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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王栋生老师的《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不禁掩书长叹：“这才是个合格的教师！”
在我的心目中，“合格的教师”就是“真正的教师”。
长叹之后，是深思和追问：教师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怎样才无愧为人之师？教师，他（她）必会有、应该有什么情感，心理，思维，观念，修养，气质，品格？
王栋生老师的教育随笔，常给人以震撼。《“模范”如是说》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在教育表彰大会上，有“模范教师”介绍经验，说自己如何为了坚守讲台，而不顾照顾家庭，以至妻子瘫痪，老父含恨而死，无暇关心女儿学习，连自己也延误治疗而落下终身残疾……据说这就是教师的无私奉献，云云。王栋生拍案而起，怒声问道：“一个人，连妻子都不爱，连子女也不爱，连父母都不爱，却说热爱自己的‘岗位’，爱自己的学生，这种话，你相信吗？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抛弃了所有的亲人，只是为了能站在讲台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工作牺牲亲情，牺牲亲人，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极不人道的，至少是麻木和虚伪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教师当有正当的人性。一个人没有‘人’的意识，没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从事教育工作。”—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性的教育观和教师观，也是王栋生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有人情，要体现人道精神”（《跑，还是别跑》），“不近人情”，就“近于野蛮”（《昨天的故事》）。
而以这样的失去正当人性的教师为模范的教育，就必然是“反人道的教育”：“它破坏的是基本的伦常，毁灭的是人性。”王栋生老师质问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学生都成为连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的人，成为六亲不认的人？”
问题是这样的六亲不认的教育，在中国是自有传统的：古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现代有“只有国没有家，只有领袖没有父母”的革命加拼命的教育；而在这个利己主义泛滥的当今社会，鼓励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模范教师，就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其实质不过是“对流汗流血的人强调‘奉献’，对淌脓流‘香汗’的人却总能‘按需分配’”（《何不弹铗而歌？》），因此那些主持表彰会的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自己是绝不会这么无私奉献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要警惕那些“伪教育家”（《遍地“教育家”》），要明确地指出：那些新时代的假道学都是不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鲁迅早就说过“伪士当去”，“去伪士”，包括去伪教育理论，也是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因此，王栋生老师断然拒绝了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的所谓“贡献”论。这种理论竭力渲染教师工作的悲壮性：“似乎这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这是人要为之牺牲的一场苦难，是一条殉道者的路。”然而，这是地地道道的伪理论，不仅它的提倡者自己不准备实行，是伪善的；而且它和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在宣扬、至今也还有人津津乐道的安贫乐道论一样，都是一种驾驭术：那些“衣冠楚楚的各级官僚”，他们“穿着丝绸”，放纵地享乐，“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像春蚕一样默默地吐着有用的丝”。
不，我们不是春蚕和蜡烛，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意识，情感，欲望，因此，我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人的权利，绝不为官僚们去作无私奉献；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不需要官僚们来教我们如何认识教师工作的性质和意义：“我们不仅是庄严的劳动者，而且是爱的使者，因为有我们的工作，孩子们变成有感情的人，懂得会尊重人的人”（《别再称我们是春蚕，好吗？》），“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一个人在做他所热爱的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奉献’；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同时享受自己的选择：如此而已”（《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
人的教育，应该由感情正常，健康，丰富的人来承担。
王栋生教育词典中最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词语是“我喜欢”：“我喜欢有感恩之心的孩子”（《感恩之心》），“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善良的心是一盏灯》）。他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最喜欢听他讲讲学生的事，而且还是美好的故事多，这样的美好总让我们心热眼红，“像个孩子一样，任泪痕挂在脸上”（《感恩之心》、《老师，我的神》）。刚刚远行的商友敬先生看了王栋生写的《告诉你几个故事》，也潸然泪下，特地去信说“能流泪的老师是幸福的”（《致吴非》）。
我手头就有这么一篇《很小的事情》，还没有收入王栋生的文集，是我从2008年2月22日的《新民晚报》上小心地剪下来，珍藏在我的文件夹里的—说小心，说珍藏，是因为我从这短文里抚摸到了一颗教师的大心，并深受感动和触动。
还是先抄录开头的一段文字—
学生迟到了，他面带愧色，站在教室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他很尴尬：喊轻了，老师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惊动大家。教师发现了，也只轻轻地一点头，让他回到座位上去。他已经知道迟到妨碍了大家，你尽可能不要多问，你的目光甚至没有必要停在他的脸上。我对这样的学生印象很好。这样的学生总是很注意个人修养，他们总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妨碍别人。这样的品格，以后是可以在一个文明社会立足的。
我感动，自然是因为从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今天中国普通中学生心灵的闪光，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教育，中国年轻一代，以及中国未来，并因此常怀忧虑的知识分子，我从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文明的幼芽，爱的幼芽还在，就如王栋生老师所说，“当今之世，中国有这样的学生，可以证明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是有可能的”（《学生给教师上了一课》），我真的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我感动，更因为能够发现这样的很小事情，为之感动，并深思其意义的教师，也必有一颗仁爱之心。更重要的是，这是完全自觉的努力，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这就需要教师有一颗仁爱的心；有了这样的仁爱的心，就会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去发现学生身上爱的萌芽，文明的萌芽，并精心呵护与培育，助其成长（《善良的心是一盏灯》）：这真是一盏灯，给中国教育以真实的希望。
而教师自身，也从中获得了教育的意义，以至生命的意义。王栋生老师说：“只要能经常发现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既幸福又平常”（《感恩之心》），“教育的快乐从哪里来？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随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受到感动，更不用说深思其意义了。这也正是王栋生老师最感痛心和寂寞的。他说：“对教学工作的机械重复，对学生的冷漠，对生活的冷漠，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教师要有精神追求》）。他还叹息说，今天的教师缺少的是审美的需求和感受力（《在实践中反思》），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不能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发现其内心和行为的美，更不用说去培育美了。而不能发现和欣赏学生的美的教师，也一定不能享受教师职业之美。
王栋生老师说：“我喜欢孩子”，“看着他们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常常会有一种震撼，我的眼眶会莫名其妙地湿润”（《第一滴污垢》）。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也莫名其妙地湿润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情感！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人活着要永远保持一种黎明的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世界，新的美。在我看来，教师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都能从学生身上发现新的美，并时时受到心灵的震撼。这样，教师的生命就能永远处于新生的状态，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里，还有中、小学教师所特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中、小学生正是人生的黎明时期（我经常的说法是生命的“春天”和“初夏”时节），这也是一个人生命发展中最为纯净，最具活力的一个阶段，即使说今天的中学生已经受到了令人痛心的污染，但他们依然是相对单纯的；天天和这样的生命相遇，交流，中、小学教师正可以从中吸取生命的元气和活力，而使自己的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在中、小学校园里经常可以遇到那些老教师，他（她）们在长年从教后仍然能保持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能对未知领域不停地探索，能始终对教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并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王栋生把它称作“热爱的禀赋”（《教师要有精神追求》）。
这热爱的禀赋，是来自随时随地发现、欣赏并培育学生心灵的美的襟怀、眼光和能力、习惯的：这是教师的基本素质、禀赋。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职业适合他，他自愿选择当教师，就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素质、禀赋，并在学生心灵美的发现与培育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秘密所在。
王栋生老师不仅有大欢喜，更有大忧虑，大恐惧：“我畏惧，我担心。我们能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吗？这孩子纯洁的心灵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样的人，以一种什么方式，洒上第一滴难以抹去的污垢呢？”（《第一滴污垢》）
就是说，王栋生老师在进一步思考与恪守教师的职责时，不能只局限于校园的细节，而要放眼观察、感受教育的环境和生活的世界。他的大忧虑、大恐惧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究竟忧虑、恐惧什么？这又反映了怎样一种思维、观念、精神？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把乞丐赶出特区》的新闻，愕然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呢？”他说：“一想到我们的学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宣传而学会在人民的疾苦前闭上眼睛，我就感到愤怒。”（《谁“赶走”谁？》）
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玩杀人的电子游戏，联想到电视里充斥的带有血腥暴力的影片，立即奋笔疾书：《不能让儿童接触残忍》。他说：“一个孩子从小就可以那样不经思考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虽然不过是在虚拟的场合中，但是从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出发，必须考虑到：任何缺乏人道精神的暗示都会让他们变得缺乏人性，走向野蛮。”
他听到父母教育孩子“出门小心，外面坏人多”，第一个反应是：“孩子从小不懂得信任，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没有对人世间的爱，世界在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善良”（《如果孩子不懂得信任》）。
他听报告，听到一组吹牛的数字，联想到商家在吹牛，政府在吹牛，教育家也在吹牛，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存基本需求”，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不能，他说：“我之所以特别憎恶吹牛者，是想到当今孩子们思想混乱，他们的许多错误判断正是来自吹牛家的胡说八道。牛皮家吹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搞乱学生的思想。”（《有缘有故论吹牛》）
在谈到学校招生腐败时，他说：“我最怕的是我们的学生过早地知道这些故事。可是现在的学生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因此而感慨：“在这类问题上，学校伤害了多少学生？”（《老红军的难处》）。
他还为官员当着教师、学生念白字而感到难堪，觉得这是糟糕透顶的事。官场的许多潜规则更让他感到不舒服，十分的遗憾，也是因为“这些事过早地让孩子面对，会给他们的心灵蒙上难以摆脱的阴影”（《先生，你怎么说话》）。
他甚至害怕见到某些大人物的照片，因为“如果让学生每天都在某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学无术的嘴脸下走来走去，对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将是多大的伤害啊！”（《如今怎样当校长》）
他说他经常为社会的各种问题魂牵梦绕，弄得无处藏身，就是因为“当今纠缠社会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犯罪、漠视生命、落后习俗，等等，最后无不归结为人的素质差”，“无不归于中国教育落后”（《沉重的话题》）。
王栋生作为一个杂文家，他的这些社会批评，得到广泛赞誉，其意义自不待说；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社会批评，有一个基本的教师的立场和眼光。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最后都归结为教育问题，所有的社会危机，最后都归结为教育危机。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腐败，教育的腐败，其最大危害，其罪恶滔天，不能容忍之处，并且让他忧虑、恐惧之处，就在于它会污染、伤害了孩子的心灵，这无异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谋杀。他说—
教育上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变化。（《欣闻取消“重点班”》）
“教育腐败”比“司法腐败”更可怕。教育为立国之本，如果根本发生动摇，不但我们毕生的奋斗将变得毫无意义，几代人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如今怎样当校长》）
教育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行，都会记录为历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手上沾过无辜者的血，心灵的阴影一辈子也洗不净。（《“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
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明天，谁来建设这个国家？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前方是什么？》）
“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对许多人，许多所谓的教育专家、教育官员，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但在王栋生这样的自觉的教师这里，却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如以上所引述的他的那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遇到任何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将污染学生的心灵，造成教育危机，从而动摇立国的根本。
正是这样的将教育危机与民族危机视为一体的思维，构成了他的大忧虑、大恐惧的心理内容。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自觉的承担意识。—我们在前文谈到，王栋生老师从发现和欣赏、培育学生心灵的美中，享受快乐和感悟人生意义：这是教师职业对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承担。而这里，当王栋生面对学生心灵被污染、伤害的教育和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我们不思考，就没有人去思考”的历史使命感时，就引发了他对教师工作的自觉承担，以及对民族现实和未来，扩大了说是对人类未来的自觉承担。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王栋生之所以自愿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并产生终生不变的热爱，就是出于这样的对自我生命，对教师职业，对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的三层承担意识。王栋生老师因此提出了“教育守望者”的自我命名，并且强调，这是“神圣庄严的工作”，“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这样，对王栋生这样的老师来说，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王栋生说得好：真正的教师必定是“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前方是什么？》）。
“站直了的人”，这是王栋生教师观的一个关键词；他那句名言“不跪着教书”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教师观。其出发点，着眼点依然是学生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如果教师跪着教书，中华民族也站不起来”。
而“不跪着教书”一语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则是因为击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的要害。所谓应试教育的实质就是人的工具化与奴化，而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更是“不把教师当人”，“不拿学生当人”（《官场陋俗进学堂》）。当下中、小学教育的这两大问题，都和人（教师、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的丧失，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的缺失有关。因此，“站直了！”的一声呐喊，才如此地振聋发聩。
而作为教师自身来说，能否站直了，不跪着教书，关键又在是否有独立的思想。
于是，就有教师应当是思想者的命题的提出，所要恢复的是缺失了的知识分子精神，教育精神。
其一是独立的批判、怀疑的精神。王栋生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少想、却非想不可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回答是“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问题还可以再问下去：如果一个民族的下一代，都是这样的精神侏儒，思想奴隶，这个民族的未来又如何？王栋生说他时有不寒而栗之感（《人，不能和野兽一样》）；这类问题追问下去，是无法让有良知的教师心安的。
结论是：“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是为他们打好人文‘底子’的重要措施。这个任务只有思想者才能完成”（《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不要跪着读》）。
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我们的教师自己思想就不独立，不但不做“瞒和骗的掘墓人”，而且还助纣为虐，推行瞒和骗的教育，那后果又如何？王栋生老师回答说：“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不要跪着读》）—由盲信、盲从到虚无，这不正是当下中国校园轮番上演的教育悲剧吗？
鲁迅说：中国“早就应该有几个”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当下中国教育也正呼唤着这样的“凶猛的闯将”。
其二，是独立的创造精神。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同时提出了两个教育命题：“教师应当是思想者”，“教师应当是创造者”，这两个命题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思想的意义、价值和乐趣，全在于创造。王栋生老师说：“我们的教学需要创造的激情。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让他们成为‘具有想象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丧失创造的激情。”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王栋生老师语文教育观的一个核心，特别在作文教学方面更是作了许多成功的探索，他这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当作另文讨论。这里还要说的，是他自身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教师，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课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发现，他说：“如果没有创造的意识，教师职业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又是人们很少问，却又是非问不可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话“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而且是创造性的思想。在这诗意的表达背后，是一种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的职业尊严感。“自尊”是王栋生教育词典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他说：“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无足轻重。”他有一篇告诫年轻教师的文章，第一诫就是“要时刻想到，你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诫徒》）。他这样引述哲学家罗素的话：“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并且说：“人只有把自己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工具，社会才可能进步。”（《〈前方是什么〉自序》）前面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不把教师当作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摧毁教师的自尊心。正是为了反抗这样的权力歧视，王栋生老师把有没有教师的职业尊严，视为教师是否“站直了”的一个标志，他最鄙视的就是某些教师的自轻自贱。他说：“教师没有自尊是最可怕的。一位教师如果到了没有自尊的地步，作为教师，他的职业生命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释放粗鄙》）
他把教师的尊严，称作是“劳动者的尊严”，他说他和周围的人都“坚守诚实劳动的信念，在这样的劳动中，学会做人，保持人的尊严和善良”，他坚定而自豪地表示：“不管社会价值判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都会和那位民工一样，选择流汗”，他坚信：“劳动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存，同时从劳动中，人获得知识的教养”，“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敬重诚实劳动》）。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王栋生老师把教师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作同等的看待：都是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流汗”者。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他说，作家的写作和“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一样，都是做“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
口之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里，显然有一种可贵的平等观，由此产生的是教育平等观，这也是王栋生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而我想强调的是，由此而显示的王栋生这一代有知青背景的教师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王栋生曾深情地回忆，他在农村当代课教师（这是他教师生涯的开始）时，正是“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懂得了同情、善良这样的“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的价值（《善良的心是一盏灯》）。他因此而领悟了教育的真谛：教育“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着诚实的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渐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祖国的歌》）。—也许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才触及王栋生老师其人其思想的根，他的尊严感，他的独立思想、意志、人格，他的仁爱之心，他对教育，语文教育所有独到、深刻的思考，都来自我们这里所说的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知识、文化的血肉联系。他要维护的，正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尊严，这同时也是知识者、思想者的尊严。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要点：王栋生对“教养”与“高尚”的强调，这也是他的教育词典里的基本语汇，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到方面。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直气壮谈“教养”》。他说：“现今学校教育在过于重视学科成绩的同时，忽略了‘教养’；而‘德育’的形式内容繁多，又偏偏忽略了‘风度’。”他说他“痛心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另一方面，他们却认识不到，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今后在文明社会寸步难行”。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贵族阶层，但是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在丧失了绅士风度的社会，文化教育至多也只能起到油漆的作用—粉饰涂抹而已。”—这都是痛切之言，没有直接说出的是教师的“教养”和“风度”。其实，按王栋生的一贯思路，学生的教育关键在教师，对教养和风度教育的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教育者，许多教师、校长、教育行政官员，自身就没有教养与风度。熟悉王栋生的朋友都知道，他对人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教养和风度。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它在本性上就具有高贵的气质。因为劳动是高贵的，思想是高贵的，创造更是高贵的。
这是王栋生所讲的教育故事中，最让人感动、深思的一个细节：“某次我们在对一本论文专辑作最后校对时，发现一位学生有一部分内容是抄袭的，如果在平时，我们会抽去这篇文章，同时会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教育。可是这一次情况不同，因为此时距高考仅有四五十天，而该生本人也看过这份校样了。如果采取行动，有可能强烈刺激这位学生，使她的事暴露在全年级面前，影响她的高考，从而影响她的未来。但是如果按原计划编发这本专辑，我们将承担编辑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不撤下这篇文章—尽管我们会因此而受到非议，但是一个孩子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人生关口，进入高校学习，能在以后的学习阶段改正缺点，这还是‘合算’的。为了保护一个孩子，教师就做出了牺牲。”（《一切为了学生》）—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教育原则的特殊处理，看起来有点出格，但它背后的教育理念，却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学校教育有一个绝对的教育原则：一切为了学生，学生的成长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学校的一切教育行为，都要从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这一点为出发点和归宿，必须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教师的天职就是保护学生，为他（她）一生的精神成长、生命发展，为他（她）的前途负责，替他（她）着想，即使因此自己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例。王栋生有一篇《通过封锁线》，说到自己“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可是到了高三，我不能不教他们一些应试技巧，不得不教他们一些俗招，以帮助他们通过‘封锁线’。我看不起高考，但是我的学生要上大学，我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他们获得进大学的门票（这个说法很俗气，但是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说得郑重其事，也未免太没有见识了）”，“因为选拔方式是考试，学生不得不受这样的训练”，“他们要的是‘分’，只要过了这一关，新的天地就出现了，他何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呢？作为教师，何尝希望自己的学生平庸？不得已也！”他最后说：“高中完成两个任务就很好：一是在培养语文素养的同时给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种子，一是设法帮他搞到一张进大学的门票。”—我读了有惊心动魄之感：我看到了一个有思想的真正的教师（也就是我说的合格的教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真实而深刻的痛苦。他们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信念和教育体制的现实之间作艰难的选择，最后只能做出一定妥协，选择折中的二元目标。其理由只有一个：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原则，拿学生的前途冒险。这又是一个为了学生的牺牲，在无奈中依然有坚守，坚守教师的基本信条：学生的长远发展就是教师的生命。
和“一切为了学生”相关，还有“一切都关乎下一代成长”的理念。王栋生老师说：“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实际的教育行为”，“学生在校的全部活动，都可能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教师直接和学生接触，事无粗细，都可能是榜样，行政部门在教育管理上的做法，也会成为实际教育内容。因而不可不慎”，“教育事关人格修养，人格尊严往往就在细微处体现出来”，“一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学校里有可能诱发难以想象的后果”。结论是：“在教育问题上，没有小事，一切都关乎下一代的成长。”（《一切为了学生》、《教育无小事》）
王栋生有两篇讨论教育上的小事情的文章，都让我感动不已。一篇是《小睡有何不好》，有学校在教室后面设置“观察座”，让上课睡觉的学生坐到那里去，王栋生认为“这种做法不尊重学生人格，而且不顾学生的健康”，提出异议。他自己上课时，发现后面有位学生睡了，小声喊他他没醒，想到他也许实在是累了，怕他着凉，就请同桌帮他盖件衣服。学生醒了，神情内疚，王老师安慰说：“少听几分钟语文课不要紧，万一生了病，损失就大了。”王栋生在一次教师学习班上讲了这件事，下面递上条子，质问：“你凭什么认为语文课少听几分钟不重要？”—一件小事，不同的处理和看法的背后，是不同的教育观。
还有一篇《你小时候是第几名？》，反对按成绩给学生排名次，触动我的是这样提出问题：“那些名次在后的学生，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痛苦，教师揣摩过吗？倾听过吗？教师为什么不体验体验呢？”这个问题是可以、应该问一问每一个教师的：你揣摩、倾听、体验过学生的感受吗？得出的结论，更是严峻得让人猛一听很难接受：“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担当教育重任。”但仔细想想，这里确实有对教育本质的最深刻的体认，是一件小事里的大问题。
至于这一篇《这些都不是小事》，就更让我羞愧了。“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师，从来没有让学生写过‘日记一则’、‘假期日记’那样的题目。学生虽小，也要给他们灌输权利意识，私人的东西不要随便给别人看”。教师经常对学生说：“你下课到办公室来一下”，“为什么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呢？能不能这样说：‘你愿意下课后到我办公室谈谈吗？’或者‘如果你有时间，放学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事情也许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了。这是对学生的尊重，教师也应当通过这样的语言方式使学生获得教养”。—坦白地说，这些都是我这个有四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我为什么意识不到这背后的教育问题呢？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反省吗？据说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王栋生回答说：“学生年纪小，我们如何对待他，绝非小题，必须大做”，“在这样的年纪，要给他们的心灵多种几粒善良的种子。在以后的岁月中，当他们回望童年、少年时代，他们就会对人世间充满感激，并可能把善良和爱传播给更多的人”。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这是教育”。真的，这已经说尽了一切，无须多说了。
我终于懂得了：一个合格的教师，一个真正的教师，他不仅眼界开阔，身有铁骨，而且心细如发，柔情似水。
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教育故事：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再写信表示感谢，王栋生老师却沉默不言，最后写了封回信，直言自己的内心感受：“当你们为获得高分进入大学而兴奋时，我的内心竟是一片凄凉和迷惘。”为什么？因为学生为了高分失去了自己的脑袋，除了教科书已经装不下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切听老师的话，跟老师走。“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却不希望你以这样的状态考上大学”，“你并没有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我没能在有限的时日内引导你接受正确的学习理念，使你缺乏发现与创造的意识，以至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超越我，我因此感到失职”，“我在悲悯中会有一种困惑：教育究竟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苦恼？》）
这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深层次的苦恼与困惑：教育，中学教育，难道就是为了让学生以高分上大学吗？这是评价中学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中学教师的唯一追求吗？中学教师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是王栋生老师写给另外一个学生的信：“做教师的，总是说喜欢学生（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王老师最爱说“我喜欢”。—钱注），可是我得对你说真话：我不喜欢你。”一个视教育为生命、信仰的教师，要对学生说这样的话，是极困难，极痛苦的。王栋生老师为什么这么说？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在这不喜欢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理念、心理和情感？
王老师的这封信有一个标题：《我不喜欢你的世故》。“我厌恶的是你身上没有学生气。无知并不可怕，庸俗则无药可救。”“你总是能迎合宣传需要，起草决心书，在年级、在全校发倡议，你成了社会活动家”，“你不懂得尊重别人，你缺乏平等意识”，“只有对你有用的老师，你才会表示敬畏，虽然那也是假的”，“你这么小年纪就知道要当两面派，知道要左右逢源，知道要察言观色，知道要‘巧干’，一个十八岁的人，竟比他的老师世故，这才是可怕的”。在另一篇《如今少年老成精》的文章里，王栋生老师更表示，过去“怕学生高分低能”，“现在最怕看到‘高能人精’”，可怕之处，就在于成年人的“权力病正像瘟疫一样侵蚀着幼小的心灵！”更让人恐惧的是，“一个人二十岁就立志滑头，三十而老于世故，四十已大奸似忠，五十而扮正人君子，可作‘关心下一代’状……”那将是怎样的人生，社会？这又是怎样的教育？
《你不该太功利》，揭示的也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学生自觉维护应试教育，反对教育改革，“教师在战斗，学生摇起了白旗”，公开宣言：“坚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百年不动摇。”
《致一个所谓的“另类”》，更让人读得心惊肉跳：表面上这是高中生中的“有思想的人”，“经常表现出义愤”，“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别人对社会有着过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则抱着混世态度，认为但凡牵涉自己的事，都可以不必认真”，到处宣扬“不作弊吃亏”，“有几个污点没关系，‘只要混得好就行’”。
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学生，都是学校里的尖子，在现行体制下，他们是最容易考上大学的，名牌大学也是向他们敞开的，他们中许多人实际上是被视为学校政绩的成功典范，甚至成为在校学生的榜样，王栋生文章里的那位为高分失去了自己脑袋的学生就曾向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介绍经验。但这又是些什么人才呢？这是无思考欲望和能力的考试机器，是萌芽状态的一切从功利出发的保守主义者，毫无道德原则的世故的投机者，在道德高调掩饰下的虚无主义、混世主义的伪异端。一句话，这是高能人精，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虽还在幼稚阶段，其表现已令人侧目而视。
我在一篇谈话里，谈到北大的一些学生，我称之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就北大一百一十周年答采访者问》）。读王栋生老师的这些文章，我立刻想到，我这里所说的这类北大学生，其出身都是中学里培养的尖子。这是一个教育输送流程：中学（特别是所谓“重点中学”）培养出这样的利己主义尖子，输入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经过深加工，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精致，最后再输送到国家，成为接班人。而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接了班，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事业的主导力量，那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这或许就是王栋生和我这样的教师的杞人之忧。我说：“弄不好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未来的国家、民族欠下的一笔无法偿还、弥补的债。”王栋生老师则说：“教育的失误，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被掩盖住，而当其‘发作’的时候，真是天命难回！”（《在欢乐中沉思—“名校”的反思》）
因此，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样的教育培育出了这样的人才？现成的回答，这是应试教育结出的病瘤；这还是有点笼统，我们又要追问：应试教育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是个大问题，王栋生老师并无意全面展开讨论，但他有三点分析却十分重要。或者说，他揭示了扫荡、摧毁中学教育的三股风。首先是“把所谓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育”（《你小时候是第几名？》），其结果是“非人化的教育”横行校园，中学生“从少年时代起，就看不到合作与友谊，看到的只是弱肉强食，名次落后就声名扫地，名列前茅则可以出人头地，竞争的目的就是要做‘人上人’”，在这样的“狼文化”的浸染和“残忍的教育”培育下，“人很快就能回变成野兽”（《从人到狼》）。其次是“‘教育产业化’之风让一些中学利令智昏，以办公司开商店的法子来办学”，其结果是“相当一批学生及家长的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把上学当作消费支出，把学科竞赛当作上名校的敲门砖，把取得的成绩当作向学校讨价还价的筹码，把教师视同家庭的仆佣（《闻学生向学校索要奖金》），这样的商业化的教育正是培育绝对利己主义者的温床。最后，是所谓竞办“重点学校”、“快慢班”之风，不仅为教育腐败大开其门，更使学校教育丧失了“民主与平等环境”，极大地伤害了孩子，让他们“从小就知道‘特殊’在‘普通’之上”，“知道人分三六九等，穿皮鞋的不要和穿草鞋的走在一起”（《欣闻取消“重点班”》），所谓“尖子生”，就是这样的等级观念和教育的产物。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教育，学校开店式的商业化的教育，以及等级化的教育，构成了应试教育的内在逻辑，它造成了中学教育的两极分化，在许多学生被无情淘汰的同时，又培育了一批尖子学生，尽管其中并不乏无论学业素养，还是人格素养都堪称优秀的人才苗子，但我们所说的高能人精，高智商的绝对利己主义者（另一面又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和奴才）的苗子也不在少数。—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中学教育的危机的重要表现。
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教师是不可能置身于这样的教育危机之外的，或者说，这样的教育危机向每一个教师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关乎的是我们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辛辛苦苦地教学，最后培养出来的，竟是这样的绝对利己主义者—如前所说，这些高能人精是把我们教师视为可利用的工具或雇佣的，那么，我们的劳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王栋生老师说得好：“学校教育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今天的教育者如果不去想，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才。”（《在欢乐中沉思》）如果我们只是服从应试教育（骨子里的竞争教育，商业化教育，等级化教育）的逻辑，以学生高分上大学为自己的唯一追求，而忘记了教育，是为了要让学生像人一样活着，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活得美好这一根本目的，在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在学生心灵中播下了利己主义和奴隶、奴才主义的种子，那么，不仅会贻害学生和社会，而且会在实际上否定我们自己，颠覆教师的自身价值。王栋生老师在学生为高分上大学而兴奋时，却感到凄凉和迷茫，他所思考的就是这个“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更让王栋生老师不安和困惑的，还有在这样的人才培养的歧路、教育的危机里，自己的责任问题。他心里很清楚：“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代，他的骨头要是出了问题的话，他很可能一生都站不直。真可惜啊！”他面对这些高能人精的尖子学生时所想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喜欢你的世故》）。同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失职：学生站不直，难道跟自己没有完全站直，自己的教育存在问题，没有关系？—反省和自责，常存惭愧之心，也许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一个真正的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和品格。
王栋生老师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的文章，不过是坚守我们这里讨论的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自然会有、也应该有的基本教育观念和立场，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就有了坚守中的孤独感，于是，在收入这篇文章的教育随笔集《前方是什么》的《自序》里，就谈到“自己的选择可能‘不合时宜’”，谈到“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谈到“单枪匹马”，“独来独往”，等等。
读到这些文字，心里真不是滋味，不禁想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界，仅仅要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就如此地难。
他要面对什么呢？
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曾经以为，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来自学校的校长，后来才“终于醒悟，这不是校长们落后，而是体制落后”（《在欢乐中沉思》）。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体制病’”（《如今怎样当校长》）。王栋生老师更进一步指出，体制的背后，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问题（《沉重的话题》）。因此，王栋生老师看得很清楚：“有一点新锐思想，有独立意识的语文老师，在学校总是首先受到怀疑与压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言行总要触犯学校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合格的、真正的教师在现行体制下受到压制，这显然是“造成教学改革长期劳而无功的一个基本因素”（《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
如果说体制的压制，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真正的教师，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那么，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阻力，却多少有些意外，人们常常因认识不足而感到沮丧和痛苦。这就是王栋生老师经常感慨的：没想到“说服教师有时比教育学生难”（《小睡有何不好》），“没想到教改的阻力竟然来自学生”，没想到“年轻一代观念比我们落后，比我们保守”（《你不该太功利》）。自然，更令人恐惧的，是舆论环境的干预。正如王栋生老师所说：“教育不同于一般行业，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教学问题）不能通过‘群众讨论’、‘群众投票’来解决，如果假借所谓‘民意’来反对教育教学改革，那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恶果。”（《我对教改充满信心》）这正是中国特色：一切都打着人民的旗号。王栋生因此专门写了文章，讨论《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质问道：“‘家长’是‘群众’，‘群众’就是‘人民’，家长不满意，等于‘人民不满意’。市民可以对教育发表意见，但是仅仅因为他是市民，他的话就能代表‘人民’？他就可以肆意歪曲教育？”事实正是这样：社会性的功利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的障碍。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学校教育目前还不是社会风气的对手”（《桃李愁风雨》），“教师不是‘流行’的对手”（《从雄辩到调侃……》）。问题是，面对这样的世俗的力量，我们怎么办？王栋生老师的回答是：“因惮于世俗力量的顽固而放弃思想，放弃呐喊，那才是无价值的一生”（《在欢乐中沉思》）。坚持着，作“反抗绝望的思想者”（《〈前方是什么〉自序》）：这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应有、必有的选择。
问题是，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样的世俗社会里，世俗的观念、习气有时当然也会渗透到我们灵魂里，因此，真要做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更要面对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自己是更为困难的。王栋生老师就谈到自己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不跪着教书〉序》）。此外，不可回避的，还有自己的错误。“教育教学是很复杂的实践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在实践中反思》）。王栋生老师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是个在教育教学上犯过错误的教师，因为我总试图去改变现状，所以必须付出一些代价；同时，我是个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的教师；因此，也就有了结论，我是个合格的教师。”（《有反思，才可能有发展》）—任何时候，都保持自我清醒，这本身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最可贵的修养与品质。
王栋生老师写过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的文章，有读者讥之为“乌托邦”，认为人的教育是“明天的空气”，在现今中国不可能实行。王栋生老师回应说：“把人的教育说成是‘明天的空气’，这种极端消极的言论是对教育的亵渎，因为即使在应试教育猖獗之际，依旧有无数的教师坚守理想，努力实践着‘人的教育’，否则我们将面临更糟糕的环境！也正因为教育界还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里所说的）这样的‘三户’，所以我们对教育改革应当充满希望。”（《我对教改充满希望》）
这里有两点意思很值得注意。首先，要坚信，王栋生这样的坚持独立思想，坚持教育理想，并努力实践的教师还有无数，中国毕竟有一批比例不大，绝对数却不少的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在这个意义上，王栋生并不孤立，我们在这里讨论王栋生，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校园所在多有的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在本节标题里，我将王栋生打上一个引号，就是要将他符号化，成为一个群体，一个思潮的代表、象征。
同时，要强调的是，“王栋生”并不只属于明天，他更是今天的：今天的现实、今天的需要，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要召唤的：“教师当如‘王栋生’。”
王栋生老师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应该有一种“战略家的思考”，“让教师的教育生命牺牲在疯狂的应试教育中，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给中国的基础教育留点“种子”，“为未来的发展准备一批骨干”（《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是语重心长、意义深远的。我们在这里召唤“教师当如‘王栋生’”，其用意就在这里。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王栋生老师是经过了“文革”底层磨难，冲决而出的，他和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那代教师，是支撑着当今中国基础教育的骨干，但都即将退休，如何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事实上，主要是毕业于90年代大学的一批教师已经开始接班。王栋生老师在《高三：我们继续阅读》一文里就不无自豪地谈到他所在的学校里，有一批爱读书的中青年教师，如何一直在艰难地教学，追求着考虑长远利益的教育，在他们的教育下，一群有思想的学生，懂得了生命中有比考分更珍贵的东西，逐步走上了精神的制高点。问题是，应更自觉地进行这样的教育思想，理念，精神，修养，经验，品格的传递，从为未来的发展准备一批骨干的战略高度，在中青年教师中培养更多的“王栋生”这样的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种子。
“教师当如‘王栋生’。”—中国基础教育的希望，在这里，就在这里。
最后，还要说一点。王栋生老师在最近写的《在实践中反思》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有时会想到，再过六七十年，后来者追寻我们这几代教师的踪影，面对我们在教育史上留下的不堪回首的几页，会不会感到失望和困惑，甚至为我们感到羞耻。”我能理解王老师的愤激与沉重，我也常有这样的自我审问，也常有对未来的欠债感：毕竟这些“不堪回首”的“几页”，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但我想，历史也会同时记下我们的挣扎与努力，至少说明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还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依然是在为未来铺路的，如王栋生老师自己所说，“总会有人会想象前几代教师不同的生命姿态”。是的，如今这个功利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是没有多少人想到子孙后代的；但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是一定要时时想到的，就因为想到了，所以我们才要坚守，才要在“雨夜泥泞中跋涉”。
我们都是教育史上的“过客”—
前方是什么？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后退。
前方是什么？
管它呢，只管往前走。（《前方是什么》）
2008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