富管理以及执行宏观政策等功能的基础条件。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壮大,居民的金融需求越来越多元化,除融资需求外,还具有投资、财富管理、资产配置等市场需求。债券具有固定收益、风险较小的特点,已经成为居民进行财富管理、资产配置的重要投资产品,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日益显著。由于市场参与主体对债券市场和产品的需求不同,参与者的种类也非常丰富,债券市场成为中央银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及个人等资金连接的纽带,为价格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市场价格的形成是综合市场各方参与者预期与需求的均衡结果,为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及时、全面的信息。中央银行和政府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债券市场释放政策信号,为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指导。债券市场在价格机制、法律制度以及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日益完善,也为我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与契机。国内债券市场融资、财富管理、基准定价和宏观政策等功能的完善是债券市场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有利于降低市场资金成本、拓展融资渠道、提高投资产品和市场参与者的多元化程度,会反过来强化市场的其他功能的发挥。因此,债券市场的多层次功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见图分-2-1)。
图分-2-1 债券市场多层次功能关系图
提供直接的融资服务是各个国家发展债券市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债券市场的基本功能。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及实体经济部门等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了丰富的融资渠道和重要的金融支持。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主要有政府和公司两类,此外还有金融机构等。
债券市场发展的早期,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便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用国家信用作为担保,为政府参与战争、进行公共事业筹资。这种融资方式相比增加税收、使用以前年度财政盈余、向中央银行借款、向其他国家借款等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平衡财政收支采取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国债(由国家发行的债券)的信用水平高,安全性好,受到投资者的普遍青睐,也因此很容易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Turner(2002)就认为,债券市场对于政府为财政赤字融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增加税收造成的金融压抑或者向其他国家借款承担的外汇风险。国债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市场化财政筹资平台的构建,提高政府融资的效率,有效保障政府收支平衡的可持续性。我国国债市场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标志着我国国家信用的重新确立,财政收支管理由保守策略转向积极负债策略。国债对我国投资者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国债价格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国家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成为我国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供求矛盾。近年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保持较高水平,尤其在2015年大幅增加,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实现了大幅提高(见图分-2-2)。国债在发行方式、产品种类和期限、交易环境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成为我国财政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设施的能力。
图分-2-2 2005—2015年国债发行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类似地,地方政府债券就是一国内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或地方公众机构作为发行主体发行的债券,为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筹集资金。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经历了“代发代还”“自发代还”“自发自还”三个阶段,但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在我国企业债券发行流程简化和“稳增长”四万亿计划两个政策契机的作用下迅速发展,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通资金。但根据《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的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无法继续通过城投企业发行债券为其融资,以其自身信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是未来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渠道。
对于企业而言,筹集资金是企业参与债券市场的最主要原因。随着现代企业治理的发展,发行债券也成为企业改善其债务结构的重要方式。根据Mayers&Majluf(1984)提出的融资顺序理论,当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时,优先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债务融资,再选择信息约束条件严格、可能会分散企业控制权的股权融资。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出发,融资过程中企业与债权人和股票投资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在进行外部融资前会存在逆向选择。由于债权人只要求企业偿还本金利息,若企业拥有良好的信用水平、充足的偿债能力,债权人的权益将有所保障,企业承担的逆向选择成本就很低。而相比之下,股权投资者具有剩余收益索取权,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面,投资者将降低对企业的价值评估,产生相比债务融资更高的逆向选择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当经理人未受到有效监督时可能会做出损害股权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决定,从而产生道德风险。由于股权和债券的不同特性,债权人会通过债务契约、抵押担保资产、优先受偿权等途径降低道德风险。而中小股东的权益由于得不到有效保护,在购买企业债券时就会降低其预期价格,企业因此承担较高的道德风险成本。因此,从融资成本角度分析,债务融资优于股权融资。与银行贷款相比,债券投资者虽然不像银行机构那样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但债券具有价格信号作用,反映市场整体供求信息,企业在未受监督的情况下仍需做出正确决策(Rajan and Zingles,2001)。此外,债券市场具有促进资金向优势企业集中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银行贷款受货币政策、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十分明显。若企业过多依赖银行贷款,其受货币及信贷政策周期的影响较大,无法在政策实施期间保证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而债券市场规模较大,资金供应者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等,十分广泛,相比银行系统可以减少政策的干预,从而保障企业的融资需求。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存在公司债和企业债两种不同的债券。企业债的发行主体大多为国有企业,不同于国际上依靠企业自身信用水平、经营能力发行的企业债。我国的公司债更加接近国际上所指的企业债。2007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标志着我国公司债的出现。我国公司债的发展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成为我国各类企业越来越重要的融资方式。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我国的储蓄率也保持着较高水平。财富主要以存款或其他货币资产的形式被保留下来,而未将其有效地转化成投资,服务于实体经济。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当金融资本的回报率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时,就意味着金融资本并未发挥财富生产作用,只是财富的再分配。因此,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将金融资本从银行体系中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需要防止资本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随着我国居民财富管理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将资金存储在银行系统中,而是更加注重财富的合理、有效管理。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居民的剩余资本大多流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不仅增加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更阻碍了资本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
根据企业融资成本的相关理论,中小企业由于资产规模较小,经营能力较差,违约风险较高,面临着较高的债券融资成本。因此,大多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股权融资或银行贷款。而成熟的大企业经过积累,资产规模较大,信用水平较高,违约风险较低,债券融资的成本低于股权融资和银行贷款,是成熟企业的最佳融资方式。因此,债券市场中的债券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较高,相比股票具有较低的风险性,相比储蓄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对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产品。与此同时,剩余资本通过债券市场由居民部门转向企业部门,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也是我国金融体制在新时期下的改革方向。
债券市场除了为居民个人提供优质投资产品外,还是机构投资者调剂资金、进行流动性管理、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的重要途径。机构投资者通过债券市场进行债券的发行、交易与回购,可以有效地调节和利用资金余缺,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增加收益水平。一方面,债券市场中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及企业债等产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安全性和一定的收益水平,可以满足机构投资者对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要求,为机构投资者庞大的、多样化的资产管理和运用需求的解决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债券市场中不同种类、期限和风险程度的债券,可以为机构、企业等投资者提供分散风险的渠道,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因此,债券产品是各类机构投资者进行财富管理、调整资产结构、改善流动性的重要工具。
目前,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将财富交给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大量的理财资金通过信托通道、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和基金专户进入债券市场,债券市场正成为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需求的最主要渠道。除一般债券外,债券基金正受到越来越多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青睐。债券基金可以使普通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市场国债、企业债、金融债、可转换债券等债券产品的投资,具有较为稳定的收益,同时能够在股市低迷时保持收益的稳定,是一种稳健型的投资品种。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在为高端客户进行财富管理时,对客户进行的资产配置需构建资产组合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底端应该是大量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产品,以支撑整个资产金字塔,具有很强的防御性。而债券基金就是很好的选择,投资的性价比较高,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代替客户理财的理想投资产品。
此外,债券市场还为缓释银行等金融机构累积的金融风险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以银行为例,一方面,银行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吸收存款、向中央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以及发行债券三种渠道。储户存款一般具有短期、不稳定性的特征,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储户很有可能出现争相提款的现象,增加了银行负债端的压力和流动性风险。银行向中央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所得资金大多为临时性的短期资金,用于调剂资金头寸,补充银行日常业务所需支出。但另一方面,银行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期限较长,且信贷资产大多没有可转让、可交易的市场,流动性很低,这样就出现了银行机构资产端和负债端期限不匹配的矛盾,风险无法通过市场流转进行转移和分散,导致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的风险。而银行通过发行债券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债券的特征,债券投资者无法在到期前兑换,只能通过二级市场进行转让,因此保证了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银行通过发行多元化期限结构的债券来满足不同的资金需求,通过这种主动负债的方式,灵活、有效地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保障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尤其是资产证券化的创新与发展,盘活了银行的信贷资金,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有利于银行优化其资产结构。由于银行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且在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其发行的金融债券具有一定的安全性,违约风险较低,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种优质的投资产品。
债券市场投融资功能的实现,提高了市场参与主体和产品的多样性,为债券市场基准定价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短期债券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长期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接,债券市场的价格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也因此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来说扮演着关键角色。债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为市场投资者、融资者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以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提供市场供求信息,进一步促进债券市场融资功能、财富管理功能和宏观政策功能的实现。在发展较为成熟的债券市场中,充分的、多元化的参与主体通过“用脚投票”,甄选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债券产品,形成的市场价格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此外,透明、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也是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前提,可以有效防止外来资本涌入和流出造成的市场动荡。因此,基准定价是完善债券市场功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债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主要体现在形成真实有效的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两个方面。
在充分市场化的体系中,利率结构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和基准利率。期限结构可以由纯预期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以及市场分割理论来解释,更多地反映的是债券的相对价格。风险结构与债券的风险特性有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就是主要通过资产的风险特征进行定价。而基准利率是定价基础,通过风险结构和利率结构传导至整个利率体系,形成利率价格,完成市场资源的配置。债券一级市场的发行机制是定价机制的关键,可以有效反映市场的资金供求情况,并对二级市场提供价格信号,促进二级市场的交易和流通。由于国债的发行主体为中央政府,信用水平高,发行规模较大,期限结构丰富且合理,市场环境较为规范,流动性强,投资者多元化。因此,国债市场形成的利率价格可以反映广泛的信息来源,有效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是基准利率的最佳选择。许多国家将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是其他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础。例如在国债收益率基础上加上信用风险溢价、流动性风险溢价、汇率风险溢价等,作为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因此,国债收益率的调整将会通过其他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最终引起整个金融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就将国债市场描述为金融市场的“核心”,发挥关键作用。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利率释放价格信号,为整个金融市场(包括信贷市场、理财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提供基准参照作用,通过价格渠道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我国国债3个月基准利率于2015年12月2日被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利率篮子,标志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得到国际认可,用以整体反映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信用水平的变化,成为在岸人民币的价格基础,并为离岸人民币价格提供参考。
收益率曲线也是债券市场基准定价功能的重要体现。路透金融词典中对收益率曲线的解释是
:“收益率曲线是现实一组货币或信贷风险相同、但期限不同的债券或其他金融工具收益率的图表。纵轴代表收益率,横轴代表资产距离到期的时间。收益率曲线有很多种,如政府公债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存款收益率曲线、利率互换收益率曲线及信贷收益率曲线等”。利率期限结构是收益率曲线的基础,收益率曲线是债券理论定价的依据。一方面,有效的收益率曲线可以反映出债券收益率与债券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曲线上每一个点均代表了某个期限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市场均衡水平。债券市场拥有不同种类和期限的债券资产和利率衍生产品,如国债指数期货、远期利率协议、信用违约互换等,投资者可以根据收益率曲线对风险性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产品进行价值评估,形成自己可以接受的价格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根据债券期限结构预期利率,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取决于当期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期。因此,收益率曲线可以提供市场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信息,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明斯基在《凯恩斯新释》中就已经论证了债券收益率曲线对于社会信贷创造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承销团、做市商制度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并构建了一套期限完整、估值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明确了完善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目标与行动纲领。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积极采取措施,在国债发行机制、规模、频率、期限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改善,我国国债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大大提高,价格发现功能显著提升。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则反映市场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成为监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
随着债券市场投融资功能、基准定价功能的不断深化,债券市场的参与主体、债券品种、期限结构日益丰富,为债券市场宏观政策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条件。债券市场同时作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是传导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枢纽,也是宏观政策调控的主要着力点。
国债市场是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进行调控的重要平台。政府可以在经济下行期发行国债,为扩大财政支出进行融资,实现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复苏。早在1998年9月,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一次通过增发国债实行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申请追加1 000亿元国债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将财政赤字预算扩大到960亿元。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提高社会就业水平,来刺激经济的复苏。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规模不断扩大,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和生态保护、科技发展以及技术改造升级等产业结构调整,并保证了经济的稳速发展,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债券市场通过货币数量调整、利率等价格机制调整以及信号释放等三个渠道实现政策的操作与传导。首先,债券市场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货币供应量提供了重要的操作平台。中央银行自1998年起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以及交易商制度
,选择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交易对象。交易品种主要分为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央行票据三种。无论是与一级交易商进行证券的回购交易,还是直接从二级市场上买卖证券的现券交易,二者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债券买卖交易实现调控基础货币投放、管理市场流动性的手段。而央行票据由中央银行作为发行人在债券市场上发行短期债券,可直接回笼或者投放基础货币。债券市场作为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场所,通过在债券市场发行、交易与回购可以及时地、灵活地、可逆地实现资金吞吐,以保证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量相适应。其次,中央银行通过在债券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引导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市场价格走势,通过利率中介实现政策的传导。债券市场同时作为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重要形成场所,是中央银行使用利率工具进行政策调整的核心操作平台。中央银行进行逆回购、MLF
等操作引起的利率变动会影响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进而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从而对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结构产生影响,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调控,达到相应的货币政策目标。我国金融体系一直以银行系统为主,货币政策也主要依靠银行的信贷途径进行操作与传导。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也逐渐由直接调控模式向间接调控模式转变。债券市场的发展为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和可操作平台。最后,债券市场还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市场信号。债券市场具有多层次功能,其参与主体种类众多,债券品种和期限结构也具有多元化,是中央银行、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及个人的资金交汇平台。因此,债券市场的价格、规模以及结构特征能够反映广泛的市场主体的交易信息,从而反映其对金融和经济形势的预期与分析,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参考。Meir Sokoler(2002)以以色列作为案例阐述发达的债券市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警示灯”作用。1996年,以色列政府的赤字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以色列政府的原本计划,政府决定削减支出,并要求以色列中央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以色列中央银行并没有立即按照以色列政府的要求推行扩大货币供给,而是先观察金融市场的通货膨胀预期,以债券市场中相同期限的债券名义收益率与通胀指数挂钩债券之间收益率的差作为市场通货膨胀预期的代理变量,并将市场的通货膨胀预期作为以色列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数量的重要信号。债券收益率一方面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另一方面更是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经济发展趋势、通货膨胀等方面的预期与分析,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通过市场参与者在融资、投资等行为方面的变动了解市场对政策的应对和反馈,及时调整政策方向。
刘振华(2010)认为,债券市场作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和操作平台应具备四个条件,分别是市场功能完善、债券资产规模庞大、市场主体数量和结构合理以及债券市场的有效统一。我国债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不过依然存在着市场结构不平衡、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债券市场宏观政策作用的发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化方向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向更加合理、成熟、完善的方向发展,为债券市场宏观政策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有力支持,也是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
债券市场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的重要部分。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履行货币职能,为离岸人民币提供收益率基准曲线,推动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丰富了人民币衍生产品市场,促进了人民币跨境双向流动。债券市场的开放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优先选择,将逐步、有序地促进资本项目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人民币实现国际货币职能。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充分行使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价值贮藏功能,将人民币的使用由国内延伸至国际市场。债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有力推动以上功能的实现和完善:第一,可以丰富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形式,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第二,可以提高人民币作为支付清算货币在境外的沉淀,改变过去境外机构和个人单纯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而持有人民币的状况,使离岸人民币存量的波动摆脱依赖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现状;第三,可以提升人民币资产在国际大类资产配置中的比例和吸引力,债券市场具有固定收益性、低波动性和机构投资特性等特征,是国际主流机构在资产配置方面的重要选项,人民币债券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主流资产配置选择中的地位,扩大人民币国际影响力。
债券市场的发展为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了利率基准。离岸人民币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和先行试验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前在人民币国际化波浪式推进的进程中,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和先行先试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离岸人民币市场基准利率曲线的完善可以为离岸人民币资产和衍生品定价提供重要依据,也可以为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投资者提供风险对冲的手段。因此,完善的产品体系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部分。近年来由于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持续萎缩,导致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受到了较大影响,离岸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曲线存在期限较短和部分期限缺失的问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也容易出现骤松骤紧的市场极端情况,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随着“债券通”的推出,离岸人民币回流的渠道进一步打开,离岸人民币利率便大体形成了以境内市场利率为下限的利率曲线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未来以债券为载体将带来双向人民币资金流动规模的扩大,离岸人民币利率的上限也将逐步形成,为离岸人民币形成完整稳定的收益率曲线提供支撑,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债券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国内金融市场同国际市场接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交易流程和适用法律同国际接轨,以便利资金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债券市场作为全球资产配置的主要市场,其交易流程、托管方式、清算模式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债券通”为代表的资本项目开放,在技术层面和法律架构方面同国际市场接轨,同时也对相关会计准则、税收制度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改革在金融市场的典型体现。债券市场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国内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也为其他市场的开放积累了重要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债券市场的发展将提升汇率利率衍生产品的多样性。国际化的货币必然伴随着国际化的产品,目前人民币同国际主流货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一项便是人民币利率、汇率衍生产品的多样性程度较低。债券市场的发展激发了市场对人民币资产保值的需求,提升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利率风险的关注度,也带动了人民币汇率、利率基础产品以及衍生产品的发展,提升了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发展的程度。监管机构也不断拓展适用于境内汇率、利率衍生产品的市场背景范围,如通过“债券通”投资于境内的资金,可以通过境内人民币市场进行远期汇率风险的对冲,极大地提升了境外投资者进入境内市场的热情,未来也可以借助于利率互换、货币互换、信用违约互换等产品对冲资产利率和信用风险,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
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增强人民币的跨境双向流动性。债券市场作为人民币资金流动的重要载体和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重要手段,为人民币的双向流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5年汇改之后,监管层通过更加严格宏观审慎政策以应对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和贬值预期,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较最高点下降了一半左右,人民币跨境双向流动也受到了严格限制。而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人民币的回流渠道问题,顺畅、便捷的人民币回流渠道可以同人民币国际化形成良好的互动,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定价资产的认可程度。目前以“债券通”为代表的人民币回流通道,对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债券市场规模不设上限,在流程和托管方式上也逐步同国际市场有效接轨,大大便利了人民币回流境内的渠道,也丰富了流入境内资金的再流出渠道,增强了人民币的跨境双向流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伴随着融资方式证券化和银行信贷“非中介化”等趋势的盛行,信用评级对于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科学的信用评级为证券投资者提供了风险度量和预警的功能,增强市场对发债人的约束,与政府的监管、市场的约束缺一不可。
我国关于债券信用评级科学程度的研究主要关注债券评级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何运强等(2003)认为债券信用评级是信用风险的度量标尺,经由对比中美信用评级业发展时期、政府角色、评级机构的独立性、资料来源的真实性、立法工作等方面,揭示了我国评级行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外部环境、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贺晓波等(2008)对全球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债券信用评级失衡进行思考,归纳了严格评级要求、健全内部利益冲突管理机制、整治收费紊乱现象、建立评级业务与辅助性业务间信息壁垒、调整评级机构股权关系等启示。陈莹(2010)将债券市场中占据最高份额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作为切入点,指出虽然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但职业操守、独立性、科研能力等内部因素和监管交叉与缺失、信用环境匮乏、市场不成熟等外部因素致使信用评级与实际情况贴近程度薄弱,价格与级别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应对症下药,促进行业健康成长。何平等(2010)通过企业债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信用评级对债券定价和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债券评级相较于主体评级更直观地传递信用风险信息。吴晶妹(2012)审视了美国金融监管对信用评级业的影响,反思市场中信用评级预警功能弱、理念技术滞后、结构化产品未准确衡量风险、存在道德风险等问题,倡导评级业态应从行为预测向资本定价转化并分类对公共性、非公共性、准公共性信用资本进行监督。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利用Order Probit模型定量分析公开信息对债券信用评级的解释程度,从法律法规、监管体制、宏观环境和信用评级机构自身四个层面提出提高市场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建议。李丹(2015)在对比主要国际评级机构业务开展状况梳理后,总结出强化评级机构内部控制、避免利益冲突、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关注评级机构责任追究、完善监管措施与法规等国际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趋势。马榕等(2015)站在盈余管理敏感性角度的研究表明,中国债券信用评级的甄别能力不足,劣质信息与评级公司的综合能力对评级结果准确性影响巨大。张文博(2016)基于领导者地位的美国、央行信用评级为主导的法国、行业与市场共同运作的日本三个发达评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特点的分析,概括出提高证监会对市场引导与监管的充分程度、加强分析工具的科学性、事前信息收集与事后纠正检验并行、发挥行业自律有利于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进步。杨忠俭等(2017)观察到我国信用评级行业中发行人增多、行业集中、市场集中度高、违约率逐步上升等现象,针对信用评级分布合理性、评级机构主标尺一致性、评级管理动态性、监管有效性等问题提出细化等级划分、统一主标尺、强化信息收集与风险跟踪能力、建立评级监管体系等建议。
参考债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代表的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监管者应在资格审批、市场格局、立法等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制定信用评级行业的准入、退出规则,严格审查评级机构的资质。监管当局对行业的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应不定期根据市场的真实情况返回检验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向公众提供评级公司辨识能力相关信息,对于稳定性、准确性严重不达标的机构责令整改甚至撤销牌照。其次,适当引进优秀国外评级公司,鼓励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走向国际化。我国信用评级业逐步开放中国市场,分阶段约束外资持股比例和业务经营范围,在对等开放原则上支持本国评级机构开拓海外市场,积累声誉资本。同时,借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2年)等现有制度方法推动改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提高信息披露机制的透明度,搭建信息披露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潜在风险,为投资者财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信息。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存在的必然性,形成明确的损益归属理念。面对信用风险必定存在但隐形的债券市场,投资者自主性地根据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选择以债券的方式进行财富管理,获得的收益形成投资者新的财富,而风险爆发导致的财富损失将由投资者自身承担,而非政府最终埋单。为了规避风险,投资者应理性翔实地了解标的债券信用风险情况。企业也应该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与诚信责任,充分披露相关信息,积极配合评级机构的工作,尤其是银行等资本运作中的重要角色应积极进行信用评级。
从行业外部环境来看,评级行业仍处于成长阶段,国内评级机构间需要加强合作,联动各细分市场,共同建立权威的行业自律组织与规范的行业秩序,保持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培育这一行业创造肥沃的基土。从评级机构自身来看,我国评级机构应吸取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的经验教训,运用经受市场检验的评估指标体系和定量定性模型,提供高质量的信用评级分析,持续追踪监测标的并及时揭示债券发行人的实际经营状况与其变化可能导致的信用风险,维护和积累声誉资本,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与地位。在评级业务中,一方面,评级机构应致力于获取真实有效的原始数据,实现统计学、会计学、逻辑学、模糊数学等学科交叉与知识迁移运用,使信用评级结果有据可依、有理可寻;另一方面,评级机构需通过分析师项目监测制度消除“混业经营”、评级结果营销等对评级结果独立性与客观性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财富积累也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债券市场,债券市场逐渐成为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需求的最主要渠道,同时参与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因此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的无风险基准利率来为债券市场的产品定价提供基础。耿炜恒(2005)认为,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只有确定了合理的基准利率,才能够确定合理的利率结构和风险结构,形成有效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和一套完整、科学的利率体系。因此基准利率的确定和相应收益率曲线的形成是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础,对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刘铁、李久学(2003)从利率市场化和国债市场的关系出发,认为由于国债市场参与度高、国债利率可控性好、与其他利率关联性强、稳定性好等几个特点,国债利率是我国有效基准利率的必然选择。以下主要从利率市场化与国债二级市场两个角度来谈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构建。
邱峰(2014)认为健全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而且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应当实现国债发行、流通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开拓公开市场操作,助力二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从而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有利于提升我国债券市场的透明度,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2016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网站上开始发布我国国债及其他债券收益率曲线,用来反映人民币债券市场各个期限结构的到期收益率,可以使境内外的机构以及投资者更加便利地了解和参与我国债券市场,有利于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地发挥其在债券市场上的基准作用,为金融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市场化定价参考。
完善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具有基准利率的作用,国债收益率相当于无风险利率,只需要在无风险利率的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即可得到市场化的利率,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可以为企业债券、证券化资产等金额资产的定价提供一个基准,市场参与者根据该基准对产品做出相应的判断,进而调整自身的资金配置,有利于发挥我国债券市场基准定价功能。因此,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现实需要,也是使我国债券市场走向财富管理功能的一个途径。伍旭川、张晓艳、陈得文(2017)认为虽然目前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在定价效率和精确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应该继续完善国债发行结构、方式和品种,提高国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发展国债期货和衍生工具市场,加快健全全国国债收益率曲线。
以上我们探讨了国债收益率具有基准利率的作用,接下来将要指出国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应当成为基准利率的代表。我国国债二级市场在1988年之前一直未开放,张化桥(1988)研究了开放国债二级市场的必要性,其认为开放国债市场有利于改变目前国库券发行的强制摊派做法,使单位和个人更加乐于持有国债。同时也可以减轻国家的债务负担,因为增加了国债的流动性之后,利率会相应降低一些。我国从1988年开始慢慢构建国债流通市场,先后在7个城市和54个城市试点,主要在证券中介机构如银行部门进行,但基本都属于场外交易,至1993年场外交易额度达450亿元,至1994年我国日交易量为1亿元,与大银行几十亿元国债持有量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因此金哲(1994)认为,一个活跃的、发达的国债二级市场可以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公开市场操作提供更坚实的条件,故提出了通过诸如健全做市商制度,允许卖空,鼓励国债基金,建立一系列监督、检查和了解市场的制度等措施增强我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
目前我国的二级市场并不完善,赵冬青(2001)将中国与美国国债市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国债二级市场交易品种较少,国债到期平均期限较长,且不同期限的国债并不像美国那样定期发行,我国国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较差,特别是美国是一个完全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收益率的概念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而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刚开始一段时间,所以需要进一步推进将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进程。黄志勇(2007)认为在国债品种较少的情况下,即期收益率不好估算,因此普遍使用到期收益率来刻画利率期限结构,但是,到期收益率假定投资者对同一国债品种在不同期限的现金流要求同样的收益率,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此,由于市场存在分割性,利率期限结构比较多样,例如王阳、季晓蕾(2012)认为我国国债二级市场被人为分割成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两个市场,不同市场之间交易主体不同,市场之间独立,因此出现了不同市场有不同的利率期限结构;相关学者普遍认为国债市场交易主体比较单一,尤其是银行间市场中,市场交易主体同质性强,需求一致性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的动力。而且,许多商业银行在管理、人才、技术、后勤等保障的投入上没有做到与其所拥有的银行间债券资产相匹配,影响了市场的活跃和市场功能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此外,国债市场的产品比较单一,产品之间的层次不够清晰,无法满足交易者不同层次的交易需要。
为了能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国债二级市场还需多样化国债的品种,强化国债衍生品的发展,扩大交易的规模。扩充产品品种、划分不同层次的交易需求有利于降低交易者的同质性,增加交易的动力。另外,韩博(2015)认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有效性还取决于二级市场的有效性。
因此,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优化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构建,进一步提高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公信力,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金融资产的定价需求,为债券市场的功能转型提供良好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理清债券市场功能转型的脉络,中国刚性兑付问题的解决便成为必须要探讨的话题。银行的竞争压力和未尽风险提示的责任、政府隐性为违约债券担保、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外部压力等是刚性兑付的成因。早在2014年3月前,刚性兑付在国内始终是一个具有极大争议的但又令人追捧的现象,甚至是独具特色的债券文化。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1超日债”无法按期支付宣告违约的那一刻起,刚性兑付不破的神话就此结束。刚性兑付本身就是一种违背经济理论和市场规律的怪异现象,从正常风险的角度来看,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而刚性兑付为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达到扩张的目的,创造了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甚至零风险、高收益的假象。打破刚性兑付是对整个市场风险的一种释放,也是对不同阶段风险的评估,让投资者回归理性的认识,而不是麻醉自己,认为刚性兑付就是逃避自身承担风险责任的理由。一般的投资者都以短时间的收益来衡量刚性兑付,而且仅从投资者的角度肯定是收益有保证,并且损失很小。对于债券发行者来说,刚性兑付则兑现了承诺,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信用度,可以继续扩张。但是长期来看,这样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刚性兑付持续时间越长,形成的风险就会越大。刚性兑付可以形象地被比喻为金融堰塞湖,越是出现水涨满溢的情况,为了履行刚性兑付的承诺,越往上加高堤坝以免有水溢出,一旦不能继续加高,就形成了极大的崩盘风险。正常的疏导方式应该是在水涨的时候,利用适度泄洪的方式,同时适当地加固堤坝,尽管泄洪可能会导致一部分损失,但这部分损失是可以预见和承担的,并不足以引发连锁反应或者系统性风险。如果形成金融堰塞湖,随时都会有令人无法想象的风险和灾难发生。
企业融资受到特定条件和制度的影响,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国家主要是以银行为主的融资,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主要是以证券为主的资本市场融资。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完善,债券融资的比例应该远超过股票和银行借贷融资。而以债券融资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就不难理解刚性兑付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观察,学习和借鉴成熟的消除刚性兑付问题的经验。例如,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仅发生过1次违约案例,通过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货币市场基金担保—临时担保项目”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计划”有效预防了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的扩大。之后,美国当局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改革,要求使用浮动资产净值,要求缴纳存款准备金,将基金分类,优先级资产保持稳定,股权级资产允许浮动,同时对市场进行严格监管等。
针对刚性兑付问题的解决,我们提供了以下方面的建议:
(1)加强投资者风险意识的普及教育,完善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定期、系统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培训,让投资者理解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规律,不要对无风险产品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使其明白投资产品是财富管理的一种方式。同时,不仅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的优势,还要引入保险机制,将投资者风险尽可能降低,并锻炼投资者承担风险的能力。
(2)强化信息披露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各类金融机构应该按照规则定期对交易信息进行披露,增强市场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投资者对机构产生基于专业的信任。
(3)引入风险缓冲功能的基金,形成风险分担制度。风险缓冲功能的基金来源于机构事先预留的赔偿准备金,根据风险发生概率和募集规模来控制风险,依据市场化的原则由监管部门进行有效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对其采取股权重组等处置方式,将风险降到最低,以保护投资者。
(4)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将债券产品分层分级。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债券产品,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收益而忽略风险,从而在投资者中形成不同梯度的财富管理新方式。
(5)允许违约事件发生。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可以容忍部分违约情况暴露,不定期释放和缓解积蓄的风险,使投资者明白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风险是会发生并需要承担的,同时也给投资者、机构者以及监管部门予以警示,时刻提醒彼此要遵从经济规律并不断完善制度和服务机制。
综上所述,解决刚性兑付必须要纠正投资者、投资机构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错误观念,只有具备健康、正确的投资观念才能促进整个市场的持续发展,尤其是政府监管部门作为重要的监管方,无论是制定信息披露机制,还是保护机制,或者是缓冲和分担机制,不仅要对投资者,而且要对投资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通过制度和创新真正地推动市场的成熟度和效率。
中国的债券市场结构存在错配的现象,银行间市场比交易所市场占比大,因为传统的对于债券的认识还是以融资为主,而银行又是我国在快速发展中主要的融资渠道,因此通过两个市场的融资占比大相径庭。而且目前很突出的矛盾是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分割的问题,投资者同质化非常严重。关键是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品种少,没有各类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产品,不能满足各类投资和交易的需求,加之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使两个市场间的差距分割更大。
从管理体制方面看,由于政府对债券市场的运行直接进行了干预和控制,因此很难发挥市场自我调剂的作用,尤其是在发行方面,交易所和银行发行的部门不同,监管的部门也不同,制定的审批规则和发行标准在两个市场形成了极大的差异,使债券市场形成了多部门多规则管理的特殊现象,如表分-2-1所示。
表分-2-1中国债券市场监管体系
从交易机制方面看,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本身相互不能流通,导致交易流动性成本升高,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效率。而且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登记结算机构进行托管登记,尽管相互间可以进行转化,但是仍然增加了交易程序和环节,直接降低了债券的交易效率。
从信用方面看,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相比,交易所市场的债券融资来自企业,企业信用的规模和辐射范围更广、更深,提高交易所市场发展的速度和债券市场的比重对于改善资本市场的信用交易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债券市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和发展的,当时的企业信用完全受到政府约束,而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交易所市场快速发展,并与银行间市场进行统一和融合,形成良性的市场信用体系是债券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
要想促进两个市场的统一,首先,要站在更高层面上明确和统一改革的思路,以市场为导向,场外交易市场为主,政府有效监督和管控,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制度和规则标准。其次,具体实施路径要统一,形成统一托管、集中结算、自由交易的有效债券市场。最后,将原有的债券监管机制统一,在不对原有两个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提下,成立专门的机构(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委员会)将既有的监管规则、产品和技术进行有机转换,将不合理、低效率的制度一律取消,形成大的监管框架下真正的融合统一。
综上所述,十九大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健康、持续发展,中国的投资者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多以场外市场为主,这取决于其机构投资者的需要,询价交易更能降低交易成本,而我国的债券市场既有机构参与者,又有很多散户参与。因此,建立单一的交易所市场或银行间市场的交易机制都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投资者财富管理的需求决定了应该同时发展两个市场,因此需要站立在更高的层面,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角度,消除两个市场的监管差异,统一我国的债券市场。
为了充分明确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理由,首先应该回答以下问题:对外开放的原因,目前开放的状态和进度,未来如何有序合理地开放。
首先,债券投资是一国个人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重要部分。逐步开放我国的债券市场,一方面可以吸收国外资金降低我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减轻股市压力,降低我国企业过度依靠银行贷款的系统性风险。其次,如果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可以统一并对外开放,会加大债券的流动性,从而吸引国内外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币的逐渐稳健,我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有助于我国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自1998年5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8家上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人民币同业拆借、债券买卖和债券回购业务,正式开启了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起点。在加入WTO以后,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有机会参与境内金融市场。2001年1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有关问题的公告》发布。2006年8月24日,《合格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颁布,降低了基金、保险等长期资金管理的证券资产规模以及成立年限的要求,并适度放宽了养老基金、保险资金和共同基金等长期资金的锁定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推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201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公布。2011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国家外管局联合发布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开始实行RQFII制度。2013年8月开始允许QFII投资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境内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成为境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看点。香港目前已经成为境外人民币储量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很多国家例如英国、韩国也开始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各类以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QFII和RQFII制度的逐步设立和开放使得境外投资者的热情高涨,不仅改变了交易机构的行为预期,也使交易对手的选择增多。从2014年9月开始,125家各类境外金融机构允许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的境外投资机构在中债登登记备案的数量超过了164家。
境外投资机构积极参与境内银行业间债券市场的原因,除了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国外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后,逐步开放债券市场使投资者在跨境贸易往来和结算中使用的人民币有了回流的渠道,增加了人民币双向的流通性,进一步推动了投资者参与债券市场的积极性,形成了促进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首先,随着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的逐步完善,应该研发更多投资品种以供不同的投资者选择,除了目前已有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提供更多的信用产品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债券市场,增强市场的信心和预期。其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扩展也可以使市场参与者更加多元化,建立起多中心的离岸市场格局,市场与市场之间也可以积极地参与进来。再次,完善已有的市场机制建设,不是仅拘泥于QFII和RQFII制度,还可以开拓更多入市窗口或更具有新意的投资渠道,这样会促使更多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最后,还可以在个别的细节制度上进行创新和完善来提高市场效率,比如根据对境外投资者资质的评估以及积累的信用度增加投资额度,使用备案制替代审批制,强调中端的监管和后端的处置机制,建立完整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逐步取消业务代理制,建立并统一境外投资者的税收标准,避免重复征收或真空地带,可以有效降低参与的税收成本和风险,提高境外投资者的参与度。
综上所述,只有逐步消除刚性兑付的不正常现象,加强对债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断创造更多的、合理的、满足不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债券市场衍生产品,打通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使两者统一,增加产品的流动性,才会有更多的优质投资者参与债券市场,并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但是,如何控制好开放的节奏,如何将原有两个市场中的产品在尽量减少消耗影响、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达到理想的最佳状态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话题。
债券市场作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交叉,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一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键力量。随着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所承载的金融功能也在不断丰富。债券市场现在已成为资本市场非常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债券市场也成了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改革的重点。过去我国对债券市场的需求主要体现为融资需求,但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市场不断扩大,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增加,市场参与者的金融需求已不再限于融资需求,债券市场需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等多样化功能。目前,相比于股票市场,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仍然较小,产品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并且债券市场仍然是一个计划管制较强的市场,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管理、相对分割的弊端。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仅拓宽了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同时也丰富了市场参与者的财富管理渠道。越来越多的理财资金通过信托通道、券商资管和基金专户进入债券市场,使得债券市场正在成为满足市场参与者财富管理需求的主要渠道。因此,债券市场由融资功能向财富管理功能的转型也将推动我国债券市场更好地满足市场参与者的投资与融资需求,为资本市场的健全发展提供更强健的动力。
另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医疗技术、食品科技的进步以及生活、卫生条件等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目前,中国居民财富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低,财富结构中流动性资产比例较低。而当今社会中,养老金改革的趋势则要求养老更多地依靠个人积累。居民若要满足退休后的财富积累需求,就需要合理安排各个年龄段的消费、储蓄和需求,使得整个社会对流动性资产以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增加,这为我国债券市场财富管理功能转型提供了契机。由于财富管理功能型债券市场在满足市场参与者投融资需求、解决养老问题、健全资本市场以及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建立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功能的债券市场有着重要意义,是中国债券市场改革的必经之路。
满足投融资需求是债券市场建立的根本目的。资金从投资者流向发行人,实现了债券市场为发行人筹集资金、为投资者配置资金的功能,满足了市场各种参与者的各类需求。
首先,融资功能是债券市场的基础功能,也是债券市场实现基准定价、财富管理以及宏观政策功能的基础条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明显,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了丰富的融资渠道,并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及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债券净融资额代表了债券市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主要有政府和企业两类。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债券市场取得的资金成为我国财政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设施的能力;对于企业来说,发行债券是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的重要方式,通过债券市场的筛选,资金会向优势企业集中,有利于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随着我国居民财富管理意识的不断增强,居民不再将资金全部存储在银行系统中,而是更加注重财富的有效管理,因此市场参与者的投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目前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将财富交给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大量的理财资金通过信托通道、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和基金专户进入债券市场,债券市场正在成为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需求的最主要渠道。
债券市场的发展能够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新的路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有关统计预测,至2020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增加17.8%,预计增加到2.55亿人,受计划生育的影响,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我国的养老社会服务无疑面临着巨大压力。因此妥善解决日渐激化的养老问题,寻求更加科学、完善的养老机制,提高社会闲置资金利用率,将养老产业与债券市场相结合势在必行。
债券市场的发展带给养老服务产业的是更加合理、有效的“还债”体系,自1995年以来建立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过渡性养老金带来的隐形成本却愈发明显,养老体系亟须注入新的资金活力,而依托于债务市场无疑带来了能够达成良性循环的契机。
2017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中也提出,要积极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对社会领域产业发展的作用,其中就包含了养老产业专项债券,主要用于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设施设备,以及开发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用品项目。与债券市场的结合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此处,发行养老保险债券来筹集资金,实现养老保险的自我偿还,可以在不依托财政的转移支付或者国家专门补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本身债务的循环,不仅更加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发展,政府方面的压力也能够得到减轻,财政支出能够更多地放在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过渡性养老金的问题将会得到缓解。
从资本市场方面来说,基于养老服务的债务在市场上流通,既具有国家支撑的性质,又能够独立运作监管,合理控制风险,不仅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同时也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与社会闲置资金的利用率,与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相互促进;从社会养老服务方面来说,债券的发行使得社会更加关注社会养老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切实改善社会养老服务的品质与层级,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推动养老体制改革。总之,债券市场功能转型,能够为我国养老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养老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深受中国特色的影响,我国资本市场自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以来,计划性质显著,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在新旧体制下不断磨合、发展,不断地完善自我功能,但也如韩志国(2001)所说,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背景“中国特色”过于浓烈,其中伴生的制度缺陷太过深刻,远非一时的改革发展就能完全矫正。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推进改革进程,深化人们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努力健全资本市场。
我国债券市场票面总额从1997年的1.2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50.95万亿元,增长了40多倍,占2016年GDP的68.5%,就存量来看,债券市场中,国债与金融债又占到了绝大部分。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债券市场发展速度快,提升空间大。债券市场本身相较于股票市场,品种更加多样,既能够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又能够丰富个人财富管理,减少投资风险。
资本市场要在实践中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实现资本本身追逐利润的特性,势必要不断完善其制度,而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问题主要体现在体制缺陷、机制缺陷、结构缺陷、功能缺陷、规则缺陷上。体制缺陷是指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如目前我国实行的还是核准制下的保荐人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行政的干预仍然存在;机制缺陷中的机制是指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三个机制的不健全使得资本市场发展动力不足;结构缺陷其一是指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还是现货市场,衍生品市场还未发展起来,其二是指场内外交易中股权债权融资还存在着失衡,场外债权市场大于股权市场,场内股权市场远大于债权市场,其三是二级市场还未能多层次发展,其四是债权市场上公司债数量远远低于国债和国家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其五是票据市场也仍未发展起来;功能缺陷是指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仍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融资似乎成了企业的生财之道,对融到的资金负责、对投资者负责似乎还不是市场共识;规则缺陷是指我们在运行这样一个有待完善的资本市场时,国家还未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对市场进行指导与制衡。
因此,我国债券市场功能转型至少能够改善上述结构缺陷的问题,基于目前我国仍然以场内市场为主,债券市场又以银行间市场为主的市场结构,改善场内市场的股债失衡,促进更多企业债的发行,加强监管协调,深化债券发行制度改革,完善交易结算机制,进一步促进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协调发展,推动我国资本市场进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向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靠拢。
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当前,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等问题在资本市场不断发展中随之暴露,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企业债务水平高涨、资产价格呈现泡沫水平等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挑战,都不同程度地可以追溯到我国金融体系供需错配、风险错配、期限错配、委托—代理关系错配等一系列不平衡上。
对实体企业提供重要的供血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不但影响了企业获得资金的便利程度,也决定了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从而间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决定。在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对企业融资提供主要来源的债券市场,在我国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够得到大力发展,迫使企业过分追求上市,从而加剧了股市的投机和波动。因此,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实体企业融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受我国国情的影响,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割,形成了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体、交易所债券市场为有益补充的格局。银行间债券市场可以支持实体经济,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建立直接投融资关系,从而要求发行人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进而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善公司治理。除此之外,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运行,政府可以通过其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贴息免税、公开市场操作等得以实施。同时,大量高信用级别主权债券的交易在市场中形成权威的利率品种,从而形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基础,起到提供金融基准价格的功能,助推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完善。自国债收益率曲线发布以来,其应用进一步增强了在我国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基准性作用,这是我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国际影响力方面,随着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更多的境外投资者也会参与进来,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金融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发展银行间市场影响深远,推动债券市场功能转型意义重大。到目前为止,银行间市场的制度建设,包括做市商制度、结算代理制度等,都需要进一步优化,要形成更加完善的银行间市场,需要更多的产品制度创新,国债收益率曲线需要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流动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比两个债券交易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以非银行类机构和个人为主,两个市场间没有足够的跨市场交易品种,监管体系、交易规则不统一,结算清算制度与托管制度都存在着差异,以上不同造成了两个市场的分割局面,这不仅不利于债券市场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其实现债券市场整体功能,进而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两个子市场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
债券市场功能转型能够按照债权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市场建设,增强债券市场的整体效能与安全,有序推进要素跨市场自由流动,深化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打破两个市场的分割局面,促进市场进一步走向成熟。综上所述,债券市场的功能转型,不仅能够丰富投资者的财富管理策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投融资意识,从微观上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也能够提供一个更加优化的方案,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推动养老服务进一步发展。不管从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还是从资本市场本身的功能实现能够带给实体经济的好处来说,债券市场功能转型都将具有重要意义,这代表着我国的资本市场更加成熟,更加能够实现其应当具有的功能,进一步稳定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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