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来,毛泽东非常满意,曾对刘少奇、任弼时说:“陈云同志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
1944年,已经当了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忽然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得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北红区——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中共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中共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的荣誉。
陈云同邓小平等在延安。左起:邓小平、谭政、陈云、林彪、罗荣桓、罗瑞卿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1944年12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 的发言。这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说:“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
陈云还说:“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用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接着,1945年2月1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题为“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的讲话。
陈云指出:“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
陈云还说:“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
陈云告诫他的部下,人人要做“红色掌柜”。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陈云很生动地说:“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们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1943年底,陈云(中)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
1973年6月7日,陈云曾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说:
“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
陈云算得上“干一行,爱一行”。他最初从领导工人运动起家,又领导过农民运动,主持过特科工作,又负责过工会工作,指挥过军队,当过组织部部长,一下子又当上“红色掌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