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婚恋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笔陈云的家庭生活……

过去，关于陈云身世报道极少，关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身世报道则几乎没有。通常，新闻媒体只是在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中提及于若木，冠以“营养学家”的称号，仅此而已。

为此，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问及她的身世以及她和陈云婚恋之事。

考虑到当时陈云已经去世，她详细地谈了起来……

于若木说，她结识陈云，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当天，于若木第一次见到陈云，那是因为于若木也出席了当天举行的欢迎会。于若木说：“我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讲了话，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话的口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风采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于若木在延安的大会上，还曾经两度见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陈云。

于若木零距离接触陈云，是在陈云生病的时候……

陈云在四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病逝，从小就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个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五队呢？因为五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到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这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十八岁。她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刚从北平来到延安不久。于若木记得，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对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另外，陈云有一种止鼻血的药水，是从苏联带回来的，于若木每天给陈云点几次。没事，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十九班。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于若木说到她和陈云之间的婚恋，站了起来，说这里有几封信，这几封信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她走到写字桌前，从右边的第三个抽屉里，取出一叠复印件，送给笔者。

这是三封写于1939年的信的复印件。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其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于若木又说起这三封信的“传奇”的故事：

这三封信，竟是半个多世纪后——陈云去世后——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

那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发现的。这三封信，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陆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一读信的内容，便可知乃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三封信。

这三卦信其实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信封上写着：

YU DAWCHYUAN

7 BARTON ROAD

WEST KENSINGTON

LONDON，W.14

ENGLAND

这是一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信封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1939年8月5日收”，显然收信人是个细心人，收到信时注明了时间。这表明此信寄了四十多天才收到——那时，中英之间还没有航空信，所以寄了那么久。

薄熙成把信买下之后，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那“陆华”，就是于若木。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这样，她改名于若木。想不到，这名字竟一直沿用至今，而她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

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

“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五号于若木收”。

这行字也清楚表明，“陆华”即于若木。

于若木说，信封上的英文，是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的，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

收信人“YU 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信是谁写的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位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于若木只是希望大哥送一支钢笔给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当时连一支钢笔都没有，足见延安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

“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

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分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战争中还相当顽强。我国的情况，虽然失掉许多大城市和铁路，但是军事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抗战中锻炼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说，失去的还实际上只是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是我军及我们政权统治之下。国内的政治基本上是在进步中，国内能够在一致抗敌的前提之下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当然，某些部分的不同见解可以引起一些误会，但大体说主要方面还是进步与团结。但虽然如此，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有把握地制止敌人继续前进的那种形势，但这种形势不久会到来的。由于日军越前进越在兵力上地形上所受的限制更大，由于我们的有利的地形与军事力量之增长，这些都可以使战争转变到不利于日有利于我的局面。但无论如何，可以断定抗日战争的反攻胜利还须经过相当长期艰苦奋斗。今后几年恐怕比目前还要困难些，但是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而且可以胜利渡过困难。所以如果您一九四〇年回国正可以来参加这个历史决定我国命运的抗战。

我们盼望着您这一支生力军来参加，共同奋斗。

西北的文化运动应该会很快发展的，因为这里聚集着全国的青年和不少的文化人。他们在不怕困难而苦干，文化运动努力的中心，都集中国防文学，集中在四个大学“抗战救国”。这里有三日刊的报纸和一些其他的出版物，但是如果寄给您的时候，恐怕不能如数收到。我们将试寄一些给您。新文学运动前几年做过，获得了成绩，但远没有普遍，说不上什么大成绩。不过教育事业（指农村中）比我们来此以前，那大有进步，但还须努力，还不满意。

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三十五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从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I0nNP8cR0aBYlJ/BMyWs5HmL/PWUZ9+bZoBHsp2xL7jGMNIyxMluZhC54fp1/j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