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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区活动和教育活动，促使人们自觉采纳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2001年健康教育和科学促进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erminology）定义了健康教育的概念：以健全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将值得学习的经验组合起来，提供给公众，以利于其建立健康的生活。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定义健康教育为：通过积极的、有意识的创造学习的机会，包括各种形式的信息传播，提高人群健康素养，增加健康知识、改良生活方式，以有助于改善个人和社会大众的整体健康水平。由此可见，健康教育就是教育大众人群健康知识，其中包括：环境健康、身体健康、社会健康、情绪健康、智力健康和精神健康。可以认为这是制定人群生活行为规范的一种教育，最终使之成为大众和个人的日常行为，维护和提升了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健康教育与传统的卫生宣教不同。卫生宣教是健康教育的重要措施，其主要是指卫生知识的单向的信息传播，宣传对象比较泛化，效果侧重知识的传播，但相对忽视信息反馈和效果评价。而健康教育的实质是一种干预，着眼于促进个人或群体改变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它通过多种活动从多侧面影响个体或群体，包括提供人们行为改变所必需的卫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相应的卫生保健服务、营造有利于健康的社会氛围等，以达到有利于健康行为的目的。
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渥太华健康促进大会首先提出健康促进的概念，通过的《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明确指出：健康促进应该理解为公共健康行为，它直接改善那些可以改变的、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其中包括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生存和工作环境的影响。这些间接影响健康的行为，是健康的独立影响因素。因此，临床上只是采用单一的针对疾病危险因素的处理（包含药物，手术或其他）是难以获得满意效果的，应该考虑社会、环境、精神、情感的综合影响。
WHO将健康促进定义为：健康促进是促进人们维护和提高他们自身健康的过程，是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战略，规定个人与社会对健康各自所负的责任。
美国健康教育学家格林的定义：健康促进是指一切能促进行为和生活条件向有益于健康改变的教育与环境支持的综合体。其中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而支持指政策、立法、财政、组织、社会开发等各个系统。
从上述概念不难看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健康教育是健康促进不可缺少的中心要素，没有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将无法开展；健康促进是健康教育在内容上的深化、范围上的扩展和功能上的扩充。两者的区别在于，健康教育通过使人们自身认知、态度改变而自觉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旨在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而健康促进则将健康教育、行政措施、环境支持融为一体，既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又注重调动社会的力量。
健康素养是健康促进方面一个新的概念，这是一个描述健康教育和社区干预效果的复合概念。健康教育能够直接指导改善健康认知，也是新世纪健康教育和社区干预策略的新挑战。1999年，健康素养专家特别会议（Ad Hoc Committee on Health Literacy）提出“健康素养”一词，用于描述健康认知水平和治疗方案依从能力的联系。1995年Parker等提出健康素养是对用药、生活方式指导等的理解能力。但是对于健康素养在各个方面的认知和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还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健康教育不是简单的读写能力，而是对健康知识的认知和应用能力。2004年，美国医学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Medicine）对健康素养给予了指导性的定义：个人在需要做出适当的健康决定时，接受、处理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的能力。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公共健康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传染性疾病的危害，最终在1950年基本实现该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医疗的目标是减少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死亡，不断增加的健康护理费用可以用来达到健康促进和健康预防的目标。健康教育者是维护现代人群健康途径的核心。健康教育者是具有健康教育专业知识的人，受过专门的教育，能够使用适当的教育策略和方法来促进政策、程序、干预措施、系统措施为个体、大众和社区服务。在欧美，健康教育已成为一项事业，可以系统地培养健康教育的人才。在1979年1月，Role Delineation项目开始将明确医学教育的基本角色和责任提上日程，在1985年完成了以开发能力为目的的初级卫生教育课程的框架。美国国家健康教育认证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ealth Education Credentialing，NCHEC），在1996年建立以培养专业能力为目的的认证健康教育专家课程框架和教学系统。
健康教育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人群。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政府虽然致力于改善人民健康，发展健康教育事业，但是能够用于健康教育的经费有限，所以健康教育者应该考虑合理使用经费，优先解决重要的、急迫的和可以解决的健康问题，选择高效率的健康教育方法，以获得最好的收益。
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目标人群。只有针对不同的人群有的放矢地进行健康教育，才能做到最佳的投入和产出比。目标人群一般分为三级：
指预期接受教育后将直接采纳所建议的健康行为的人群。预防脑卒中的一级目标人群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代谢异常的患者以及生活行为不规范的群体。
指与一级目标人群关系密切，并对一级目标人群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群。具体到预防脑卒中的健康教育二级目标人群是指预防脑卒中的一级目标人群的家属、病友和医护人员等。
指对计划的执行与成功有重大影响作用的人群。如领导层、行政决策者、经济支持者和权威人士、专家等。
如此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确定健康教育内容和干预对策，便于有针对性、分层次教育。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和健康事业的发展阶段，脑卒中高危人群和既往发生过脑血管事件，尤其有过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的患者是最有实际意义的受教育人群。
健康教育的目标有以下几个层面：
1.通过基本的健康教育促进大众对健康知识的理解，以促进大众对预防措施的依从性。同时加强居民对脑卒中症状的认识，减少因为未能及时就诊而增加的致残率、死亡率。
2.在药物预防的基础上，使大众接受健康生活方式，如控制饮食、戒烟和适量运动。
3.通过更高层次的健康教育使大众逐步形成个人健康素养，以形成对健康知识的理解，能够自觉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积极进行运动。
1.在医疗系统建立健康教育的理念，可以通过在医学高校的医生培养体系中增加健康教育观念、在社会建立健康教育机制并明确健康责任等。
2.树立健康教育属于社会整体的观点，认识到社会和环境因素也是健康的决定因素。如戒烟，单独进行个人的劝导戒烟效果不好，但是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采取提高烟草价格、公共场合禁烟、学校引导学生不吸烟、在社会中提倡反对二手烟，戒烟效果将会更好，因此带来的健康效益则更大。
临床健康教育是以医疗机构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针对到医院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患者及其家庭的健康相关行为所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活动。其中健康咨询是临床场所帮助个体及家庭改变不良行为最常用的一种健康教育方式。
5A模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由医务人员在临床场所为患者提供健康咨询的五个基本步骤，即：①评估：以病情、知识、技能、自信心为主；②劝告：提供有关健康危害的相关信息，行为改变的益处等；③达成共识：根据患者的兴趣、能力共同设定一个改善健康、行为的目标；④协助：为患者找出行动可能遇到的障碍，帮助其确定正确的策略、解决问题的技巧及获得社会支持；⑤安排随访：明确随访的时间、方式与行动计划，最终通过患者自己的行动计划，达到既定的目标。
①建立友好关系；②鉴定需求；③移情；④调动参与；⑤保守秘密；⑥尽量提供信息和资源。
（1）门诊教育：
包括候诊教育、门诊咨询教育、门诊健康教育大课堂等。
（2）住院教育：
包括入院教育、病房教育、出院教育等。
（3）随访教育：
出院后随访。
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开始关注健康教育的意义，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循证医学价值和临床借鉴意义的研究。在欧洲，芬兰在北卡地区进行了心、脑血管病防治示范研究（the North Karelia Project），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如少食用黄油、进行生活环境干预如劝导戒烟，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危险因素。最终，居民吸烟率降低了20%，平均血清胆固醇降低了1.4mmol/L，平均血压由147/94mmHg降低到143/84mmHg。1977—1985年，社区居民脑卒中发生率降低到1.04%，比较1972年社区居民脑卒中发生率有大幅降低，1989年中年男性心、脑血管病死亡率比1972年降低了50%。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3个社区健康教育的平行对照研究，在2个社区中通过媒体宣传进行健康教育，其中1个社区还对心血管事件高危人群进行面对面劝导，第三个社区作为对照组。在实验开始时和开始后2年，评估社区人群对健康饮食和戒烟的认识及对吸烟及不良饮食习惯的纠正，同时检查血压、体重和血脂危险因素。对照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的发生率有所增加，而干预组持续降低，提示规范的健康教育能够减少社区人群冠心病的发生率。
同时，在美国进行了多危险因素干预试验研究（multipleriskfactorinterventiontrial，MRFIT），对20个社区的12 866名35～57岁有高危因素的男性进行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干预组采取降血压（主要指舒张压）、降血脂、戒烟和低脂饮食，对照组继续接受常规的社区健康服务。10.5年后的随访结果显示，干预组脑卒中死亡率降低8.3%，冠心病死亡率降低10.6%。尤其是在高血压患者中，采取干预措施后6～8年，发现其有明显的获益。最终的结论认为，多种因素的干预措施对于高血压患者的长期预后是有意义的。
在进行了数个大型的健康教育社区干预研究并获得良好效果后，健康教育者开始思考如何更为有效地提高健康教育的作用和依从性。美国进行的斯坦福五城市研究似乎给了我们启示。
斯坦福五城市社区干预研究遵循的首要原理是“选择真实生存环境中能够使用的和能够减少疾病危险的方法”并且“比临床研究更具有概括性，可以提高检查、治疗和预防策略实施的有效性”。在研究中，除了与过去进行的研究类似的干预之外，研究者创新性地提出了人类自我对健康运动的认知和自我效能的问题，提出了通过健康教育加强居民对运动的理解并形成自我效能，促进大众加强运动。这也逐渐为我们揭开了21世纪健康教育新的发展方向：培养大众的健康素养。
2000年，美国辛辛那提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经过健康教育后大众对脑卒中危险因素和发生症状的了解得到显著提高。脑卒中紧急治疗的最大障碍是患者和旁观者不能辨别脑卒中的症状并抓紧时间使其接受急诊治疗。1995年的调查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和大众对脑卒中的警告症状的理解很少，只有39%～61%的人能够说出其中的一种症状。对于脑卒中危险因素，只有57%～76%的人能够说出1个危险因素。2000年的调查发现，与1995年相比，居民对于脑卒中发生症状的了解得到明显改善。
对于脑卒中患者进行的二级预防往往面临一个尴尬——二级预防措施往往持续时间不长。成功的、可持续性的二级预防策略的实施依赖于患者的依从性、医疗系统（如医疗政策、保险体系）和实施体系（给予处方药、信息交流和教育）的支持。2003年开始的伴随“跟着指南走-脑卒中”（get with the guidelines-stroke，GWTG）进行的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依从性注册研究（adherence valuation after ischemic stroke longitudinal registry，AVAIL）探讨了脑卒中患者出院后二级预防的依从性的问题。
AVAIL注册研究入选2888例确定患有缺血性脑血管病包含短暂性脑缺血的人群。主要检测持续性日常生活习惯，包括抗血小板治疗药物、华法林、降压药物、降脂药物及糖尿病药物在出院后3个月内的应用状况，及不能持续依从的原因。结果发现：药物依从性与多因素相关，包括患者、医疗单位、护理者作用。通过对AVAIL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观察研究的结果来发展和评估二级预防策略，来减少再发的风险。
而在2001—2003年进行的协同治疗预防血栓复发事件再发研究（preventing recurrence of thromboembolic events through coordinated treatment，PROTECT），则关注了患者在院期间改进医护人员的工作行为和服务内容来改善药物和行为规范依从性的研究。医护人员在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缺血性卒中或TIA患者出院后书写患者资料、初级护理信息交接、在2周和4周时分别进行电话联系。然后记录了3个月的临床预后信息，包括血管事件（TIA、心肌梗死、卒中）的发生率，结果健康教育干预组血管事件再发率是8.4%；对照组是22.0%，经过校正后发现出院后3个月干预组对比对照组有良好的预后，应该与健康教育干预相关。
近年来健康教育逐步细化，在南伦敦城市中心研究（The South London inner-city study）中提出，越严重的患者对药物医疗依从性越差。AVAIL研究提出残疾与54%依从性相关，并且独立于护理人员的影响。这些被认为应该保守治疗的重症患者，由于不可能依从药物治疗的方法，所以药物治疗可以取消。对于残疾患者的关注应该被提上日程，虽然这些患者建立复杂的良好生活方式是困难的，但是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用于普通人群的方式强加给这些人群，而是需要强化护理的效应。对于残疾患者的护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患者往往是再发脑梗的高危人群。
在我国，大多数神经科医生认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自己工作的职责，而实施预防脑卒中发生的措施不是他们的职责，不包括在他们的工作流程中。导致脑卒中预防干预的健康教育在神经科医生的工作中始终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
缺血性脑卒中后预防缺血性脑梗死和TIA的预防措施难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患者不能直观感觉到获益，对脑卒中预防措施的作用不了解或感到无用、对措施的不良反应害怕，最终在出院数月后会终止二级预防。这种趋势是不幸的，并且增加了脑卒中或是TIA的发生率。
脑卒中后危险因素控制研究发现：患者与医生缺乏足够交流、患者没有参与治疗方案的制定、经济原因、药物的不良反应、治疗方案复杂、患者对危险性的认识不足、患者不能看到明显的疗效都会降低治疗的依从性。神经科医生在TIA或是脑卒中患者出院后的管理中起到显著的作用并且是直接为脑卒中患者设计和优化出院后的治疗方案，所以医生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2006年美国一项研究提出，神经病科医生对脑卒中后患者行为方式产生影响，通过改善危险因素，减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该研究随机抽取了美国神经病学会的475名医生进行了调查，其中14%的医生是脑血管病专科医生，调查门诊医生是否频繁检查患者的药物依从性和建议改良生活方式。结果发现，神经科医生更容易筛选和关注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神经科医生筛查高血压的比例是86%，做出处理的比例是71%；筛查血脂异常的比例是68%，处理比例是45%；筛查糖尿病的比例62%，处理比例是82%；筛查睡眠呼吸暂停是79%；劝导戒烟的比例是77%。脑血管医生更容易筛选高血压（97%）、血脂异常（94%）、糖尿病（89%）和睡眠呼吸暂停（94%）的患者，而做出处理的比例分别是高血压45%，糖尿病21%，血脂异常50%和吸烟59%。故脑卒中患者在入院治疗后，大多数神经科医生能够筛选和治疗主要血管危险因素，但是对患者高危因素的控制和健康教育及治疗依从性的关注尚有不足。
医院迄今为止，仍然将医疗作为主要任务，并没有认为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是一种义务，尚缺乏健康教育的职责、理念、流程以及方法。
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脑卒中高风险的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风险，缺乏防范知识，导致脑卒中发病或复发。大众急切地需要医院来承担健康的责任，及时发现和减低大众脑卒中的风险，提倡健康教育来形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理解二级预防的知识。这些现状均提示我们，建立起健康教育的机制，确定健康教育的责任，是当前国家卫生事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健康教育作为一项促进健康的事业，可以有效地提高大众健康水平。在我国，无论是医院、政府和医学院校对健康教育的认识还远远不足，未能形成健康教育与医疗同等地位的意识。健康教育的第三类目标人群包括很多对社会健康观念产生影响的人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健康工作者群体，包括卫生主管部门、医学高校的专家、医院医生等。在健康教育者中首先应该建立健康教育整体的理念，才能对人民的健康教育形成有效的合力。在高校对医学生的培养体系里，应该将健康教育作为未来医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来对待，强化健康教育观念，以培养未来医生健康教育的理念。主要方式是仿照欧美国家先进经验，将健康作为一种专业来进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