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师”和“青年”大概可以算是我的生命中的两个关键词。

我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作为“教师”的钱理群，比作为“学者”的钱理群更重要；作为“30后”的老青年，我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和“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六代青年，都始终保持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

当然，我也没有把教师和青年理想化，曾提出过“启蒙的专制”与“青春是可怕的”两个命题：对于自己所向往的东西，我都坚持既追求、坚守，又质疑的态度，警惕可能存在的陷阱。

尽管有这样的清醒，但我依然不能离开教师与青年。特别是在退休以后自觉地远离学术界，我的交往，除了家人、友人、乡人之外，就是教师和青年这两个群体，还有民间思想者。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里，我又说了这样一番话：当我面对当下中国的全面危机，感到绝望的时候，我发现了“真正的教师”和“新一代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凭着自己的良知和理想，进行着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我感到自己找到了鲁迅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又有了微茫的希望。

这样，“教师”与“青年”，就作为决定中国教育，以至中国历史命运的基础性的存在，出现在我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视野里，我书写他们，就是为被大历史叙述所忽略的“小人物”作传，我的“20世纪中国人史”因此有了更深厚、坚实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