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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以重任
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
当博古、张闻天、陈云在1933年1月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以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为领导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1933年6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1936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中央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1935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李维汉曾回忆道：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笔者注：即张闻天）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原注：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
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上海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
显然，这样的汇报必须通过上海，因为上海有共产国际派驻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前往上海。
那是在1935年2月28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当时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国民党十九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智，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
潘汉年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对他说：
“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共产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后来曾对李一氓说起自己前往白区的经过：
贵州一带，那时盛产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便以“双枪兵”而闻名。所谓“双枪”，除了一支步枪，还有一支“烟枪”。于是，潘汉年便先让红军抓了个鸦片贩子，跟他关在一起。然后，他“救”那鸦片贩子，一起逃出监狱。他化名“杨涛”，混在一群鸦片贩子之中，到达贵州省会贵阳……
又据李维汉回忆，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时，一位名叫林青的当地人前来找他，经过谈话，知道对方是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由此，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跟贵州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李维汉让潘汉年到了贵阳后，找到中共贵州工委委员秦天真。秦天真又指派中共地下党员蓝云臧，护送潘汉年由贵阳经广西到达香港，再由香港来到上海……
不过，潘汉年不是遵义会议的代表，他并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级别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白区工作的，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派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是在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当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由于处于行军之中，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据陈云1985年2月回忆，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
会议主要作出了两项决定：关于红军的前进线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再者就是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据刘晓回忆，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去上海的。
但是，有人作了仔细考证，证明陈云和潘汉年是分头去上海的。
实际上，潘汉年和陈云确实是分头出发的，陈云是在潘汉年动身后才启程的。
就是在泸定桥会议后，陈云奉命伺机离开长征的队伍，这时潘汉年早已出发。陈云是在红军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离开红军，前往上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