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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在和一位边远地区的语文老师通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教育有没有希望，中国的语文教育能否真正体现人文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拥有大批的“有思想的教师”；而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语文教育之所以需要改革，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现行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首先束缚了教师的思想，不容或不利于“有思想的教师”的发展，当然也就很难培养出真正有独立思想、人格的学生。因此，我认为，教育改革（也包括语文教育改革）应该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在教育体制上给教师、学生以较大的自主权，让他们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把教与学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也要求思想的解放，创造最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它的实现却要有一个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这就产生了所谓理想追求与现实的矛盾，每一个有思想的教师都会面临你所说的在夹缝中挣扎的困境，但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有一批有追求、思想独立与自由的自觉的教师的坚守，更准确地说，是在困惑中坚守，即鲁迅所说的“荷戟独彷徨”。（《语文教育门外谈·相濡以沫（二）》）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期待，所以当一位湖北县城的老师给我寄来了他的一本自印的书，我从中读到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我真的是被震撼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谈及的问题也很多。现在公开发表时，为了阅读的方便，就在信中加上了一些小标题，这样或许会使这封信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梁卫星老师：
上次在电话里，我说过要给你回信，但却一直杂事缠身，几乎失言了，这是要请你原谅的。
这次总算下定决心，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放下，集中精力，读你的《勉为其难的抒写》。但没想到，这本书竟让我受到了如此大的震撼，几天来我都被其缠绕，无论做什么事，都想着它，不得安宁。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所期待、所呼唤的语文老师，中学教师，民间思想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等得太久太苦，他终于出现了。于是，我决定写一篇“读后感”：《作为思想者的教师》—考虑到要公开发表，有些话不能说，只能选这样一个相对狭窄的题目。但几次提笔，都无以成文。转而又想，还是先写回信吧，免得欠债太久，无法向你交代；而且既是私人信件，就可以说得更爽快点。
我首先被震撼的是你提出的三个问题：“思想是如何失踪的？”“在这样邪恶的无道肆虐的十六年里，我们在做什么？”“……之后，我们何为？中国何为？”—这对汉语文化的追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逼视，确实惊心动魄。关于前者，我完全同意你的《王权统治无人国》等文的分析，我发现与我关于1949年以后的文化的分析十分接近，我写有《我的精神自传》，对我的这些分析有一个概括的说明，以后再传给你看。而后者，也正是这些年我一直在痛苦地追问自己的。就像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我发现这越来越疯狂，也越来越精致的吃人肉的宴席，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必无意之中”，吃了“几片肉”！我也由此而做出了与你类似的结论：在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整体的萎缩”，而后二十年，则是“整体的腐败与堕落”！—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样的“参与吃人”的罪恶感，我在“文革”结束时曾有过，这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初动因，第一本《心灵的探寻》就是这样的因忏悔而觉醒之作；而现在，我又有了新的罪感，却陷入了无以言说的困境……
因此，我完全同意你对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可谓击中要害。在我看来，根本问题在于，他们都共同地有一个“国师”情结，自以为有一套治国良策，总希望与一定的权力集团联盟，以借助其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大志。因此，他们实际上都是以一个政治家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去思考与做事的。在我们这些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情结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看来，他们与官方总是有些暧昧关系，并且他们的那种政治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也确实让人不放心。这里存在着一个思想者与政治实践者之间的差异：前者追求思想的彻底与纯正，因而多疑，常导致行动的犹豫，终于只陷于空谈；而后者无论言与行都显得果敢，追求时效，因而也时时讲妥协、谋略，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坚守，但也不妨随形势而变。在我看来，鲁迅就是这样的思想者，他一再说自己不懂政治，也不适合搞政治，这是确实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者，对许多反抗行为，尽管内心持支持态度，但对其某些内在理念和背景却又存疑虑，因而会为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与自由，采取观望态度；但一旦参与者受到了迫害，就常常引发对自己的道德的自责，并为自己只能空谈而痛苦……
你的下述看法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在专制统治下，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首先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左派。”鲁迅正是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统治下向左转的；在我看来，当今的中国，坚持真正的独立、自由，对体制持批判态度，不抱任何幻想的知识分子，也是必然要向左转的。在我看来，我们真正应该继承的，是鲁迅的左翼立场与传统，鲁迅才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的左派，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真正左派。
我理解的“左派”鲁迅，就是他说的“真的知识阶级”，其基本立场有二，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站在平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弱势群体”这一边。这两大基本立场，决定了鲁迅式的左派的命运：他将永远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且永远是孤独、寂寞与痛苦的。这样的左派，在其思想上，也必然带有我前面所说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的色彩。
当我选择了这样的鲁迅式的左派立场之后，也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中。
一个是你在《游移：在沉默与言说之间》里所描述的理想主义的困惑：“理想主义的话语体系只能在沉默中于某个边缘地带苦苦挣扎，也正因为如此，他很大程度上只能在某个精心护持的环境中封闭性地坚守其生命的存在。”而且理想主义也自有其陷阱：“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与现实主义话语体系的交锋而可能流于恶劣的孤芳自赏。”于是，就会产生你所说的那种“自己存在状态的荒谬”感，以至“现实和理想都成了我刻骨铭心的敌人”。但又“只能保留自己的怀疑，让内心的悲凉不可外溢，所以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游移……”这其实也是鲁迅当年的处境。
为了缓解这样的矛盾，我近年提倡并身体力行于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即所谓“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最后就变成“能帮一个算一个，能做一点算一点”，反正要做，要像鲁迅的“过客”那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坚持理想）而“往前走”，一步一步地走。如有可能，就联合一批人相互搀扶着走，即我经常强调的“相濡以沫”；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在我看来，你大概也是这么做的，这几乎是你我所唯一能选择的道路。但实践起来，也有许多矛盾。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绝对不成比例不说，我还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表明自己是在坚守而已。但这不就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至于所谓“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问题就更多更大。
首先，你真正了解弱势群体，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实状态与真实要求吗？这个问题对我这样的深居京城的大学教授，是更为严重而现实的。我因而对你所谈及的农村社会的一些文章特别感兴趣，《难以命名的边缘80年代：无声无事的悲剧》就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同时又加重了我的自我怀疑，这就是你所说的，“一方面，对言说对象保持着亢奋的言说热情，一方面，则又对言说对象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这就陷入了“良知与真诚的尴尬”。问题还在于如果对这样的尴尬缺乏自觉，误以为自己的农村想象就是农村的真实，就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如你所说，有些知识分子（我自己反省，大概也是属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农村文化更接近于一种田园牧歌情调，实际上，这“只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建构，其依据不过是农村生活的表象”，“如果认定这种牧歌情调的确是农村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那只能是一种粗暴的精英文化意识形态强迫症”，“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对农村文化的去主体行为，是更可怕的对农村文化的遮蔽与抹杀”。（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鲁迅早在《风波》这篇小说里，就已经嘲笑过这样的制造诗意幻想的文人：“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这就说到了一个更需要警惕的精英主义的“扩张性心态”。你说得很好：“在长久形成的对‘三农’主体的轻贱与不尊重的传统笼罩下，知识分子即使是出于真诚的心愿去表达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也会变成对‘三农’主体的可怕的抹杀”，“只有知识分子始终对自身所负载的文化意识保持足够的反省与警惕，扼住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扩张性心态，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从内在的良知焦虑走向外在的行为赎罪”。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农民主体的忽视正是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三农”问题成为时髦，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划清界限就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时髦口号下的新的帮忙与帮闲，而要坚持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文化决定论”的陷阱，这也是你所说的“精英文化的扩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诚然，知识分子，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问题的特别关注，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对“三农”问题的介入，更多地关注农村的文化、教育问题，这也是合理而自有意义与价值的，这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农村文化教育问题应当还是一个政治化、体制化的问题。不从政治途径与体制化改革方面下功夫，文化教育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因此，我们在讨论农村教育、文化问题时，如果陷入文化决定论，就有可能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最大的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的遮蔽，就有可能走向我们的善良愿望的反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民粹主义”的陷阱。我完全理解你的恐惧：“在一个民族素质不高的国度里，做一个民粹主义者就意味着放弃对高贵的追求与对超越的向往，对理想与希望的憧憬。在一个几千年无‘人’的国度里，做一个民粹主义者就意味着永无指望的等待与毫无血性的宽容。在一个冷漠麻木的国度里，做一个民粹主义者，还意味着做永远的看客与毫无自觉的奴隶甚而奴才。”有的知识分子常以底层人民的“代表”自居，这不仅有前面所说的“是否真正了解底层人民的要求”与“精英主义的扩张性”的问题，而且还会遮蔽知识分子与底层人民的区别与矛盾，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甚至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今天重温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及他的要防止成为“大众的帮忙与帮闲”的警告，是有很大意义的。鲁迅说得好：“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
于是，就产生了关于自我存在的根本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如果我们真想成为一个思想者的话，就必须这样不断地追问自己。这也是《我的精神自传》的主题。因此，你的自我认定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我不可以做一个国家主义者。”
“我不可以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我不可以做一个民粹主义者。”
“我可以是什么主义者呢？保守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激进主义者？……不，我其实不属于任何主义者。我明白这世间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加冕主义，然而，无论多么好的东西，一被冠上主义的巍峨之帽，就只能是对其本身的背叛；就只能是对我脚下的这无边无际的泥土的背叛。有时候，人道主义不都成了杀人的利器了吗？”
“我不是什么主义者。我是一个人，一双脚深踏在这苦难大地上的无足轻重的人。一个血液中喧响着泥土的无辞的言语的人。一个脉搏中跳动着泥土的忧伤血液的人。”
“我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与无能为力。我只能尽自己所能地记录下自己所看到所听到所遇到的黑暗与苦难，只能写下自己在黑暗中的感受，只能在黑暗中对黑暗的始作俑者，对一切有知与无知的帮忙与帮闲们发出自己微弱的诅咒与憎恨。”—“我所有的言说只能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上”。
但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同时，又不能不产生新的自我质疑，因为“人若反抗，最后等待他的必然是对自己存在本身的质疑”。在中国曾经有过“从未有过的如此深刻的异端思想家”，这“堕落的历史国度里唯一的异端”鲁迅以后，已经“没有人”了。
呵，你谈到了教育，这令人痛心的可诅咒的中国教育！
我完全同意你的基本估价：“中国教育已臻祸国殃族之境”！—记得我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出，1949年以后的两大难以弥补的失误，“一个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二十年最大的失误之一，也是教育问题”。我还说：“教育方面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越是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然越大”（《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后来，在2000年对我的大批判中，这也成了我的主要罪状。但恰恰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教育又发生了全面4的大滑坡：从中小学到大学，从农村到城市，其恶果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所说的大滑坡及其恶果，主要指两个方面。
首先是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这几年急剧发展的社会不公的集中表现—以至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负担，可以说是权贵资本对中国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一次集中大掠夺。
其根源就在于所谓“教育产业化”理念、政策的提出与疯狂推行。据说有关部门宣称：“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真的如此么？早在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里，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行业，属于第三产业。而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更是规定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教育产业”。翻翻当时的报道与鼓吹文章，就可以知道，那是曾称为“教育思想新解放，教育改革新突破，教育工作新跨越”的重大标志的（蒋国华：《十字路口上的现代教育—教育产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收《革新中国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而教育产业化的要害，就是否认教育的公益性与公共事业性这一基本性质，当时的批评者即指出：它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使政府推卸了在调节社会公平上应负的责任”，而鼓吹者也说得很明确，就是“教育产业化可以促使家庭把储蓄转化为教育投资和消费”，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张人杰：《“教育产业化”：一个存疑的命题》，收《解读中国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说白了，就是要将老百姓在改革开放中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有限财富，再从老百姓的腰包里掏出来，转化为权力资本：这是明目张胆的对老百姓的掠夺，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次恶性再分配。
其后果是明显的：一方面，在所谓“大学扩招”、创办“大学城”、“示范性中学”、“公办民校”等名义下，将公共教育资源急剧向城市里的富人阶层、利益集团倾斜，另一方面则通过乱收费极大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而且造成了空前的教育腐败，形成了校园里的利益集团，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原因即在于此。而不堪承受教育重负的农村，就出现大量的辍学现象。你的文章里对农村教育的凋敝，农村儿童失学，以及农村青少年的出路的描述，特别是女孩被迫出卖肉体，男孩沦入黑社会的底层社会现状的揭示，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它与我在城市里见到的贵族学校的奢华，形成如此触目的对比，实在惊心动魄。
教育大滑坡的另一方面，是至今被人们所忽视的，就是你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在中国教育精心而一意孤行的培植之下，恶之花怒放在几乎所有的心空！中国教育成为了绝望、仇恨、麻木、恣睢、狭隘、无知而又狂妄自大、无耻而又顽固保守、非理性而又世故圆滑的基因培育基地”。我完全同意你所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正视，许多人不敢、不愿承认的教育现实。
在我看来，这正是这些年的极度功利化与两极分化的教育所带来的一代人的精神创伤与精神病态。
当然，首先还是社会的原因。因此，你的学生对你的“教训”，就让人心惊肉跳—
“老师，你别白费劲了，什么爱，有钱有权才有爱”；“老师，你不用操心了，考上大学又怎么样？没有钱没有关系还不是没有工作”；“老师，我爸妈是农民，他们没用，我瞧不起他们。将来？我是不会做农民的。上不了大学就混呗。街上许多人不上班不干活原也没什么后台，还不是混得比谁都好”；“老师，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当不得真的，你就别瞎操心了”；“老师，这社会什么都是假的，你看电视上层出不穷的歌舞晚会总是说盛世道繁荣讲爱心，我家里那么穷，谁管了”；“老师，电视那些青春偶像剧里的人们一天到晚出入高级宾馆、星级饭店除了谈情说爱还是谈情说爱，没钱没势行吗？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老师，你看电视上全部都是皇帝戏，你看那些皇帝多拽，他们把手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做人就得这样！”……
这正是我们这些多少怀有教育理想的老师的尴尬所在：社会的力量远比教育强大，“当教育者费心尽力地给孩子们植入爱与温情、宽容与平和，求知欲与救世志的时候，整个社会、整个体制、整个传统却在以不可抗拒的力度与强度，告诉孩子们必须要做一个没有温情，没有爱心，越冷酷就越好的人—一个非人！”
但如果教育不能对抗社会的假、恶、丑，做社会的净化剂；而是向其投降、看齐，自身成了社会假、恶、丑的有机组成，一个培养假、恶、丑的温床呢？—这正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与问题：这不仅是教育的失职，更是教育的变质。
在这样的教育下，能够出现什么样的孩子呢？
你有一个很准确，也最令人痛心的概括：“仇恨与冷漠，市侩与无情，颓废与混世……正在这些年幼的心灵深处茁壮成长”，而且“没有人可以阻止，没有人”。
我和你一样，为许多孩子惊人的冷漠感到恐惧。一个孩子被车祸夺去了生命，另外两个孩子竟是毫无反应，一个说，没有什么想法，人总是要死的；一个说，我以后要遵守交通规则，走路要小心一点—类似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校园里是经常发生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因为我们的老师、校长已经和孩子一样冷漠与麻木！你说得很对：可怕之处在于“不仅对别人冷漠无情，对自己也一样，如此没有热度的生命有什么可以使他们疼痛与伤神呢？”这其实也正是这些年不断有中学生、大学生自杀的最根本的原因。他们的生命是“没有热度的生命”，因为儿童、青少年生活中应有的一切欢乐已经被我们的教育剥夺殆尽了，从生命的起点上，就了无生气与生趣，怎能不漠视自我与他人的生命呢？培养健全、健康的生命，本是教育的天职，而现在，我们的教育却在扼杀孩子的生命的生机：这不只是变质的教育，更是罪恶的教育！
我完全理解那一时刻你的内心感受：“那两个学生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我瘫在椅子上，良久，一动也不动。我不仅被打败了，我更感受到了世界与生命本身的荒唐与无意义。然而，这一切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我还要问的是，我们作为这样的社会与教育里的一员，对这一切又有什么责任呢？—这样的感受与追问，又岂止是在那一刻！
你说得很对：爱的缺失、心灵冷漠的另一面，是心灵的毒化。这正是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的教育结出的一个恶果：“绝大多数的人被挡在了教育的门槛之外，而少数通过家族供养或破家卖血得以留在校内的贫民子弟也只能在屈辱和轻贱、漠视与排斥中艰难求学，除了靠仇恨和隐忍度日，他们根本别无选择。马加爵就是确例。如果听任这一局势发展下去，也许不出十年，中国教育将成为仇恨的火药桶，引爆剧烈而不可收拾的激变！”—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我看来，这样的仇恨与怨愤，正是培育“文革”那样的大动荡、大破坏的温床。
心灵的毒化之外，还有心灵的奴化。这就是你在文章中反复质疑的以“培养有用的人才”和“工具”为目的的充满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的教育，这是一种“极度狭隘而短视”的教育，“封闭而全面异化”的教育，或者如你所说，“在教育的领地上，我们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教育”！这样的“没有人”的教育，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批判，但它却僵而不死，甚至死灰复燃，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符合体制的需要，是体制的产物。所以你才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的教育是多么地恐怖，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多么地帮忙帮凶，我们的作文教育又是多么地帮闲帮护！”
而体制要精心培育的，是你在《我有一本杂志，名叫“虫豸人生”》一文里所描写的“淑女”。读这篇文章我真有惊心动魄之感，因为在我身边，正有多少这样的“淑女”、“淑男”！我们的所谓“精英教育”正是在精心地打造这样的淑女、淑男，这是中国两极分化的教育在另一端所结出的恶果。他们确实如你所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兴趣广泛，恐怕大海和天空也容纳不下的精灵”，他们十分熟练地用“伟大而严肃的文化饰品”包装自己，有时也无妨“刻意表现农家贫寒女子的大度与纯真”，但他们的生命却“与现实人生无关，与社会苦难无关，与生存问题无关，与蓬蒿之人无关”，他们生命中只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与理由；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教养，所做一切在表面上（仅仅是表面上）都是符合游戏规则的，合理合法，因而无可挑剔，更指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微笑，都是有明确的功利目的的，这是鲁迅说过的“精神资本家”，为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是要收取利息的。他们的另一面，就是你所说的“世故”，令人惊异的“理性化与成人化”，即所谓“少年老成”。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亲和力，不仅是因为共同追求稳定与秩序，而且他们正可以利用主流意识形态来谋取最大利益，因此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但他们同时又是鲁迅所说的“不忠实的走狗”，也要与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主子的反对派保持某种联系，因此也有限度地做出某些民间反对者的姿态：他们是十分精通鲁迅说的“二丑艺术”的。不过，他们毕竟年轻，初出茅庐，有时表现得过于情急，因而引起反感与警惕。不过，这不要紧，总是会逐渐成熟起来的。重要的是，他们是体制的产物，是体制所需要的，正在或必将被培养为接班人，这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而这正是这些现代中国“淑女”、“淑男”的危险所在，须知他们是要决定与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的。一想到他们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人才，你们这些中学老师辛辛苦苦地把尖子学生送到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结果造就出这些“淑女”、“淑男”，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也如你一样，“感受到世界与生命本身的荒唐与无意义！”—我和你，分处在中国教育的高层与底层，而我们的感受竟是如此地相同啊！
而命运却安排我们当上了这样的教育体制下的教师。我理解你的痛苦：“我讨厌教书，我从骨子里蔑视那些站在讲台上的人。从有明确自我意识的高中年代到愤世嫉俗的大学时代，我没有聆听过一节令自己衷心感佩的课，没有碰到过一个有理想有激情有才华的老师。死气沉沉的校园，戒律重重的学生生活，言语寡淡的课堂，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自以为是的白痴老师……让我对学校和教师们充满了恐惧和厌憎。然而我命定，只能教书！……我只能走上讲台，成为我自己憎恶的那种人！这让我内心弥漫了屈辱和悲凉。”—应该说，我和你属于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境遇，我和你关于教师的记忆是不同的：我的教师感受与想象里充满了浪漫色彩，对教师职业充满了神圣感与自豪感。但我必须承认，你的教师感受，更接近真实。你所提供的是一个或许难以接受、却是必须正视的中国教师的现实图景。
但最让我感动的，却是你的自律：“别做自己憎恶的人”！“希望自己能通过内在的努力，做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师，一个真正的教师”！
然而，这又是怎样一个艰难的选择啊，这真是漫漫长途啊：“在讲台上一路踉跄着走来，辛酸而沉重……”
你确实与众不同，确实“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社会认同的教师”，因为你向自己提出了几乎无人思考的问题—
“你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独特认识吗？”—你如此追问，是因为在你看来，“作为一个教师，如果他对世界的真实面貌没有属于自己的明确认识，而且他也没有想过要有自己的认识，他就无权站上讲台，因为他必须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你有信念吗？你有属于自己的信念吗？你感受过这属于自己的信念的生命气息吗？”—因为在你看来，“‘知识始于信念’（狄尔泰），一个人对知识的选择与传播、创造更应当是始于信念”，“如果没有自己的个体信念，我们怎么可以毫无愧色地做一个教师呢？”
“你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观吗？”—因为在你看来，“教育！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都无法避开这一词语的诘问。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如果没有明确的教育观，他其实根本无权停驻于这一词语所指称的生命空间。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每个人心目中应该有不同于他人的教育，尽管在终究旨归上它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你反思、追问了自己的知识观了吗？”—因为在你看来，知识观是决定教育的目的与教师的立场、身份认定的：如果“我们秉承着一种旁观者的知识立场”，那么，“教师们就不可避免地以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教育，教书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顶多也是一种获取所谓成功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生命运动，更不认为他们关乎自己的生命伦理的完成”，“教师还会以布道者自居，成为讲台上的暴君和老大，进而成为学生的敌人”，同时也将导致教师自身“精神世界的日见萎缩乃至干涸”。
“你思考过，应该有怎样的课堂语言，言说姿态吗？”—因为在你看来，“作为一个教师，对语言缺乏自觉是不可思议的”，“说到底，语文教学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行为”，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教师，不能不“对自己的课堂语言充满了警惕”，你说你“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如林黛玉进贾府一般，处处留心，处处在意，害怕我的语言对学生形成误导”……
“你思考过‘启蒙’与‘教师’的关系吗？我们需要怎样的‘启蒙’？”—因为在你看来，尽管“在一个据说是已进入后现代的时代里，启蒙立场本身就是遭人诟病和讥讽的”，但“一个教师不论以什么样的姿态营造他的课堂，不论以什么角色面对他的学生，他始终都是一个启蒙者，他的使命始终是启蒙”。但“启蒙”这个词语却使你的“教学生涯充满了尴尬与难以言说的沉重”，你不断地充满警戒地追问自己：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导师”吗？我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审判者”吗？“我的人格与权威”真的“高于一张课桌”吗？我能支配“学生生命伦理的形成与践履”吗？你终于明白：你和你的学生是“互为启蒙者”的，“在启蒙星空下涌动的是充满了现代意识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你还意识到“启蒙不是以理性为上帝，而是以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为宗旨”，因此，你说你的课堂“在启蒙的指令下，不独面向社会，面向知识，更面向大地与天空，河流与树木”，你期待你的课堂里走出的是“具有大人格的人，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他们爱自己的邻人一如爱自己，他们爱自然一如爱自己”。你给自己竖起了一个高标尺：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启蒙，因此，你说你的“启蒙之旅充满了反启蒙的色彩”。
“一个教师，可以没有一定的艺术判断力与审美力吗？”—因为在你看来，“没有什么比艺术更有助启蒙的进行了”。但你却提醒人们警惕“伪艺术”，因为在我们的学生的生存空间里正充斥着各种伪艺术。你特别提出要注意“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艺术”与“政治化的艺术”的腐蚀作用：后者让人在充满谎言的灌输中“丧失自我”，前者“让人在快乐与消遣中忘却痛苦和忧伤，逃避反抗与追求，安于现实，最后使人格集体平庸化”。这是一个及时的警告：因为许多教育者对此似乎还毫无警觉。
我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你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真正的思想者的提问，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教师，自觉的教师，在走上讲台时，必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重要的不是你对你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回答，因为答案是可以而且必然是多样的，意义在于你在思考与追问。而这正是中国的教育、教师所匮缺的。至少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人，特别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在思考这样的关于教育、关于教师的根本性的大问题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类问题交给某个特定的人和组织，教师成了机械的贯彻者、执行者，成了没有独立思想与创造，没有独立意志与人格的按图制作的真正的“教书匠”。不是教师愿意如此，而是体制需要如此。
然而，“你”出现了—这自然不是仅指你个人，而是人数不多、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批人，即我所说的“有思想的教师”。在我看来，这是这些年的教育大讨论、教育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你的书给我如此大的震撼，让我迫不及待地要和你讨论，并借以表示我的喜悦与敬意，原因即在于此。
你我都清楚，有思想的教师在当下中国和中国教育界会落入怎样的境地。如你所说：“对当今中国第一线的教师们诉之以思想的要求，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你说你是教育的“叛徒”与“异端”，这是确乎如此的。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体制对异端的严密控制是有如天罗地网，使你无路可逃的。读读鲁迅的《孤独者》、《狂人日记》、《长明灯》，就知道这种扼杀是多么残酷而有效。不仅是体制的压制，必要时随时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你的教育权和饭碗；不仅是同行的嫉恨，不用说教育界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在一些安于现状者看来，你的存在都构成了威胁：不仅是集体无意识与舆论形成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使你陷入永远的孤独中；不仅是家长、学生的不理解、拒绝，以至出卖；不仅是“战友”的背叛：你会发现“思想者”、“批判者”也有真假，特别是思想反叛成为时髦的时候，你更会经常碰到鲁迅所说的“伪士”，也会出现你所说的“伪精神信仰”，以至你都要拒绝承认自己是“思想者”；但最致命的是你自身的困惑，自我怀疑：“我的所有的经验真的可以涵纳人世的真相吗？我的真诚真的如此纯粹吗？我的良知真的无可置疑地可靠吗？我的文字难道不是充满了狂乱和迷误、偏执与成见、无知与残损吗？我其实无法相信我自己，无法相信自己的言说”，“我迷失于生活中，不能确定自己是谁，我发现自己会时常成为自己的陌生人”，“我有时发现自身的言语行为走向了自己期许的反面”，“我成了自己无法战胜也不敢正视的对手”：这样的困惑与怀疑是思想者存在的条件，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必然要反身自啮，因而他自身的困境也是无以摆脱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恐惧和忧伤？”
或许正是要抗拒这样的恐惧和忧伤，才有了艰难但是必须的坚守：这是颇近于鲁迅的“反抗绝望”的。
你的《最后一堂课》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深深地感动了我。但我要告诉你，首先感动我的，却是你的退让与妥协。你说，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一考定终身的国度”，你的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更需要通过考试去圆自己及祖父辈“几代人的大学梦，其实，那不只是圆一个梦，那还是对一种生活的渴望”，因此，你说，你不能拿学生的未来去做教学实验，“我不能”！—这“我不能”让我的心为之一震！不仅因为这其间的无奈，不得不做出牺牲的痛苦，更是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爱与理解，真正的教师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正是在这里和那些貌似激进，其实是沽名钓誉的“伪士”划清了界限。尽管如此，你仍然向学生“郑重道歉”，请他们“原谅我这个朋友真诚的无奈”，而且告诉学生，他们在以后也会“如我一般充满无奈”，希望学生认真思考：自己“该如何对待”。—把真实告诉学生，不许诺虚假的光明：这才是真正的教师！
但告诉学生要正视现实的黑暗，只是教师责任的一半，更要引导学生：“不能因为世界的不公与黑暗而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永远也不应！”“我们不能逃避，更不能自我放弃”，“永远都不要自怨自艾，也永远都不要仇恨”，这四“不”里的理性精神、自强精神，是真正的教育精神。
但你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精神激励，进一步引导学生将自己对生活的意义的追求落实到“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细节之中”：“细节”正是你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
而你最后的嘱咐与自励，把你所有的思考与困惑都化作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将来，无论你们面临什么困境，无论多么地无奈，无论是怎样的屈辱与绝望，也不要放弃！在不放弃中，在对爱和希望的持守与践履中，无论多么弱小的心灵，都会丰富强大起来！”
我也终于明白：我们之间，尽管有着种种的不同，但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是为生命的理想之光所照耀的。而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它必然是理想主义的。我多次对年轻人说过，一个真正的教师，必然也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你不想选择理想主义—这也是你的自由，你就最好不要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当然，如前所说，我们对理想主义也有，而且应该有质疑，我们追求的是质疑中的坚守，而且我们在享受理想主义者生命的充实与欢乐的同时，也承受着理想主义所必然带来的生命的沉重与痛苦。
但我在你们这些仍然坚守在第一线的老师，心怀理想主义的老师，作为思想者的老师面前，仍然感到不安。因为我太知道当下的中国教育是多么可怕了，我太明白你们实际上是在泥淖里挣扎；而我却退休了，已经逃离苦海了。是的，我在退休后，曾经回到中学，试图和你们并肩战斗，但我很快就发现，中国的中学校园已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力图有自己思想的教师已无立足之地，于是，我知难而退，宣布最终结束自己的教学生涯。尽管也还是给自己描绘了一个浪漫的尾巴，说我为自己的教学生涯结束在中学感到骄傲；但心里却明白，我是在临阵脱逃。尽管没有人会指责我，因为我本该退休，也就是说，我的年龄比你们大，这给了我逃避中国许多让人烦心、绝望的事情的权利与机会。而你们，就因为年轻了几岁，十几岁，几十岁，就必须继续承受苦难，承担责任。因此，当我在这里和你谈论“坚守”之类的大话，我无法摆脱我的内疚与不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有什么权利和别人讨论？这其实就是你的文章让我不得安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一方面，我有很多话想和你交谈，另一方面，我又担心或者说害怕陷入空谈与虚伪。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如此之长，所谓一吐为快吧。但我真的因此而轻松了吗？我不知道，甚至这封信要不要寄给你，我还要想一想。—不过，恐怕还是要寄出的。因为我已经把你看作自己的朋友了，而在朋友面前，就不妨袒露一切。
匆匆即颂
教安
理群
2006年3月18日、20日、22—24日陆续写成，11月21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