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附和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连接着邓小平的政治命运。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艰难复出，“轻松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现场

60次、50次、30次……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心率持续下跌。最终，这位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4月初，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下同）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

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改变了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

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政治集团、一条政治路线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完结。饱尝动乱和贫困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似乎感受到了“翻身”“解放”的喜悦之情。

这时的邓小平虽被保留党籍，但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中那一连串热烈的语言洋溢着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经汪东兴转到华国锋的办公桌上后，华国锋却没有给予过多理会，甚至可以说是不予理睬。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的第3天，当叶剑英得知华国锋将要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后，极为焦虑，认为会影响和阻碍邓小平恢复工作。于是，他于次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然而，华国锋的政治日程表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立自己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合法地位和政治权威，而不是早日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鉴于华国锋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应，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却没有启用的南楼5层。当然，医院安排有专人看守，甚至还将楼梯也锁上以防止消息“走漏”。一到病房，早已待命多时的301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却又了无踪影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当时也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尽管外面一时传说，被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他被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尽管眉间隐含着一丝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跃然在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与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从邓小平脸上的一丝凝重中，李炎唐感受到了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便对这位特殊病人单刀直入地问诊：“首长，怎么样？哪里不舒服？”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

接着，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李炎唐感到情况不妙，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并开始再次的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作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痛。”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的痛楚渐渐消失，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轻松起来。为了减少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批准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茬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这时，李炎唐向邓小平交代这一时期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坚定与镇定，连吭都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3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别人写的署名张孝骞的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就感到特别别扭，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你不会干那事的。”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能引起过敏的药物。很快炎症消失，邓小平康复得很好。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令人兴奋的抓“四人帮”的故事。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不多久，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与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一起，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从北京飞往南方，就如何促成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与一些负责同志商量。到武汉后，因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刚好出去开会，都不在家，罗瑞卿一行首先同武汉军区副政委王猛等交换了意见，大家都希望邓小平能够早一些出来工作。

随后，罗瑞卿一行飞抵广州，先后与广州军区的一些老同志进行了座谈，绝大多数人提出应当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根据了解到的干部、群众意见，罗瑞卿和杨勇等郑重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建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镇压悼念群众事件，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公正。大字报、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一个住地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的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撞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所外。远远只见由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迎接，邓小平激动得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社论让罗瑞卿与杨勇敏锐地嗅到了类似当年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火药味，看出了这篇社论的意图是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他们飞抵武汉，开始与杨得志、王平等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商谈，强烈表示希望邓小平出山。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做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有点被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政坛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邓小平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趁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感到自己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但是，他附加了一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

这年3月，他派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邓小平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于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有利于中国开辟新的道路。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撰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中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这些努力，都是在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7月30日晚，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对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公众场合的公开露面，外国通讯社迅速作了报道。最快的是法国的法新社，当晚，就作了如下简要报道：

中国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8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众场合第一次看到他。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在观看过程中，他不断同坐在他的右边的李先念副总理交谈。

日本的共同社在第二天以《邓先生观看国际足球赛》为题报道，夹叙夹议，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全文如下：

邓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观看了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并出席了闭幕式，受到了观众的鼓掌欢迎。邓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会，发表了讲话，但在群众面前露面则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坐在工人体育场正面的贵宾席上，在其左侧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右侧坐着李先念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以不断吸烟闻名的邓先生一就座便点烟，同吴德谈笑。当香港队在前半场30分左右先得1分的时候，他热情鼓掌，从容自若。其后，中国青年队为扳回失利而射门得分时，他赶紧将香烟放在烟灰缸里，起身鼓掌，又露出明快的表情向吴德搭话。

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8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再来看一看新华社发的题为《友好邀请赛闭幕》的电讯（摘录）——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7月30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李井泉、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王震出席了闭幕式，并观看了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

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在晚上的比赛中，中国青年队以二比一胜香港队，获得这次邀请赛的第一名，香港队获得第二名。

比赛开始前，邓小平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会见了参加邀请赛的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

参加这次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有（按获得名次为序）：1.中国青年队，2.香港队，3.朝鲜大同江队，4.中国一队，5.扎伊尔队，6.伊朗队，7.摩洛哥队，8.中国二队，9.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队，10.埃塞俄比亚队，11.几内亚二队，12.日本队。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旋涡中，他3次被打倒，又3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真可谓“打不倒的东方矮个子”。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生活。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这个名字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一位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历史的帷幕；“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打响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枪。“凡是派”震怒发难，大讨论险象环生，危难之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1977年，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然而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真正走出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更加胆寒的“两个凡是”横空出世了，中国未来的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1977年的2月和3月间，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在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从根本上去批判“四人帮”。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驳的是“两个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医院。他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阑人静时，燥热的气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难以入睡。于是，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当妻子出院时，他写出了文章的提纲。

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动于腹中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问世了，文章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犯上作乱的举动。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强华。原来在这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个理论讨论会，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面，胡福明作了《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发言。当时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胡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于是胡福明再一次走上讲台发言，坚持自己的观点——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谁要反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同志把胡福明介绍给《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说：“你帮我们写稿，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你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观点。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投给了光明日报社的王强华，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胡福明只能静静地等待。文章投出去后，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雄文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

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于一个平凡的开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研究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12月2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委会开会讨论党史党建研究室提出来的“总结”方案。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被神话了的毛泽东个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禁区。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路线斗争，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也开始着手写作另外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投入战斗；而几乎同时，远在南京的胡福明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和文章清样。

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每回修改后会再寄回去。

胡福明当然不知道，此时《光明日报》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杨西光已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重要岗位。1978年4月间，胡福明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强华，也见到了当时正在着手写同一论题文章的孙长江。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时的老师。

后来，江苏省委原常委、著名学者胡福明回忆说：“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报社，接到了杨西光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同志是《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调过去的。那么在他办公室里碰到了马沛文、王强华还有孙长江；孙长江是原来人民大学讲哲学史的老师，我一看见嘛，很高兴，多年不见老师，同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也更亲切一些，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这篇文章本来在4月2日哲学版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

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讲：“是胡耀邦亲自点将把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的，是胡耀邦决定把他调来的，因为胡耀邦当时不仅是党校副校长，还是中组部的部长，他当然有这个权力调配干部。调配干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报刊从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什么叫二比二变成三比一呢？就是胡耀邦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反对‘两个凡是’的；但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是宣传‘两个凡是’的。因为当时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重大，杨西光就是要这篇文章产生比较大的反响，要产生轰动性的效应。他就把这个文章送到党校，为什么送给党校呢？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杨西光来《光明日报》之前就是党校高级班的学员，当时就参加了跟实践（标准）有关的讨论，当时他就认识了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吴江、理论研究室的干部孙长江。”

据马沛文回忆，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也在写同一论题的文章时，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原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孙长江在接受湖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写的时候，还没写完，差不多写完了，这个时候杨西光就派王强华把胡福明这篇文章的校样送来了，拿给我看，送给吴江，吴江又给我。吴江看完了说，这篇文章思想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你把这两篇文章捏在一块，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块，文章里有用的就拿过来，把它捏成一篇。”

民族危难之时，一南一北几乎同时酝酿出实践标准这一重大论题，而胡福明、孙长江两位主笔居然又有着师生之缘，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命运的巧合。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沈宝祥接受采访时讲：“当时同一个时期有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呢，就请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一个呢，中央党校在学员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基础上，觉得是非标准问题需要进一步写文章，所以吴江跟孙长江两个人研究决定要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三个是南京的胡福明，他是独立地思考，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客观需要，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问题是共同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背后有必然性。”

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提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

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胡绩伟打电话转告杨西光，杨西光坚定地说：“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错！”

不久，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后来，还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文章发表之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汪东兴似乎嗅出了文章的味道，等不及华国锋回国，马上告诉他。华国锋指示：“不要介入，不要表态。”他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

汪东兴则要追查，他指示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17日，汪东兴公开点名批评此文，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6月15日，汪东兴在新闻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了胡耀邦，要他写文章要注意，要处理好个性与党性的关系，以免被敌人利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遭到最高领导和宣传部门的一片责难，而此时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孙长江的妻子一听文章是“砍旗”，压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对他说：“老胡，你已经转入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陷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那些日子里，杨西光整天眉头紧锁，神色严肃。王强华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一天下午下班后，王强华到杨西光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只见杨西光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喃喃自语：“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乌纱帽’给摘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看。后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困境这一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军队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胡耀邦再次组织中共中央党校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反驳种种责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又一次得到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罗瑞卿先后细看了3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要求文章做到无懈可击。在他即将去德国治病之时，还惦记着这篇文章，上飞机之前还指示《解放军报》负责人：“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先挨50板。”遗憾的是，罗瑞卿不久即病逝，没有看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可以说，对这篇后来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姊妹篇的文章的关心，是他参与的最后一项政治活动，他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真理，成为真理旗帜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时，署“《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回，又一次借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也就绕过了向汪东兴报审这一关！另外，毕竟是《解放军报》，有罗瑞卿支持，汪东兴也不便吱声。

当汪东兴见到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时，文章已经同时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虽然批判的是“两个凡是”，然而在当时不能不避开正面冲击，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却尖锐地批判了某些人的责难，回敬了“两个凡是”派。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离开北京，他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所到之处，他都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的“到处点火”，对于争取各省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

然而，斗争依然是艰巨的。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人们笑称：“《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原来，《红旗》杂志是要成为坚守“两个凡是”的最后一块阵地。汪东兴曾要求《红旗》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红旗》置身局外，一声不吭。然后，这最后的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使他们陷入无比的尴尬之中……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奉行不卷入原则，对此事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杂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万分难堪。

在派人直接跟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熊复只得出“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很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也同意刊登。汪东兴无奈，说：“那只好这样。”

于是，熊复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由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这样，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回首往事，著名学者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历史的检验才看得出其真正价值。1998年北京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影响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最重要的文章》，被列入开篇之作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此文的发表掀起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从此，“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它犹如一株报春花，拥抱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的来到。

★陈云的率先“一炮”，临时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使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5天，但其意义在3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30年后，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当权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是：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业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实际上，这是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又一次采取“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刚刚开始分组讨论，11月12日，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的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原来，康生在3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3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那些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热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他的发言又引发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遗留的诸多问题。种种问题，几乎桩桩件件都涉及毛泽东。只有冲破毛泽东当年“左”的种种批示，才能彻底加以解决。然而，“两个凡是”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推倒了“两个凡是”，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在这许许多多的历史积案中，最为迫切、亟待解决、呼声最高、影响最大的，要算“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坚持“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两个凡是”的挡箭牌——“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实际上，“天安门事件”与华国锋本人休戚相关——他深知，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这将直接动摇自己的政治根基。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许多老同志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性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等等。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与会者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与会者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也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成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到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普通百姓来说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是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固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拨乱是为了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面对世界名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既反右又反“左”的邓小平声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77年2月，天还很冷，在北京西山25号，邓小平夫妇热情地接待了陶铸的遗孀曾志和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她们母女是来向邓小平递交陶铸冤案的申诉材料的。虽然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她们相信，凭着邓小平对陶铸的了解，只要他出来工作，就一定会过问陶铸的平反问题的。

曾志递上申诉材料时，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

此后大约一个小时，只是曾志母女俩说，邓小平认真地听，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对妈妈说：“看来又白跑一趟了，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性格的曾志却不以为然——她知道，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是不会随意表态的，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出来主持工作呢。

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下，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了。鞭炮声既是欢迎，更是期望，胡耀邦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沉甸甸的。

胡耀邦觉得，既然有远见的老同志极力将自己推到中组部部长这个重要的岗位，他就应当不顾风险，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实施大家希望的主张，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民意和党心。他决定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在就任的当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3条要求：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我的信件；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出曾志所料，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作了批示：“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以平反。”不久，陶铸的冤案终于昭雪。从此，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邓小平，以他的睿智与魄力，开启了共和国拨乱反正之舵。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平反后，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戴给中宣部的“阎王殿”、文化部的“帝王将相部”、体委的“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含冤而死者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无限欣慰。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对刘少奇作出不公正的判断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平反，是党的历史上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作出决定是很不容易的。刘少奇的案件，牵涉“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关系党和国家历史的真相。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并直接指导和关心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这也是因为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平反当时阻力很大，涉及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华国锋是不赞成的。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致悼词：“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追悼会后，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邓小平稳步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神情庄重地说：“是喜事，是胜利！”

日后，王光美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为少奇庆幸，他结识了小平这样一位知音。有小平掌舵，少奇毕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使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此沿着正确的轨道轻装前进。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和国家立法与司法工作的不断加强，如何尽快满足全国人民要求惩处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的愿望，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践踏国家法律的林彪、“四人帮”集团，诉诸法律、依法进行处理的问题，就逐步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对林彪、“四人帮”集团两案审理的座谈会，初步讨论了对“两案”审理将会涉及的一些问题。这表明，对两案审理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展开。但是，究竟审哪几个人，审什么，怎么审，在党内高层认识不完全一致，尚未作出最后的决断。

为了解除思想上的障碍，这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小组的汇报。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意见，明确表示：“应该判刑的人中，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人的多少、判几个要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地去判，按集团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小的罪行不一定写那么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邓小平这番关于“两案”审理的基本原则的讲话，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这就为下一步的“两案”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两案”审理小组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起诉书中列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4大罪状、48条罪行。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审判。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世人翘首等待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了。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这群“文化大革命”中的显赫人物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一个个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只有江青的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使人感到，说她是个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的话，实在是入木三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几乎都聚集北京。特别法庭开庭，对10名主犯终审判决。这是大快人心的判决，这是人民的判决、历史的判决、正义的判决。至此，轰动全球的“超级审判”结束。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高考制度被迫中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

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在他尚未复出之时，他就在一直关注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7月下旬，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对科学与教育工作的意见。中科院由方毅选定出席人员的名单，并事先在中科院范围内召开了一周的座谈会，每天都把座谈会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3位老中青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方毅、胡乔木、李昌、武衡等也参加了……邓小平身着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开会第一天，开了一个带有预备性质的会。邓小平采取同科学家们自由交谈的方式讲了一些话。邓小平从那天到会的人说起，他说：“到会的科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认识，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多数在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然后他交代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讲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学教育入手，所以中央、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8月4日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会议的目的作了说明。在尝够“闹而优则仕”的折腾后，听到邓小平把科教放在先行的地位，短短一句话，在座的科技工作者都为之感动、激动。邓小平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这个工作“方毅与我一起抓”，“说他帮我或者我撑他的腰都可以。我说些空话，放点空炮，助点威风”。他宣布座谈会由方毅主持，他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不可能都到，但是座谈纪要是肯定要看的。可是5天的会议他一天都不缺地全到了。

会议的会场座位是排成环形的。每日的上下午讨论，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双向交流，平等地与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从他一开始讲了话以后，大家就踊跃发言，七嘴八舌，争着要把心里话向他讲出来。当时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的破坏，百废待兴，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在邓小平的引导之下，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了。

8月5日的会议上，吉林的同志控诉了“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列举了一个涉及16省、市、自治区上千人的大案，邓小平表示，平反冤假错案，一定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采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邓小平强调，必须保证科技人员一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邓小平还强调，要有奖惩办法，但要以奖励为主，要用谈心的方法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帮助，对“文化大革命”中违心地讲了错话的科技人员要注意加以保护，除了精神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等等。他专门强调了要加强科研与教育的后勤工作，并表示要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8月6日上午，会议集中谈了教育工作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两个估计”问题，大家认为，“四人帮”对教育破坏极大，危害极重，但至今，他们给教育战线定下的罪名没有清洗，重大的路线是非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因此，教育界的干部不敢抓工作，教师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教师持观望态度，积极性难以调动。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马上明确表态，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邓小平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高校招生问题。在讨论“两个估计”时，8月6日下午的会议大家自发地转移到了这个热点问题上。当时，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化大革命”时的招生办法，及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办法，而且，教育部已经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制定好并上报中央了。会上，大家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上大学”的大学招生办法是胡闹，根本就不利于“四化”建设的人才需要，为了早出人才，再也不能搞这种荒唐办法的大学招生了，大家建议立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以推迟当年的招生时间，推到冬季招生。邓小平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态度明朗，表示支持大家的这一想法，当即要求教育部的同志马上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烦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积压”了10多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甚至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历史机遇。这一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半年后，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的急需考卷用纸的困难，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历史的“轮回”终于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转折。科学的春天也终于来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左”的错误逐步被纠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个人迷信的禁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不再怀疑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这样一个普通而浅显的道理了。但是，对于毛泽东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犯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人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一致。有的人仍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愿接受毛泽东犯有错误这样的事实；有的人则出于对“左”倾错误所造成后果的愤恨，存在偏激心理，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毛泽东个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批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四个坚持”以前都曾提出过，但邓小平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并将之作为立国之本，这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这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共和国大厦撑起了4根擎天巨柱，使共和国遇狂澜而不倒。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1980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了第2个年头。这年7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上很少见到的一辆大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前。开始，人们并没有注意，很快当地人和外地观光客便围了过去，看个究竟。他们看见吊车的吊斗把带着工具的人送到大会堂前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前，工人开始用工具慢慢拆下毛泽东画像。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忽听人群中有人大声喊：“毛主席像不能摘！”然而，更多的人则是以严肃的表情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大吊车用钢绳拔下大会堂前两块巨幅标语的一瞬间，引来了一片斥责声。

同样的行为在全国相继展开。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摘下，从教室摘下，从走廊上摘下。楼墙上及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被覆盖或被清洗。据当时报道，有些塑像因太大太坚固，不得不使用了炸药。

人们总是认为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政治的神经末梢，是最为敏感之处。天安门广场率先发生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也越发关注中央的态度。

针对全世界的关注，中共中央在这年8月11日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少宣传个人”。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画像、语录和诗词，过去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样做很不庄重，也有损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10天过后，也就是8月21日，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中国并采访邓小平。法拉奇以采访首脑人物著称，以报道世界风云闻名于世。法拉奇以提问尖锐而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避而远之，外交场上的“猎鹰”基辛格就曾被法拉奇的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他说过：“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宣传有一个显著特点，许多新的立场、观点，往往是通过会见记者，通过记者的笔向世人公告，而不同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等方式。当年毛泽东是这样，如今邓小平也是这样。当邓小平知道法拉奇来访时，他想了一下，果断地说：“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同时，他也深知，他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分量。

法拉奇走进邓小平的办公室，问候之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手势。法拉奇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她单刀直入，一开口就提出一个火辣辣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近年来，披露开国大典盛事内幕的文章在报刊上比比皆是，可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后面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同志介绍了当年的详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筹备会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毛主席像正是人们的愿望。

装修天安门的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真正落实工作的是宣传部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天安门两侧红墙上，要写上两幅巨大的庄重醒目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又经胡乔木建议，将东侧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更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对此，胡乔木曾这样解释道：天安门上的两条标语，一条写“中国”，一条写“世界”，既有民族意义，又表达了国际主义精神，无论何时都是适用的。

而画毛主席画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由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身上。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布置会场的他画的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悬挂在会议室内，得到了中共领导的一致好评。此后，几代人为天安门主席像画像，每年至少一张，有时两张。

法拉奇的提问果然咄咄逼人，然而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法拉奇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静静地略有所思地倾听着。

紧接着，法拉奇更尖锐地说：“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5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不回避，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抽出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像。看来，法拉奇始终注视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邓小平谈道：“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说到这儿，法拉奇又敏感地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打着手势作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又谈了一会儿，法拉奇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她说：“在天安门我看到了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要保留？”法拉奇的提问确实与众不同，往往含而不露，却又一个圈套接一个圈套。如果说问及天安门毛主席像是牵连着对毛泽东如何评价的问题，那么问及马、恩、列、斯像就如同问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避重就轻，言简意明，他说：“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多次进行，用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邓小平就已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曾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中央也早在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在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

参与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龚育之回忆说：“《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中央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二十来个人吧。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写作的地方，是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几千字的提纲。龚育之这样回忆：“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第一次同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3条指导方针。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1日，邓小平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后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龚育之感叹：“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多少遍修改，多少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重新写——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重新起草，反复改写。龚育之回忆说：“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0月，完成第二次讨论稿，即提交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的稿子。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作为起草小组的成员，龚育之也与其他同志一样分头到各地方去听取修改意见。

10月25日，邓小平看了4000人讨论的一些简报。简报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他认为许多意见很好，要求起草小组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同时他认为讨论稿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龚育之说：“当时，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4000人讨论以后，胡乔木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则设想。之后，起草小组又重新改写。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建国以后各段历史作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胡耀邦主张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龚育之补充说：“不多久，小平同志又转告了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段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60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工作时间很长、威望很高的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70多人参加，讨论了10天。龚育之透露：“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由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五次提供讨论的稿子。最初交给4000人讨论的稿子是50000字，后来重写过的稿子压缩到28000字。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32000字，增加了4000字。龚育之说，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龚育之回忆说，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百条，篇幅也增加到35000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了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经过长达1年多（3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拒绝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接受专访时，龚育之说到这里时语气不免有些高昂。

“《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对此，龚育之果断地说：“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决不是简单的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龚育之认为，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都想动摇决议。

1981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通过了《历史决议》。这是向党的60华诞献的一份厚礼。《历史决议》以历史的辩证的锐利眼光拨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在罕见的两难之中作出了一个合实情、得民心、有远见的正确选择。

十一届六中全会也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就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这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前——1980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便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具体的论述，同时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众望所归，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谢绝了，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来，他这么谈及自己拒绝的原因：“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中央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排名也不靠前，但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受到了全党的公认、拥护和爱戴。当时已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4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在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1985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毛泽东。邓小平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沧海桑田，时光飞逝，一代伟人毛泽东缔造的共和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像和当初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悬挂时一样，依旧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情怀。毛主席那安详的面容、深邃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kBVoRAzUam/Ia1JwUsj8+SX7+bU7tiV2TTEIjYcp9LTnMIUm1r6ex5GsQE0Et9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