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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青翠的小鸟轻轻地落在我的书桌上。—我在读九十二岁的冰心老人的近作《我梦中的小翠鸟》。
我梦见：我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的车里……坐垫和四壁都是深红色的。我伸着左掌，掌上立着一只极其纤小的翠鸟。这只小翠鸟绿得夺目，绿得醉人！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那高亢的歌声和它纤小的身躯，毫不相称……
历经万般劫难，还能有如此绚烂、宁静的梦，这实在令人羡慕。
而我却又感到几分惆怅：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做这样的梦了！？
……那埋在记忆深处的如花似梦的岁月被悄悄地唤醒，想起校友会的来信，说明年是附中九十周年校庆，要我“写点什么”；我突然有了题目，连忙摊开稿纸，信笔写下给母校的献词—“感谢您让我自由地做梦……”
是的，附中最令人怀想的，就是自由。首先是有许多闲暇的时间，让学生自由地做自己愿做的事，读自己想读的书。那时的功课不能说不紧，附中老师要求严格是早已出了名的；但在我的印象中，需要掌握的知识在课堂上就消化了大半，作业顶多个把小时就可以完成。—只有作文，我每回都要写好几天，不过那是兴趣所在，自愿加班加点，不在此例。剩下的时间，就是玩—玩个人之想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式各样的，漫无边际，抓到什么，就读什么，没有目的，完全是兴之所至，过瘾似的，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放下书来，就自己想，风筝断了线似的，任思想自由地驰骋，有时候就接着作者写的，继续想下去，设想书中的人物活到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怎样说话，如何行动……想得兴奋起来，就信笔写下，也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我自己的”就是了。欣赏者也是自己一个人，从不给别人看。往往开始要陶醉好几天，一再地拿出来偷偷朗读，摇头晃脑的；渐渐地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其结果可想而知：揉成一团悄悄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久而久之，甚至忘掉了还写过这样的“作品”……
有时候，上课时，也这样胡思乱想，即兴创作。记得高中语文课讲《春蚕》，我突然对小说中的荷花产生了同情与兴趣，很为作者写得过于简略而感到可惜与不平，干脆自己“编”起来，写了一篇《荷花的故事》。我的这种“改作”（“扩写”）似乎是得到老师鼓励的，甚至是老师启发的产物。记得高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高鸿奎先生（他在肃反时曾被隔离审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活活打死）就出过一个作文题，要我们将鲁迅先生《药》里的侧面刻画改为正面描写，写一篇《夏瑜的故事》。光是这个题目，就让我兴奋不已，花了一个多月的课余时间，读了许多有关书籍，甚至对清朝刑罚也作了一番考证，最后写成了一篇万把字的短篇小说《夏瑜之死》。这不仅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甚至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起点。这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即所谓不自觉的创作与研究，其可珍贵之处也恰在于此。
这就说到了附中的老师。附中之为附中，就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教育家。不同于一般的教书匠，他们不是向学生强制灌输知识，而最懂得如何让学生自己做学习的主人。在我看来，最神妙的是，附中的老师不论教哪一门学科，都善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满足学生的好奇心。鲁迅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这里说的是青少年探求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附中老师的魔力就在于他们善于发现学生处于萌芽状态的求知欲，加以精心的培养与引导，他们的教学也就成了一种艺术。在我们这些老学生的心目中，我们所信服的老师都是这样的艺术家；我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化学周（兴发）—我们私下都这样称呼老师，及化学叶（少龙）在课堂做实验演示时，让我们感到他们是在做化学魔术，把我们带入了变化莫测的魔幻世界；生物余（仁）讲达尔文主义，我们都仿佛成了探险家，跟着达尔文老人漂洋过海到处采集标本；数学陶（强）凭着几块几何模型，仿佛今日孩子手里的魔方似的，让我们的想象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还有“历史”张（我们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听说他后来被当作“伪蒙特务”抓了起来）在课堂上讲圣经故事，讲古希腊神话，我们听得如痴如迷……那时候，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精神的探险，都会发现新大陆，我们总是怀着极强的期待感，以及某种神秘感，走进课堂，渴望着在老师的指导下闯入一个又一个科学的迷宫，解开一个又一个宇宙的奥秘……记得在一次学习经验交流会上，我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第一条就是“学习要有兴趣，要把学习每一门功课当作精神的享受，这是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我的这一体会曾得到了叶少龙老师的充分肯定，以为是说到了点子上，或者可以说，这是我们师生共同的理解与追求吧。我想，附中学生成绩一直保持优秀，这大概也是一个关键原因。
在课堂上培养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唤起了创造冲动，又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得到更加自如的发挥。记得我一个人就参加了化学协会与戏剧协会；后者让我的艺术想象力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已经记不清在中学时期自编、自导、自演了多少出话剧和曲艺节目，每一次创作与表演的成功，在我的感觉中，都是一次精神的升华，我终于做起我的教师梦、作家梦与演员梦来。当然，做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班同学，我们这一代人……
……登理，还记得吗？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要避开班上同学，偷偷地溜到玄武湖，租一条小船，划到荷花塘深处停下，编造起我们自己的“童话”来。我写，你插图，题目就叫《神剑》，讲一个勇士探宝的故事，后来，我还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在蓝天、白云、盈盈湖水、田田荷叶的包围中，我们的心变得纯净而柔和，仿佛要融化在这美妙的天地之中……
……敦荣，你还记得吗？中学毕业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学校后山上，几乎走了一夜，谈了一夜。我像往常一样，高谈阔论，有声有色地描绘自己的“儿童文学家”梦；而你呢，照例沉默着，偶尔也细声细气地述说自己要当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的梦。如今你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而我还在继续地做梦……
我们这批同学，我们这一代人，走出中学时代，就遇到了以“反右斗争”为开端的历史大动荡，大曲折。
谁曾料想，在中国，竟然会出现不许做梦的时代！但这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大学期间，我的“作家梦”被当作“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严厉批判，从那时起，噩梦就一直纠缠着我，再也没有离开过。为了驱走这心中的噩梦，我曾写信给中学时代的老班长韩品嵘（品嵘，你现在在哪里？），诉说我的苦恼。他后来专门约我到颐和园玩了一次，暑期在南京聚会时，他、庆象和我，还特地到紫金山山脚重温旧情，我们仍然孩子般地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手折的纸船上，放它顺流而下……但我们已失去了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即使笑，也是苦涩的。我们分明感到，童年金色的梦再也不能拾回：它已经破碎了……
最近，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我重读了别林斯基的一段论述，对这段历史似乎又有了新的认识。别林斯基指出，青年时代是人的“精神幼年时期”，“他不过是美好的灵魂，但远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裂”，将看到“生活的梦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同一的东西”；这就是说，即使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发生历史的曲折，梦想的破灭也是必然的，这是“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向“不和谐与斗争的过渡”；但也如别林斯基所说，这种“不和谐与斗争”最终仍将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周作人说得好，“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他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要回到她的怀中来”。
于是，在两鬓斑白之时，我似乎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梦的怀抱。仿佛是鲁迅所说的“朝花夕拾”，我重新“拾”起了中学时代的梦，不是怀旧，而是要在有限的年月将它一一实现。我对我的朋友和我的学生开玩笑似的说，我这些年的工作，无非是在圆梦—尽管教师梦早已实现，但只要想起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每次走上北大的讲台，仍然怀着一种神圣感，仍然充满着内在的激情；去年，在一场大病之后，我写了一部关于曹禺的书，这是中学时代戏剧梦的现实化；现在，我又把目标转向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我还在迷恋着当年的儿童文学梦。
我知道，我依然活得沉重、苦恼，以至恐惧依然纠缠着我的灵魂，我远没有达到冰心老人那样的灵魂的和谐，那将是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生境界。
但我仍然梦想着：有一天，这只青翠的鸟会飞入我的梦境。
你看，它已经站在那里，安详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