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当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就在陈云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发生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差一点使他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

那是在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五个来月——1931年6月22日上午9时，当一个高个男子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打算叫出租车时，一群预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突然朝他扑来，不容分说，把他推入一辆轿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审讯马上开始。这个高个男子用一口湖北话，声称自己姓余名达强。但是，审讯者抓起他的右手，指着那断了一截的食指说道：“别演戏啦！你就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的被捕，是由于顾顺章在两个来月前——1931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是中央特科三科科长。三科，即行动科，所以顾顺章深知中共中央的机密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行踪。

顾顺章一被捕，当即叛变，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五个秘密机关的地址，即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以及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共中央特科所在地。这一重要情报用密电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却落在潜伏在那里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手中，迅即告知周恩来等转移，才使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避免了被一网打尽的灾难。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中央极为震惊，决心调派最为可靠的人负责特科。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

这样，陈云在危难之际，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职务，即中共中央特科书记。

特科，中共专门负责惩处内奸、叛徒及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要害部门。

特科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最初，在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会议刚散，便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使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紧接着，又因原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韩步先和上海总工会书记张保臣的叛变，使继任者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捕。

陈延年和赵世炎双双被杀害，促使中共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对付国民党的特务，对付叛徒和内奸。于是，中共江苏省委便建立了一支“红队”。

不久，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来上海，也建立了“红队”。

1928年秋，周恩来把这两支“红队”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一支“红色恐怖队”。

这支队伍最初由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谭保全负责。

“红队”，又称特务工作科，科长为顾顺章，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据当时参加过这一工作的周惠年回忆，特务工作科下属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打击土匪的“土匪股”。

特务工作科后来简称“特科”。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反奸工作和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改由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由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负责。

这时的特科，下分四个科：

第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例如租住房、选择会议地址和掌管财务等。

第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对敌方的侦控机构进行反间谍工作。陈赓为科长。那时，陈赓化名王庸，人称“王先生”。

第三科为行动科，负责打击对中共中央机关构成威胁的叛徒、特务，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实际上就是原先的“红队”。以顾顺章为科长。

第四科为交通科，主要任务是保障上海及全国各地秘密交通网的正常运行，也负责中共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的报务工作。科长为李强。

其中，第二科建立后，便开展反间谍工作。1928年，杨登瀛便成了第一个中共特工。杨登瀛，又名鲍君甫，他是陈立夫的亲信，是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的特派员。他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

紧接着，在1929年底，第二科又派出三员干将，潜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这三名干将便是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其中，钱壮飞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在顾顺章叛变千钧一发的关头，正是钱壮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中共避免了重大损失。

顾顺章叛变后，中共急令钱壮飞以及李克农、胡底，还有陈赓，立即撤离上海。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着手重整特别委员会。

周恩来点将，调来陈云主持特别委员会。在新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领导，陈云负总责，康生为副。

周恩来还宣布：

陈云兼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工作；

潘汉年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和反间谍等工作；

康生兼三科科长，负责指挥、执行保卫及警报等工作。

这样，特别委员会在陈云领导下，重整旗鼓，开展工作。 QSHRcAUQKm/OwHkObao//eIUkLqLsDG2G7v0brtLV/KjkZCcz14ztYM+UQvAnI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