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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陈日亮老师是同龄人。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情景，留在记忆里的是一见如故的那份温情暖意。我最初把它归结为我们共同的对语文教育的痴迷，以及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执著，在这一方面，我对陈日亮老师，还有孙绍振先生和福建中学语文教育界的朋友，确有相濡以沫之感，并且永远心存感激。但直到这一次仔细拜读陈老师的文章，才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联结：对鲁迅传统的自觉继承。
“我即语文”是本书的题目，也是陈老师语文教育理念的核心。
首先要关注的自然是“我”：“我”走了怎样一条“语文—人生之路”，“我”和“语文”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正应该是我们讨论的起点：识其“语文教育”，先要识其“语文经验。”
而对我来说，识其“语文经验”，就是重读自己。
两个人的历史竟是这样地相似：我们都是当年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陈老师在“文革”中检查他的人生观是：“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我的人生观检查之一》）而我则在“红专辩论”中，检讨自己的理想是：“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一支笔。”简单说来，我们无非是以读书、写作的文人生活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而已。而这样的追求，正是陈老师后来提出以读书、写作为主要内容的“语文”是一种“人生行为，生命行为”的最初依据。尽管因为这样的追求，受到了批判和压制，但这依然成了我们最后的、唯一的坚守：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弃读书和写作，都不离开语文活动，即使“文革”时期陈老师被下放农村，我在被追捕的流亡途中；直到今天，在经济诱惑和浮躁、浮华世风影响下，“老爷、少爷都不读书，不动笔”的时候，我们却人越老，越是眼不离书，手不离笔。由此形成了我们的“语文”理解：读书、写作的语文活动，对外，它是抵御一切压力和诱惑的精神支柱；对内，它是自我生命发展的需要，是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依托。
这是确乎如此的：我每遇到生存和精神危机，都是回到“语文”，依靠闭门读书和写作来自救与自赎，以达到精神的升华的。而陈老师则强调读书和写作所达到的生命境界：他终身不忘的是，他的祖父“神专目注，一笔不苟”写字的情景，他从中感受到的是“心境澄明，意态执著”的生命状态，以及“身教的力量”。他在祖父的遗泽上，这样写道：“神清若水，心细如发；以此修身，可以致贤；以此治学，可以成家。”（《我的语文流年》）每一个蒙受过陈老师的教泽的学生，接触过陈老师的同事、朋友，大概都会在陈老师的身上，特别是在他的教学活动中，发现这样一种“心境澄明，意态执著”、“神清若水，心细如发”的生命状态和身教的力量，他的教学魅力也实在于此。这不仅是一种家传，恐怕更是他一生的读书、写作，坚持“以语文修身养性”的结果。他所谓“我即语文”，强调的其实是语文与人一生健全发展的关系，通过语文活动达到的生命大境界。
而且我和陈老师又共同地通过读书与写作结识了鲁迅：这是我们“人生—语文之路”上的重大事件，它几乎决定了我们一生。如陈老师所说，“无论是读书还是教书，是观人还是察事，我这一生都默然深受鲁迅的影响。”（《我的语文流年》）不了解、不抓住这一点，恐怕就很难理解陈老师和我，以及我们这一辈许多人的语文教育观念和实践。
而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是：陈老师是在初中语文课上通过老师的朗读而与鲁迅相遇的。陈老师说，这是他“心中一种神圣的忆念”：在老师放情诵读《故乡》的那一刻，他感到了“从作家文字的深厚内涵和独特形式散发出来”的“经典的魅力”，而且这是“通过声音传送”的，因而“直达心灵”（《我的语文流年》）。今天，我们不难发现，陈老师的一些重要的语文教育理念，比如强调“经典阅读”，提倡要“占据制高点”，拥有“自己的阅读欣赏的偶像”（《半月鸿（十）》），突出“诵读”在阅读教育中的作用，或许也就在这一刻萌芽了。而我则发现，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这样相似：我也从自己的阅读和讲授鲁迅的经验中，总结出了这样的教学法：“讲鲁迅作品，最主要的是读，靠读来进入情境，靠读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的‘入门’的通道。”（《与鲁迅相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陈老师所强调的，他的“言语生命”和“鲁迅的文格、文体、文风”的“灵犀相通”的关系（《我的语文流年》）。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点我们也很相近：陈老师在“文革”中抄录了一本《鲁挹》，自称“私家书”，“在劫难中追随一个伟大灵魂的文字实录”（《我有一本书叫〈鲁挹〉》）；我也抄了几大本，而且珍藏至今。“文革”中我还写了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笔记，以手抄本的形式，编成《向鲁迅学习》一书；陈老师也有研究“鲁迅文风”的计划，并在和学生的通信中提出了初步思路。今天我有幸读到当年的设想，依然为其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独到而惊叹不已。比如说，陈老师在信中提出：“《集外集·序言》的最末一段，是研究鲁迅风格的最要紧的文字，说也奇怪，竟很少有人提及。”（《致董琨（三）》）问题是直到今天，也就是说，时隔三十多年后，依然无人提及，这就不仅是奇怪，而且令我们这些专业的鲁迅研究者汗颜了。而陈老师当年就注意到鲁迅为人为文的严酷和通脱两面，及其和魏晋文人、文风的关系，并引述了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王瑶先生的意见（《致董琨（三）》）；而我直到21世纪初写《与鲁迅相遇》和《鲁迅作品十五讲》时才来处理这一学术课题，也是相差了三十年。我不禁想到，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历史转折时刻，如果陈老师也和我一样，走上鲁迅研究的道路，那么，我或许会有一个杰出的同道。但陈老师坚守在教育岗位上，中学语文界因此有了一位深知鲁迅的、学者型的语文教师，确也是大幸。而且当我晚年回眸中学语文，又得以和陈老师相遇，这或许正是命运之神的巧妙安排。
而陈老师对鲁迅的关注，始终是鲁迅之“文”：如上文所引，第一次引起他灵魂震撼的，就是鲁迅“文字的深厚内涵和独特形式”。而引发他研究鲁迅的冲动的，也是鲁迅的文风。他在“文革”通信中，这样写道：“我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与其说是出自鲁迅思想锋芒与艺术力量的激触，毋宁说是由于现实的学风、文风的刺戟。多年来的耳濡目染，对于时文中种种弊端之痛心疾首，有使自己不能已于言者，遂不自量力地想试它一试，纵于拯溺挽颓无些微之助，也可以破破愁闷的。”（《致董琨（二）》）我读到这里，立刻想起收入本书的《呼唤严谨求实的语文学风》一文，也是为语文学风的弊端而“痛心疾首”，“愁闷”不已。对于陈老师，为学风纠偏扶正，正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因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抓住不放。从这一角度看，陈老师对鲁迅之“文”，他的文字、文体、文风的关注，显示的是一种“语文”的眼光。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或有不同：我是更关注鲁迅的“心灵”、“思想”的。但如下文所要强调，“文字”与“心灵”、“思想”是不能分离的；因此，我在近年的研究中，也在关注鲁迅的语言和文体（文风问题倒没有专门研究），并且十分重视文本细读。看来我们的鲁迅视野是各有侧重又在根本上一致而趋同。
实际上，陈老师的“语文鲁迅”的背后，是一个他后来所说的“大化语文”的观念。这也是在“文革”中初见端倪，并在其“文革”通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而精彩的阐述—
当今之世，与其伏在牖下用功，躲进斗室偷安，实不如举步在风沙扑面的途路中，看看世人之种种面目手段，乃是现时代最紧要之学问文章。鲁迅曾指出：“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我过去读的书也颇不少，但于理解社会何有哉！真是隔膜得很，迂阔得很。这一看法的改变，也许将成为自己一生的重要的转捩点，这些年来，自感思想渐转向敏锐，头脑已不复成为他人意识的跑马场。年齿虽未至四十，而察人辨事，多有不惑，读书评文，亦颇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不轻于可否而翕然相从也。这个小小进步，曾是付出怎样的代价！（《致董琨（一）》）
这一段话，或有“文革”时代的烙印，但却对我们理解陈老师其人，特别是后来他所形成的语文观，都很重要，不可轻轻放过。
首先，我们由此而知道，陈老师不是“躲进斗室偷安”的庸人，而是有大关怀、大承担，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一个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绝“不轻于可否而翕然相从”的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坚守、思考、实践，都是出于这样的大关怀、大承担，这样的独立、自主性；因此，他的语文关怀、语文理念，是以他的信仰、信念为支撑的，可以说是他的信仰、信念的表现，甚至可以说，语文即是他的信仰、信念：这正是“我即语文”的深层含义所在。如果只看到陈老师的儒雅、慎言，看不到他骨子里的血性，他的脊梁；如果只就语文谈语文，看不到他的语文背后的大关怀、大承担，都不免是隔膜的。
我们说语文即是陈老师的信仰、信念，还因为他把自己的信仰、信念，化作了自己独特的语文观念。具体地说，就是他所提出的“文心”和“大化语文”的观念。
在我看来，“文心”概念的提出，正是提醒人们注意“文”（语言文字）中之“心”（心灵，情感，思想）。我们在前文中说到陈老师关注鲁迅其文，其实他更深知，文从心出，因此，他读鲁迅，也是读其文而识其心，进而学其文心，并借以滋养自己的文心。他说自己最后“读书评文，亦颇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这“自放眼光，自树脊梁”八个字，实为鲁迅“文心”之神髓，陈老师已经将其内化了。因此，他后来以“文心”作为他的语文观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实是推己及人，将自己读鲁迅而获得的读书评文的理念、标准推之于语文教学，期待年青一代读文而识心、育心，“自放眼光，自树脊梁”，作文因此而有心有胆。这正是陈老师所理解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社会承担及承担方式：以文育心，通过语言文字的培训，达到年轻一代心的培育，特别是鲁迅式的独立、自主的读书写作习惯和心性的养成：他所要坚守并愿意献身的，是这样的一种从自己的特点出发的，有承担的语文。
而陈老师的“大化语文”的概念，更是直接来源于鲁迅。如前文所说，陈老师在“文革”书信中即注意到鲁迅的这一观点：“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后来就发展为“从课内扩展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从读书联系到做人，把语文和各个学科打通，和人生世界打通”的思路。如陈老师所说，这包含着“世界即语言，语言即世界”的理念，“把一切化在语言之中，把语言化在一切之中”，这样就会感觉到“随时随地都身处语文之中，都拥有学习语言的良好机会”，并且所关注、学习的是活的语言，是和世界、人生、生命相融合的语言，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相通，浑成一体的语言。陈老师强调，这样理解语文，似乎“离开我们所讨论的语文教学太远了”，“但它却是我教学思路经常延伸到达的一个境界，是我语文教育思想中早就孕育着的一个精魂。也许它只是一种混沌的意识，朦胧的体验，但却很真实，很执著”（《语文教臆（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要理解、把握陈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魂，必须跳出单纯的语文教学的格局和眼界，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的关系，既是直面，又有超越。他胸怀中的语文世界是一个大世界、大境界，他关注的是人（学生和教师自身）一生的语文（文与心）的发展，民族语文（文与心）的发展，中小学语文教学仅是开端与入门。陈老师说，一个语文教师一旦形成这样的“大化语文”的观念，“就有可能深刻影响到他的教学行为方式，可以避免滋生匠气”（《语文教臆（上）》）。这又是一个极重要的提醒，我们也终于懂得陈老师的语文观念与实践，何以如此“大气”的原因。
除了“文心”和“大化语文”这两个基本点外，鲁迅的许多关于读书、写作的具体论述，也都被陈老师细心吸取，成为他的语文思想的重要资源，他的语文论述的重要依据。这里不妨抄录如下—
“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的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其实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己有关系—能懂，该问，或可取的”（鲁迅：《人生识字胡涂始》）。—陈老师说，鲁迅所揭示的这一简单事实，应该“有助于我们对学语文规律的认识”：“在所有学科中，语文最可以‘无师自通’。非无师也，乃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好的与不好的语言都是老师，不一定非要由我们这些语文老师代庖不可。上面讲的‘听取，记住’，可以理解为各种形式的语言积累，其中最主要的是记诵。‘分析，比较’，就是对所积累的进行含咏、揣摩、玩味、领略，然后便逐渐地有所‘取’，即模仿运用。这种‘积累—揣摩—模仿’的不断的循环往复，就是一个人最简便的学习语言公式，因而也必须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教学手段。”（《1997：语文教学三题》）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无声的中国》）—陈老师对此作了两个方面的阐释和发挥：一是联系孔子所说“修辞立其诚”，强调真，“真诚做人，真诚为文”，“说真话，说实在的话，说自己的话”，“不仅是运用语言工具表情达意的准则，更应该视为中国读书人修身处世的传统美德”（《半月鸿（一）》）。另一则是强调教育改革要面对中国语文教育的“真实问题”，更多地倾听“发自教育第一线”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真实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并且是不止一种声音，才能拯救语文教育的沉疴”（《退一步与走下去》）。
“（读书）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这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而“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之所谓脑子里还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而“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鲁迅：《读书杂谈》）。—陈老师在和王立根老师讨论“如何启动中学生阅读动力系统”的问题时，就引述了鲁迅的这一分析，作了两点发挥。一是强调学生的阅读如果不能进入“嗜好的阅读”的层次，就不可能有“真发动”，并且由于缺乏内动力，而“无法将一般的阅读兴趣转化为阅读智能”，这是学生阅读能力老是提不高的症结所在。二是强调，所谓“阅读动力”不是一种“单一的读书欲望”，而是“包含着各种协调动作的综合思维和语言活动，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受鲁迅启示，陈老师还将“有效的阅读”作了一分为三的分解，即“阅读”（吸收）、“思索”（加工）、“观察”（融汇），并结合古人“人生俯仰一生”、“俯而读，仰而思”、“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意思而加以深化，这都是极富启发性的（《半月鸿（三）》）。
“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默观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鲁迅：《〈出关〉的“关”》）。“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鲁迅：《作文秘诀》）。—这都是鲁迅自己的写作经验之谈，也同样引发了陈老师关于作文教学的思考，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作文教学该在哪里用力？陈老师将鲁迅的经验发挥为一句话：“只有‘静默’于平日，方能‘挥就’于当场。”他解释说：“学生平时的作文，大多数是应命写作，是为了完成或应付一次作业或考试才提起笔来，见了题目才搜肠刮肚，难免不心粗气浮。一篇好作文的酝酿，总要有一定的过程，是平时观察体验和阅读积累的一种反应生成，只不过自己并没意识到而已。”因此，一个懂得写作规律的教师，必定将主要力量放在指导学生“静默观察”即积累写作材料，并“烂熟于心”，即思索，内化，积淀思想，“一旦内储充盈，到时就会文思辐辏，笔下溜圆，呵成一篇千字文不算难事”。鲁迅对“有真意，去粉饰……”的“白描”之文的提倡，则引发了陈老师关于作文文风的思考。在他看来，鲁迅所倡导的是“美在朴素”、“美在充实”的为文之道。而“如果把报刊上一些中学生写的所谓美文进行逐段‘抽析’，就会发现，多半是锦绣其外，枯槁其中”。“中学生写作是一种青春期的写作，他们的眼球往往被形式美所眩惑，会一味追求外在的华彩”，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一些成年人鼓励下形成的这股中学生作文的浮华虚夸之风，就特别令人忧虑。陈老师因此发出感慨：“什么时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真的写作，也能够成为中学生的‘最爱’？”（《序〈福建一中作文精选2辑〉》）
其实陈老师对鲁迅资源的吸取，也是自有特点的，就是他总能发现鲁迅语文读书写作观和中国古代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正是显示了陈老师文化根底的深厚，他早已将鲁迅资源与古代传统文化资源烂熟于心，于是运用、发挥起来，也就得心应手。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也是陈老师多次提及的，我们在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时，当然可以、也有必要借鉴外国的理论资源，但如果一味眼睛向外，而忽略，以至轻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语文资源，对外来资源又食而不化，盲目搬用，那是可能导致改革的理论资源的单一与混乱的。
陈老师说：“教了一辈子语文，还是只相信一句话。这句话是鲁迅说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语文教师的知识管道中没有丰满的‘语文的水’，精神体内没有充盈的‘语文的血’，他的思想和语言就不免干涸，并迟早要陷入生存困境。”（《断想》）—这也是我一辈子相信的一句话。根本的问题在“人”，人的修养和人的精神。语文教育的关键，就在教师自身的“语文修养”（“语文的水”）和“语文精神”（“语文的血”）：我想，这也是陈老师对他的“我即语文”理念的最好阐释。
在文章写完以后，又收到陈老师的邮件，传来了他为《我的语文流年》一文新补写的一段文字，依然是谈鲁迅的影响，正好作本文的结束语，不妨抄录一段—
鲁迅的困顿而倔强的“过客”意志，他的对“绝望”抗争的努力，他的时时反观与解剖自我的勇气，隐隐地给了我启示和感召。鲁迅所引用的裴多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诗句，一直是我人生行旅和语文生涯守望的灯塔。不论是“绝望”的羽翼曾经多次掠过我心灵的那个年代，还是“希望”的微笑既激励我也不无蛊惑我的今天和明天，我相信，她的光芒都将始终照临我。
这既是对陈老师“人生行旅和语文生涯”的总结，更是一个启示：我们的语文教育和改革，正需要这样的“时时反观和解剖自我的勇气”，这样的“对‘绝望’抗争的努力”，这样的“困顿而倔强”的意志，这样的“永远向前走”的“过客”精神。
2007年2月9—14日，17日，20—22日；3月1日补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