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军会议不欢而散之后，怀尔返回美国，戴维斯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成为一名巡回记者。戴维斯曾奔赴巴黎，采访女飞行员阿米莉亚·埃尔哈特，这是他完成的第一项采访工作任务。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为广播公司穿梭于欧洲各地，并出版了两本著作（其中一本是他的硕士论文）。与此同时，他和凯瑟琳双双获得日内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当戴维斯在奔波工作的时候，凯瑟琳在租来的房子里，完成作业，撰写论文。（她的论文分数比戴维斯的还高。）在他们双双外出旅游的时候，哪怕只是几天的时间，他们也会将房子退掉，以免在房屋空置期间依然支付房租。但是，寻找新的租房信息花了凯瑟琳不少时间。

1932年年底，凯瑟琳的父母邀请这对节俭的年轻人去地中海和中东旅行，不用小两口自己掏腰包。戴维斯对于这样的奢华非常愤慨。在埃及，他拒绝入住岳父大人选择的光芒四射的希尔菲德酒店，即便不是花自己的钱。他和凯瑟琳放弃了豪华酒店，另找了一处普通旅馆住下。在一个露天广场观光时，戴维斯与街头小贩讨价还价，以至于到了不留情面的地步，小贩转过脸来对凯瑟琳说：“他真是个小气鬼！”从此，“小气鬼”成了戴维斯家族内部长久流传的一个笑话。

1934年，拥有博士学位的戴维斯夫妇回到纽约。作为专业人士，戴维斯希望寻找一个与写作有关的工作。但几个月过去，他未能如愿。凯瑟琳找到哥哥比尔帮忙（他的弟兄们称他为“狂野比尔”），见多识广的比尔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拥有自己的投资公司。狂野比尔为戴维斯联系了位于东京的一家英文媒体———《广告人》杂志，做编辑。《广告人》杂志恰好有个职位空缺，于是不远万里聘请了戴维斯。正当戴维斯和凯瑟琳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之时，日本发生了地震，地震引发的大火将《广告人》杂志社的办公室付之一炬。戴维斯夫妇只好取消行程，留在纽约。

接下来的日子，在他们纽约上西区租来的房子里，咔咔的打字机声常常持续到深夜还能听得到。凯瑟琳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做研究工作，戴维斯作为自由作家撰写专栏文章和关于法国军备的书籍，他的署名文章发表在严谨的学术刊物上，例如《时事论坛》以及后来的《大西洋月刊》。“幸运的是，”凯瑟琳说，“写文章还能糊口。”

整个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现代经济史上的低谷期。工人生产下降、公司销售下降、生活水平下降，比之此前的每一个十年，这是最为糟糕的十年。商品和服务的减少并非由于消费者的减少。这十年中，美国的人口增加了1 500万，大部分来自移民，而并非产房。持续十年的经济下滑，怀孕数量的下降也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整个美国，记录在案的出生婴儿仅有100万。如此低的生育率引起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关注，她大力提倡国人提高生育率，提出的口号是“孩子、孩子、孩子”。 hIz8NXZxd5QjLMuF+Iwg4T1Eqvh2oJvnhthErbJopcr8wLCpmrzm/B2ITs49CWQ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