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小茅屋签订生死契约的18位社员，扛起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发了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变革。总设计师一分钟的沉默之后，勾画出“小康中国”的概况

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村里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下决心，以至于托付了抚养小孩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没有被采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地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自己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老一病二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收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此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后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先后因此作为“罪名”之一，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有名的“叫花子县”凤阳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说，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规划开，分成4个、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县委和省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万里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村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作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村视察，挨家挨户逐个了解情况，对小岗村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干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2月6日，邓小平莅临苏州，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在我国遭受三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渡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而今，他顿觉苏州的变化真大。从人们红润的脸色、欢快的神情、多彩的服饰，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菜场上应有尽有的副食，从新春佳节前夕整个城市欢乐祥和的氛围，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昔日无法比拟的。

4个多月前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庄严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在新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党中央依据客观实际，审时度势，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就全国而言，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邓小平听汇报时，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

“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奔主题，双眼充满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领导同志回答说。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领导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江苏的领导同志思考了一阵子，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之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有技术和有知识的特长。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索要费用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问题，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确实，社、队工业的崛起，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苏的领导同志汇报说，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千百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结束，“农民兄弟”跨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同志归纳说，“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疑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的社、队工业（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了农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首先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并取得了成功后，邓小平果断决策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国有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经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城市企业的资产国家所有制与企业的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农村的家庭多劳多得，为城市企业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提供了榜样，而农村责任制激发的农民的劳动热情为城市改革树立了信心。邓小平预计城市改革3至5年也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显然是被农村改革成就所鼓舞。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正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中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的钟摆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小康目标完全可能达到，农村的改革3年见成效，6年基本成功，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小康的第一步接近实现。实践促使邓小平思考更长远的发展规则。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则。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而今，中国人民正朝着总设计师规划的蓝图发愤图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裕之梦终将成为现实。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力主杀开一条血路为打开国门“练兵”。5年后，特区最尊贵的客人发现这里开始创造的是一个新的奇迹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1/10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名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北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在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设想和要求：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会议期间，邓小平静心听取了汇报。他在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以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的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都不准确。邓小平在细细寻思。也许他早已胸有成竹，也许智慧的火花在刹那间碰撞而出，他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喜出望外，脱口而出：“特区，好！”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它原是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落后的小镇，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尽便可以兜遍全镇。它怀抱珠江口，但始终只是窥探着香港的繁荣，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它是偷渡香港的鬼门关。当办特区的大政方针一定，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向深圳。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加入深圳开拓者的队伍中。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工程师身背行装，来到深圳。百万人的劳务大军犹如狂涛叠浪，涌入深圳。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和外来务工者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国有、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

创业是艰辛的。没有资金，深圳人首先斗胆想到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太敏感了，100多年的屈辱史常伴着割地求和，现在要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出让给资本家，说不定会背上“卖国”的罪名。特区的建设又是刻不容缓，这些深圳的开拓者们只得到马列著作中去找出一点根据：“到宝书中去找答案。我们只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了可以干，我们就不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深圳特区同样需要它来保驾护航。查来查去，终于查出了“可以出租土地”。

深圳出租土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土地对于香港人来说，比黄金还名贵许多，一河之隔的深圳，以低得多的租价，还加上简化一切手续，一年免税，3年免关税，免税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等优惠政策，怎能不吸引香港人投资的目光？

“这个特区是邓小平试验用的，将来地皮肯定看涨。不买，可惜机会了。”香港人纷纷过河来，签订租地、办工厂、开商厦的合同。有了资金，水、电、路都可以通了，山可以移，洼可以平了。这就是被深圳外贸办称为“金钱”逼出的“土地出租”的第一轮冲击波。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人闯出了一条特区建设的路子。其发展速度可称为腾飞，其腾飞速度之快，被美国舆论称为“一夜崛起一座城”。

继深圳经济特区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设在滨海渔村的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开始动工兴建；1981年10月、11月，设在山坡或荒滩的厦门、汕头经济特区也分别动工兴建。至此，4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特区建设走的路可谓荆棘丛生，关隘重重。对办特区，人们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一位副总理在听说允许广东试办出口特区后就说，广东如果那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他担心的是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来。有的人将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说这样下去，势必“国将不国”。有的到特区“考察”的人手捧飘扬的国旗感叹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只有这面旗帜还是红色的。”这些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喋喋不休地提出种种质问。这些议论从南到北传播开来，特区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邓小平关注特区的命运，他说：“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我当然要来看看嘛！”1984年1月的南疆，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早早盼望着他老人家光临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荣耀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

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望——有一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亲自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这里建设者们的声音，为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邓小平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一晃几年过去了，深圳特区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邓小平亲自考察来了。

1984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他慈祥的笑脸，感人，亲切。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40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围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正在建设之中，四周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升降机在脚手架间不停地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

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摄氏度，80岁高龄的邓小平却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地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下来时，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闻讯赶来的人们。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直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上车离开，人们才渐渐散去。

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邓小平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喜人的变化，非常高兴，他拉着吴柏森坐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留念。

参观完吴柏森的家庭设施后，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邓小平立即接上去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还汇报说：“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这时有位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深情地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水平，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时间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20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

走出渔民村，已时近中午，阳光特别温和、暖人。在村口告别时，吴柏森又一次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1月26日上午，在梁湘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在7楼会议室，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了一个字：“好！”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4个字。

深圳人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就放在邓小平所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深圳的视察，一行人分乘海军的679号舰和674号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前往中山温泉。梁湘等人在码头上不断挥手送行。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但这“满意”是人们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尽管他没有说多少话。

此后3天，邓小平每天上午散步，下午休息。此时，他心中是怎样掂量特区“杀出的血路”呢？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他说：“我不走回头路。”一语双关！人们似乎从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些味道。

1月29日上午9时，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经过前山，驱车直到拱北口岸，就在车子与海关平行时，车子停了下来，邓小平透过车窗，向澳门望了望。在参观了珠海市容和狮山毛纺厂、电子厂后，在珠海宾馆国际会议中心，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代市长梁广大向邓小平汇报了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

午饭前，邓小平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邓小平题词。广东省委接待处接待科副科长李天增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也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说完李天增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深圳作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措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深圳。尽管在邓小平考察深圳期间表现出极度满意的神情，但毕竟没有语言或文字上的评论。

深圳这几年究竟怎么样？外面的风声雨声一直不断。现在，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到深圳视察过了，能不能也请他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既是深圳人的渴望，也是全国人民的需要。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张荣1月29日夜接受任务，30日一早到达广州，李天增去广州火车站接。一见面，张荣就告诉他：“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肯定了珠海，可首长对深圳没有评论，我们想让他题个词。”李天增特意将张荣安排住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河。

张荣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是大年三十，羊城的阳光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都花香袭人。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小花园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

这天上午，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告诉李天增：“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

李天增乐颠颠弄了张6尺宣纸，一开四，又细心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1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不过，他又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

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非常激动，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张荣和李天增异口同声地说：“随首长吧，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随手推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粘住了。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蘸在毛笔上的墨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后，换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沉浸在砚台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

一气呵成，铿锵作响，振聋发聩，字字苍劲有力，浑然一体。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他完全忘记了向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应有礼节。张荣将题词先给广东省领导。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一个个笑逐颜开。后来，深圳市领导读完邓小平的题词，无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纷纷拍手庆贺。

“可惜，小平同志题词时，我拍的照片没一张好的，但那也是难得的历史记录，所以我全保留着。”李天增后来心存遗憾。还好的是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也拍了一张，那就是人们通常在报刊上所见到的。由于周围没有专业摄影记者，只有他们拍的照片，李天增不怎么样的“作品”也就颇为珍贵。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老人家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邓小平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何等充满胜利的喜悦！

深圳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圳人的路没有白闯。深圳人的风险没有白冒。我们的总设计师最理解深圳的“拓荒牛”。

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2月8日这天，海阔天高，风平浪静。邓小平、王震在福建省、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

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地区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可以考虑。”

然后他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议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静静地抽着烟，望着薄雾迷蒙的大海陷入了沉思，他要仔细地、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游艇环岛一周后，邓小平登上了海上花园鼓浪屿，漫步在街道上。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带着惊喜的目光，自觉地站到街道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欢迎。邓小平经过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向他传来问候：“邓爷爷好！”他慈蔼地摸摸孩子们的头，拉拉孩子们的小手，拍拍孩子们细嫩的小脸蛋，心情愉快地继续往前走。已经80岁高龄的邓小平缓步攀登日光岩，在半山腰停住了脚步。他眺望着海对面厦门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鹭江岸边停靠的一艘艘货轮，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二天，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这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引发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的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4年邓小平的特区之行，给海南的开放带来了希望。当总设计师登上厦门鼓浪屿眺望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时，他的思绪飞出了很远很远。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岛，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与台湾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发展相去甚远。追根溯源，关键是采用怎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特区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甚至比特区还“特”，50年、100年之后，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邓小平对此充满信心。回京后，他明确提出：开发海南岛。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5年4月，英国首相希思访华时提出准备去海南岛参观。这是希思上次访华时邓小平提出的建议，邓小平说：“海南岛是个宝岛，现在还未开发，请你先去看看。”

在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3年后，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同时正式确立在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于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

★在一间小茅屋签订生死契约的18位社员，扛起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发了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变革。总设计师一分钟的沉默之后，勾画出“小康中国”的概况

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村里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下决心，以至于托付了抚养小孩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没有被采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地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自己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老一病二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收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此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后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先后因此作为“罪名”之一，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有名的“叫花子县”凤阳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说，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规划开，分成4个、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县委和省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万里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村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作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村视察，挨家挨户逐个了解情况，对小岗村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干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2月6日，邓小平莅临苏州，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在我国遭受三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渡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而今，他顿觉苏州的变化真大。从人们红润的脸色、欢快的神情、多彩的服饰，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菜场上应有尽有的副食，从新春佳节前夕整个城市欢乐祥和的氛围，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昔日无法比拟的。

4个多月前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庄严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在新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党中央依据客观实际，审时度势，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就全国而言，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邓小平听汇报时，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

“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奔主题，双眼充满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领导同志回答说。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领导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江苏的领导同志思考了一阵子，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之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有技术和有知识的特长。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索要费用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问题，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确实，社、队工业的崛起，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苏的领导同志汇报说，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千百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结束，“农民兄弟”跨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同志归纳说，“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疑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的社、队工业（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了农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首先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并取得了成功后，邓小平果断决策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国有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经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城市企业的资产国家所有制与企业的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农村的家庭多劳多得，为城市企业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提供了榜样，而农村责任制激发的农民的劳动热情为城市改革树立了信心。邓小平预计城市改革3至5年也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显然是被农村改革成就所鼓舞。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正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中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的钟摆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小康目标完全可能达到，农村的改革3年见成效，6年基本成功，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小康的第一步接近实现。实践促使邓小平思考更长远的发展规则。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则。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而今，中国人民正朝着总设计师规划的蓝图发愤图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裕之梦终将成为现实。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力主杀开一条血路为打开国门“练兵”。5年后，特区最尊贵的客人发现这里开始创造的是一个新的奇迹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1/10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名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北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在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设想和要求：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会议期间，邓小平静心听取了汇报。他在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以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的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都不准确。邓小平在细细寻思。也许他早已胸有成竹，也许智慧的火花在刹那间碰撞而出，他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喜出望外，脱口而出：“特区，好！”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它原是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落后的小镇，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尽便可以兜遍全镇。它怀抱珠江口，但始终只是窥探着香港的繁荣，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它是偷渡香港的鬼门关。当办特区的大政方针一定，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向深圳。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加入深圳开拓者的队伍中。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工程师身背行装，来到深圳。百万人的劳务大军犹如狂涛叠浪，涌入深圳。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和外来务工者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国有、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

创业是艰辛的。没有资金，深圳人首先斗胆想到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太敏感了，100多年的屈辱史常伴着割地求和，现在要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出让给资本家，说不定会背上“卖国”的罪名。特区的建设又是刻不容缓，这些深圳的开拓者们只得到马列著作中去找出一点根据：“到宝书中去找答案。我们只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了可以干，我们就不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深圳特区同样需要它来保驾护航。查来查去，终于查出了“可以出租土地”。

深圳出租土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土地对于香港人来说，比黄金还名贵许多，一河之隔的深圳，以低得多的租价，还加上简化一切手续，一年免税，3年免关税，免税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等优惠政策，怎能不吸引香港人投资的目光？

“这个特区是邓小平试验用的，将来地皮肯定看涨。不买，可惜机会了。”香港人纷纷过河来，签订租地、办工厂、开商厦的合同。有了资金，水、电、路都可以通了，山可以移，洼可以平了。这就是被深圳外贸办称为“金钱”逼出的“土地出租”的第一轮冲击波。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人闯出了一条特区建设的路子。其发展速度可称为腾飞，其腾飞速度之快，被美国舆论称为“一夜崛起一座城”。

继深圳经济特区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设在滨海渔村的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开始动工兴建；1981年10月、11月，设在山坡或荒滩的厦门、汕头经济特区也分别动工兴建。至此，4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特区建设走的路可谓荆棘丛生，关隘重重。对办特区，人们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一位副总理在听说允许广东试办出口特区后就说，广东如果那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他担心的是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来。有的人将经济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说这样下去，势必“国将不国”。有的到特区“考察”的人手捧飘扬的国旗感叹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只有这面旗帜还是红色的。”这些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喋喋不休地提出种种质问。这些议论从南到北传播开来，特区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邓小平关注特区的命运，他说：“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我当然要来看看嘛！”1984年1月的南疆，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早早盼望着他老人家光临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荣耀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

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望——有一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亲自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这里建设者们的声音，为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邓小平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一晃几年过去了，深圳特区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邓小平亲自考察来了。

1984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他慈祥的笑脸，感人，亲切。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40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围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正在建设之中，四周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升降机在脚手架间不停地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

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摄氏度，80岁高龄的邓小平却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地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下来时，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闻讯赶来的人们。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直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上车离开，人们才渐渐散去。

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邓小平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喜人的变化，非常高兴，他拉着吴柏森坐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留念。

参观完吴柏森的家庭设施后，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邓小平立即接上去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还汇报说：“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这时有位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深情地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水平，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时间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20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

走出渔民村，已时近中午，阳光特别温和、暖人。在村口告别时，吴柏森又一次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1月26日上午，在梁湘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在7楼会议室，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了一个字：“好！”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4个字。

深圳人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就放在邓小平所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深圳的视察，一行人分乘海军的679号舰和674号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前往中山温泉。梁湘等人在码头上不断挥手送行。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但这“满意”是人们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尽管他没有说多少话。

此后3天，邓小平每天上午散步，下午休息。此时，他心中是怎样掂量特区“杀出的血路”呢？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他说：“我不走回头路。”一语双关！人们似乎从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些味道。

1月29日上午9时，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经过前山，驱车直到拱北口岸，就在车子与海关平行时，车子停了下来，邓小平透过车窗，向澳门望了望。在参观了珠海市容和狮山毛纺厂、电子厂后，在珠海宾馆国际会议中心，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代市长梁广大向邓小平汇报了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

午饭前，邓小平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邓小平题词。广东省委接待处接待科副科长李天增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也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说完李天增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深圳作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措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深圳。尽管在邓小平考察深圳期间表现出极度满意的神情，但毕竟没有语言或文字上的评论。

深圳这几年究竟怎么样？外面的风声雨声一直不断。现在，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到深圳视察过了，能不能也请他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既是深圳人的渴望，也是全国人民的需要。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张荣1月29日夜接受任务，30日一早到达广州，李天增去广州火车站接。一见面，张荣就告诉他：“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肯定了珠海，可首长对深圳没有评论，我们想让他题个词。”李天增特意将张荣安排住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河。

张荣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是大年三十，羊城的阳光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都花香袭人。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小花园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

这天上午，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告诉李天增：“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

李天增乐颠颠弄了张6尺宣纸，一开四，又细心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1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不过，他又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

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非常激动，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张荣和李天增异口同声地说：“随首长吧，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随手推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粘住了。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蘸在毛笔上的墨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后，换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沉浸在砚台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

一气呵成，铿锵作响，振聋发聩，字字苍劲有力，浑然一体。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他完全忘记了向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应有礼节。张荣将题词先给广东省领导。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一个个笑逐颜开。后来，深圳市领导读完邓小平的题词，无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纷纷拍手庆贺。

“可惜，小平同志题词时，我拍的照片没一张好的，但那也是难得的历史记录，所以我全保留着。”李天增后来心存遗憾。还好的是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也拍了一张，那就是人们通常在报刊上所见到的。由于周围没有专业摄影记者，只有他们拍的照片，李天增不怎么样的“作品”也就颇为珍贵。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老人家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邓小平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何等充满胜利的喜悦！

深圳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圳人的路没有白闯。深圳人的风险没有白冒。我们的总设计师最理解深圳的“拓荒牛”。

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2月8日这天，海阔天高，风平浪静。邓小平、王震在福建省、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

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地区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可以考虑。”

然后他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议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静静地抽着烟，望着薄雾迷蒙的大海陷入了沉思，他要仔细地、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游艇环岛一周后，邓小平登上了海上花园鼓浪屿，漫步在街道上。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带着惊喜的目光，自觉地站到街道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欢迎。邓小平经过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向他传来问候：“邓爷爷好！”他慈蔼地摸摸孩子们的头，拉拉孩子们的小手，拍拍孩子们细嫩的小脸蛋，心情愉快地继续往前走。已经80岁高龄的邓小平缓步攀登日光岩，在半山腰停住了脚步。他眺望着海对面厦门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鹭江岸边停靠的一艘艘货轮，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二天，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这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引发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的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4年邓小平的特区之行，给海南的开放带来了希望。当总设计师登上厦门鼓浪屿眺望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时，他的思绪飞出了很远很远。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岛，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与台湾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发展相去甚远。追根溯源，关键是采用怎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特区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甚至比特区还“特”，50年、100年之后，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邓小平对此充满信心。回京后，他明确提出：开发海南岛。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5年4月，英国首相希思访华时提出准备去海南岛参观。这是希思上次访华时邓小平提出的建议，邓小平说：“海南岛是个宝岛，现在还未开发，请你先去看看。”

在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3年后，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同时正式确立在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于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 fUnWp27ajLb9FpEJUkzOljEorknMsGQIki6PtX1y0RZhh/j0XWPv8DeBhEPe1H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