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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守讲台》一书的“作者简介”里，商友敬先生说自己“爱读书，爱写作，爱旅游，爱交友”。在朋友们的印象里，他也确实是这样的“四爱”之人。其核心是“爱读书”。他是一个有着传统气息的现代读书人。这是他的人生之路、为师之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朋友们都知道，商友敬先生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无数不自由的日子换来屈指可数的自由日子”（《〈语文教育退思录〉·后记》），这几乎是他一生的概括和写照。商友敬先生最终也没有将他的作为民族苦难史的有机组成的个人苦难史写出来，这大概是他的一个未了心愿，但他却留下了《读教生涯漫忆》的长文（收《语文教育退思录》），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交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商友敬先生的读书史：幼时帮助祖父“晒书”，核对书目录，进而在祖父书房里偷读闲书；初中时代在“旧书店”当“站客”；高中“一天一本小说”；进入社会后，先是在“大跃进”中以大跃进的速度和劲头读书；大饥饿年代成了上海“黑人”，却四处结交“书友”，以至因此而遭牢狱之灾，仍在狱中抄录马克思主义原著而“自得其乐”，最后在劳改农场读书中获得人生的醒悟：“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都应该成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有陶渊明式的人格，有李清照式的深情，有张陶庵式的襟怀的人。这个世界只要有至情至性的诗文可以供我阅读，‘微躯此外复何求’？”改革开放以后，突然“发现了‘自由’”，就抓住机会不放，读书不止，教书不止，写书不止了。商友敬先生说，伴随他度过晚年的是三句话：一句是鲁迅先生说的，“我倘能生存，我仍需学习”；一句是张中行说的，“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那就读读书，写写文章”；一句是陶渊明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大概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愿、心情远行的。
这就是商友敬先生的一生：以读书史作为自己的生命史，这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是商友敬先生的人生特色，更是他的价值所在。在商友敬先生这里，读书，已经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生命意义。他多次谈到“把读书看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是一个读书人“成长的唯一秘诀”（《书是读进去的，文章是写出来的—致黄玉峰老师》）。他还引述福楼拜的名言—“阅读是为了活着”，并作了这样的发挥：“活着是为了阅读。”（《教师：在读书中生存》）张中行先生的那句话—“发现自己还活着，那就读读书，写写文章”引起商友敬先生强烈共鸣，并且实践到底，绝非偶然：读书成为了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
由此而形成了商友敬先生独特的语文教师观。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教师要在读书中生存，要处在真正的‘读书状态’之中。”他说：“我们教书的人，多读书，时刻不停地读书，这才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常识性的真理。”（《教师：在读书中生存》）诚哉斯言！关于语文教师的本分、修养、学养，可以提出种种要求，但在我看来，商友敬先生所说的“在读书中生存”，时刻处在“读书状态中”这一条，最重要、最基本，真正说到了要害处。而正如商友敬先生所说：“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除了教材和教辅材料之外，其他的书基本不读，这是反常的现象。”当下语文教学、教改中的许多问题，从语文教师的角度说，“老师自己不爱读书，不读书”应该是一个症结。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回到商友敬先生这里说的“常识性的真理”上来，使语文教师首先成为商友敬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深入一步：读书所呈现的，是怎样的生命状态？这就涉及商友敬先生的读书观—
这是商友敬先生读书观，乃至语文教育观的核心。
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是为谁读书？是“为己”，还是为“他人”？商友敬先生的回答是明确的：“不论古今中外，一切大师哲人，都把读书治学首先看作是自我修养之事，看作是为了提高自己充实自己，满足自己甚至是娱乐自己的事。”即所谓“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是自足矣”（商友敬先生引曾国藩语），也就是为“趣味”而读书（商友敬先生引梁启超语），这也是鲁迅所倡导的“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嗜好的读书”（鲁迅《读书杂谈》）。与此相反，如果为“他人”读书，甚至“专为服侍别人、满足别人、愉悦别人，乃至哄骗、愚弄、取媚于别人而从事学习，就不是‘君子之道’，而是‘小人之道’，甚至是‘妾妇之道’了”（《读书为己》）。这当然是有感而发。所谓“应试教育”，就是强迫学生为考试，为老师、家长、考官而读书，进而为“服侍”上级、上司而读书，做事。这正是一种培养“小人之道”，以至“妾妇之道”的教育。话虽难听，却一语中的。
这就涉及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商友敬先生曾在《教师报》上开有专栏，题目就叫“立己书话”，并有这样的解说：“教育的目的是‘立人’，孔子说‘己立立人’，所以我们教书的首先自己要立起来，‘立己’就是通过读书使自己立起来的意思。”（《〈立己书话〉后记》）
之所以如此强调“立己”，是因为读书最容易丧失自己。这也是鲁迅早已警告过的：他在1927年对中学生的一次演讲中，就特意引述萧伯纳和叔本华的话，指出“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即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这就是说，读书，好读书，也有危险：弄不好会成为“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读书杂谈》）。
这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惨重的历史教训。商友敬先生长我两岁，我们都同是“1930年后”那代人。商友敬先生十分沉重地说到，我们曾因为“懒惰和怯弱”而“轻信”，轻信“用了多年的教科书”和“以‘科学’的名义所下的‘定义’”，“误以为其中有永恒的真理”，结果就陷入了蒙昧的迷信，“我们这一代人由于轻信而丧失的一切，下一代人应该把它找回来”（《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商友敬先生还谈到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活得很‘窝囊’，也就是自己不能把握自己，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真是浑浑噩噩，随人俯仰”（《读教生涯漫忆·结语》），这都是痛切之语。
问题是，这样的“丧失自我”而陷入愚昧的危险，在今天依然存在。如果说我们那个时代的蒙昧带有更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今天的年轻一代却遭遇了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欺骗，而商业的欺骗更带迷惑性，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生命的呼唤：“读书人心里绝不能丧失‘自我’，丧失了‘自我’就一无所得”，“在这个千人作‘秀’，百‘戏’杂陈的时代，人人眼花缭乱、魂不守舍，我们教书的人，先要来一次‘招魂’，把‘自我’找回来。找回自我再读书，才可以在书中发现自己和充实自己，然后以一个真的读书人的面目走向讲台，新的教育将由此起步”，“‘读书为己’应该从教师开始”（《读书为己》）。
商友敬先生有一篇妙文，题目叫《书中自有……》，讨论在我们那个时代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却又在如今这个年头实际上成为人们读书动力的一句名言，据说是宋真宗鼓励人读书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商友敬先生对这个让天下所有读书人为之迷恋、困惑不已的“书中自有什么”的问题，做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独到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回答：“带着自己的头脑到书里去，书里什么都有；不带自己的头脑到书里去，书里什么都没有。”因为在他看来，“‘书中’有的只是一连串疑问，靠你去思考、去探索、去追寻、去发现”。真是说得好极了，这是真懂得读书者、教书者言。胡适说做学问的要诀就在“无疑处生疑”，这也是读书之要诀，更是教书之要诀。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福建一中陈日亮老师的语文阅读教育经验中，就有“问疑揣摩”这一条，我曾作过这样的阐述：“按陈老师的说法，阅读就是一个‘无疑—有疑—无疑’的过程：开始‘大体能懂，无疑可问’；于是就需要老师‘启疑导思’，使学生学会‘无疑处有疑’；然后‘通过对文字的揣摩、思辨、品味而释疑消化’。而最后的‘无疑’，是阶段性阅读的结果，其实是‘无疑’中‘有疑’的，因而也就开启了以后的‘再阅读’的可能。应该说，这是阅读重心之所在：通过‘问疑’而培育、训练思维；通过‘揣摩’而培育、训练‘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及语言文字背后的‘对人生世相的敏感’。”（参看《陈日亮〈我即语文〉序》）还可以补充的是，在这一阅读的“生疑，解疑”过程中学生学会了独立思考，并养成习惯，那就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读书人精神”的培育，这正是商友敬先生最为看重的，他说：“读书人的特点是：小学小疑，大学大疑，此疑即解，彼疑又来……一辈子在疑难中讨答案，心劳力瘁，却总是锲而不舍，永不放弃。一旦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疑了，这就意味着他精神上的死亡。”（《心事》）
商友敬先生最后总结说：“说到底，读书就是用眼睛去发现，用大脑去思考。有了这种习惯，人就渐渐立起来了。”（《书中自有……》）可见，商友敬先生的读书观、教育观，最后是归结到“立人”这一中心点上的。我们前面所说的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读书，其所培育的“读书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特别是精神独立的人，一个永远的思考者和探索者。因此，在商友敬先生的理解里，“语文教师应成为读书人”，不仅是强调教师应有的读书趣味、学养、习惯，更包含了自觉地追求精神的独立和思考者、探索者的品格这样一些深层次的意义。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即所谓“认认真真读书，堂堂正正做人”，这是真正的教师风范。
商友敬先生是有“敬友”之风的。读书、写作为交友，这大概是商友敬先生的人生信条。
我理解，这里有三层意思：
首先，读书即交友。商友敬先生深有体会地这么说：“张中行先生打过这么一个比方：读古典文学，如同童年时代交了一个朋友，当时不觉得亲密，以后越老越感到亲切。我对此颇有同感，当然也希望普天下的年轻人都能交上这样一个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共悲欢同命运的‘朋友’，‘朋友’就在你心中，人与人，人与历史在长期的对话中，理解了，交融了，教育的目标也就实现了。”（《语言资源和视域融合—谈中小学的文言文教学》）
其次，因读书而结友。商友敬先生说：“我有个习惯，读书读到高兴或激愤的时候，总想找个人谈谈”，“所以读书不断也就电话不断，电话不断就友情不断”（《〈立己书话〉后记》）。这大概就是现代读书人的读书之乐吧。
其三，因读书而交大自然之友。商友敬先生说他“爱读书，爱写作，爱旅游，爱交友”，这四爱是统一在“交友”之上的。他谈到自己爱旅游，就是因为在书本上结识了许多古友，就想去看看他们当年生活的遗迹，达到更切近的心的交流。他曾谈到自己专程到陕西韩城去参拜太史公司马迁的祠墓的体验：“那是在黄河边的一处高坡上，相当破败了。我去的时候，整个祠庙只有我一个人”，独自伫立沉想，“他那孤傲独立的精神”就永远留在心上了。商友敬先生更津津乐道的，还是和“名川大山”的结交：“我曾经一口气登上江西三清山，一个人去安徽天柱山神秘谷中摸索……”（《读教生涯漫忆·旅游与教书》），这是面对面的倾谈，因此，最好一人独往，那样的人和大自然的神交、意会的乐趣，是体味不尽的。
商友敬先生有言：“一个人，朋友多，如同鱼之在水、鸟之在林，无往而不适，活得自在，活得开心。”（《读教生涯漫忆·交友与教书》）他不仅有现实生活之友，还有书中之友，更有大自然之友，三友须臾不离，商友敬先生有幸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本是中国传统文人向往、追求的生活方式。凡和商友敬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传统文人的气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的一往情深，是很让人感动的。
但我要强调的是，商友敬先生本质上是一个现代读书人。
王栋生先生对我说过，商友敬先生那样迷恋传统文化，却坚持反对“读经”，在“国学热”中始终保持清醒，是很不容易，特别值得尊敬的。
我以为，这是他深懂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表现：深知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因而一往情深；深感将传统文化宗教化所形成的精神束缚，因而始终清醒。
他的立场是鲜明的：古代文化、文学作品不可不读，但“不要把它当‘经’读”。他一语道破：所谓“读经”，就是“再度把儒家宗教化，再度把活泼泼的儿童压抑成‘信徒’，再度创造‘陋儒’、‘腐儒’，名为‘宏扬国粹’，实际上是制造精神奴隶”（《文言文教学断想》）。说是“再度”，不仅因为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读经传统，它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消极方面，而且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过这样的“天天读”的读经历史，商友敬先生称之为“跪着读”：“屈膝，表示崇拜；低头，表示屈服；口中念念有词，表示信仰；脑子动也不动，表示毫无怀疑，全盘接受。”因为是“过来人”，有过这样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故鬼重来”，就不能不倍加警惕，不能不强烈反对，大声疾呼：读经之风不可长，“启蒙的工作还需继续不断地努力”。
关键是“跪着读书”，还是“站着读书”。如商友敬先生所说，问题就在于有没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不是现代中国人，现代读书人（《我为什么反对读经》）。
读了一辈子书，就有了学语文的经验，教语文的经验。这样的来自自身语文实践的经验，是十分可贵的，是商友敬先生的一笔独特的财富。我读他的《读教生涯漫忆》，在好几个方面，都受到很大启发。
讲到如何学习语文，商友敬先生劈头就问：“我从小怎么学说话的？”这好像是一个不用问、无须问的问题，因此，就常常被忽略了。但商友敬先生却问了，而且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说，他一生下来所学到的就是扬州话，“这是我的母语，以我母亲的话最标准。确实在我的心目中，直到现在，她的话最好听、最柔美、最亲切。我庆幸自己落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里，学会了这一种华美而又纤丽的语言，它有一种磁铁一般的吸引力，吸引我在语言的海洋里徜徉，无往而不适。”“当我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时候，我说的就是扬州话，甚至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口中喃喃自语的也是扬州话。这是母亲教给我的语言，它已经成为我血肉身躯的一部分了。”“如今我们兄弟姊妹历经沧桑重新聚首时，说的还是扬州话，我们好像又回到母亲的身边，尽管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写这些，只是说明了一个普通的道理：母语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和情感的存在方式，而绝对不只是一种‘工具’。”（《读教生涯漫忆》）这是商友敬先生所写的文章里，最让我感动和深思的几段文字。这里对“母语”的情感和意义的价值阐释，都很重要，值得注意。我们通常把“汉语”理解为母语，而忽略了更为直接的母亲说的、母亲传授的“方言土语”，这是片面的。或许只有理解了这样的方言土语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对本民族、本土语言的“家园”意义，才会有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否也应该适当地包括方言土语的教学？这是一个新的教育课题，应该讨论和研究。
商友敬先生深感自豪的，是他进小学以后，为了适应和同学、社会交流的需要，又学会了上海话，不仅“能说上海上层人物的礼貌语言，也能说市井之间的世俗语言，甚至能用上海话骂出一连串的话。最妙的是我能够说带有浦东色彩的、苏州色彩的、宁波色彩的、北方色彩的以及苏北色彩的上海话”。当然，他还学会了北京话，“那时也有些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但大都不标准，所以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上，我常被老师点中站起来朗读课文”。这都说得很有趣，我们中小学的口语教学，是否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变得丰富多彩一些呢？商友敬先生说得好：“一个孩子的语言适应和同化能力是很强的，可惜父母和老师对此都不怎么在意。”
商友敬先生的总结也很有意思：“学到了这三种方言，可以并行不悖地运用，到了家里对父母长辈用扬州话，亲切舒适；到了学校用上海话，与同学亲密无间；普通话则是一种比较庄重严肃的语言，在正规的场合以及朗读文学作品，一定要用普通话。”结论是：“这三种方言充盈了我生活的三大空间，我就是在这‘三大语言空间’中成长的。”“语言空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以普通话教学为主，这是现代社会思想文化交流，更是民族文化凝聚的需要；但不要忘了，我们这个幅员广大、文化多元的国家，不仅有着多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还有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和语言。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为中小学生提供更为广阔、丰富的“语言空间”，广阔、丰富的语言空间的背后是一个广阔、丰富的文化空间，并包含了更深厚的“家园”意义。这大概就是近年来一直提倡的“乡土教材”的编写、教学的意义所在吧，这应该是语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补充。
商友敬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课外的语文活动。他列举出的，即有“看戏（特别是京剧、昆曲）”、“听书（特别是扬州评话）”、“对对子”、“看话剧”、“听相声，北方曲艺（京韵大鼓、单弦儿、山东快书）”、“读报”、“唱歌”、“听朗诵”、“读元明散曲和明清民歌”、“看电影”，洋洋洒洒十大项。
商友敬先生反复强调，他从中学到了“语言修养”：“京剧昆曲的唱词都十分讲究声和韵，而声和韵正是我们母语—汉语的灵魂。京剧的唱词并不典雅，但是它圆润流利，念在嘴里好听，有韵味，是语言艺术的精品。能够欣赏它，进而掌握它的规律，并融化到自己的言语中去，你能成为一个富有语言能力的人，一个出口成章的语文教师。”
他从中学到了语文教育艺术：“说书是一种艺术，教书何尝不也是一种艺术？”“教书也必须对文本有透彻的了解，在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命意所在，并进而传达给学生听，使他们与你有同感，与他们切磋琢磨，与作者的心逐步靠近。教书的人是大可向说书艺人学到一些宝贵经验的。”他还从话剧中学到了“旁白”艺术：“如果把一堂课比作一台戏的话，教师就应该为自己选定‘旁白’的角色，这样他可以自由出入于戏内戏外，起一个穿针引线的组织者的作用，更能激起演员（学生）深入到文本之中去，体验剧情和人物的性格状态。”
他从中学到了文化修养，以至人生态度：“在（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身上，我们能够染上一种善于发现生活中有趣现象的习惯，习惯久了会成为一种性格，幽默、风趣、乐观、豁达、婉而多讽、谑而不虐，这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具备的性格，也是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具备的人生态度。”“从小就读报的好处在于很早就与闻国际国内大事，使自己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人。”
可以说，商友敬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课外的“大语文”课堂里，学习语文，并逐渐成长成人的。
由商友敬先生的这一语文经验，我又想起了曾经关注过的周作人的语文经验。周作人作为一个大散文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他的汉语修养自不必说，他还精通日语、古希腊语和古英语。尤其是他对日语的精微之处的把握，其内在神韵的感悟，他对日本文学经典的翻译，以及他自己语言中所渗透的日本语言味，都是无人可以比肩的。那么，他是如何学习日本语言的呢？他的经验，就是学习语言的重心，不在“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他首先到民间世俗文学里去寻觅学习活的日本语言：到日本称作“寄席”的杂耍场去听“落语”（相当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进而欣赏日本民间戏剧“能乐”（多为悲剧）、“狂言”（多有滑稽成分），以及“注重诙谐味及文字的戏弄”的“川柳”（民间讽刺诗、风俗诗）。在感悟到了民间文学的滑稽趣味、语言趣味以后，再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也是首先注意其语言特色，即所谓“俳谐体”，然后通过语言而进入其内蕴，即所谓“俳境禅趣”，由此而进入日本文化的殿堂。以后，周作人在总结他的这段自学经历时说：“学习日本语，其来源大抵是家庭的说话，看小说看报，听说书与笑话，没有讲堂的严格的训练，但是后面有社会的背景，所以还似乎比较容易学习。这样学了来的言语，有如一棵草花，即使是石竹花也罢，是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朵大理菊不同。”“我看日本文的书，并不专是为得通过了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十八》，参看拙作《周作人传》“婚后”一节）
尽管商友敬先生谈的是学习汉语，周作人说的是学习外语（日语），但其精神却是相通的。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其一，从民间文学入手，学习“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即不仅学习书本上的语言，更注重学习生活中活的语言，不仅学习文人雅的语言，更注重民间的俗的语言。其二，不只是从知识的角度去学语言，而更注重情趣：语言的情趣，以及在其背后的风土人情。其三，在“赏味”语言文字时，一定要注意特定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如周作人所强调的日本语的俳谐味及俳境，商友敬先生所死死抓住的汉语的“声”和“韵”。这也是周作人所说的，汉语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音乐性”，商友敬先生特别注重从京剧、昆曲、说书、京韵大鼓、单弦儿、相声、话剧、朗诵、唱歌中去学习汉语、普通话，都是着眼其与听觉艺术的相通；二是具有“装饰性”，有许多先生更注重从雕塑、绘画、书法方面感悟汉语言文字，着眼点就是其和视觉艺术的相通。其四，不是为学语言而学语言，更要注重语言中的“文化”。其实，汉语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语言符号，还积淀着丰厚的文化。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这样学来的有文化内蕴的语言，才是真正“有根”的。这四个方面，对今天语文教学和语文教师修养的启示意义，大概不必再多说了吧。
商友敬先生不是一个语文教育专家，他的语文教育、教师观是在他的读书、写作和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是“读书、思考、写作、实践”四结合的产物。我在好几个场合都谈到，这“四结合”是许多有经验的语文老师的共同的成长之路，商友敬先生应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这样形成的语文教育、教师观可能不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和系统性，但它所具有的实践性与思辨性，也自有其不可替代和忽略的意义和价值。
商友敬先生的语文教育、教师观，我们在前文已多有讨论；现再作一些补充，因为文章已经写得太长，只能点到为止。
商友敬先生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为了下一代“精神成人”》，这可以说是他和所有有理想有追求的教师共同的教育信念。具体到语文课程，商友敬先生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真正的读书人”，或者说要播下一粒“读书的种子”（《书是读进去的，文章是写出来的》）。这当然不是对语文教学目标、目的的全面概括，但却是抓住了要点的。
什么是我们所要培养的“真正的读书人”呢？商友敬先生在《书中自有……》一文中，引述了《西方名著入门》一书的编选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钦斯的话，强调了两点，一是教育“应该是使人们为过有学问的生活作好准备”，一是“教育的目标，应该使人养成过有头脑的生活的习惯”。我以为这两点大概就能概括商友敬先生心目中的“真正的读书人”和语文教育的目标：为“过有学问的生活”作准备，就是为学生“终生学习”打好底子；养成“过有头脑的生活”的习惯，就是为学生“终生思考”打好基础。
在另一篇文章里，商友敬先生又强调要养成“读书和藏书的习惯”，“形成自己的读书态度”（《按书目读书》）。
的确，如果通过我们的语文教育，学生从中学起，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思考的习惯，有了这两个底，他一生的健全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只要做到这两点，我们作为语文老师，就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甚至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了。
这是商友敬老师《读教生涯漫忆》一文的两个小标题，却浓缩了他一生读书、写作、教书的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许多老语文教师的经验，也都在其中了。用商友敬先生的话来说，这都是“常识性的真理”，而常识、真理都是最朴实的。
关于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商友敬先生有几个观点，很值得注意，甚至是可以当作语文教学的警句来看的。
一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书中自有……》）。这个观点，也是由哈钦斯先生的一段话引发的：“如果教育是获取知识的话，则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死记硬背事实，所以教科书的内容就应该主要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令教师、学生以及教科书的作者都不安的考试，考试的内容多半是检查学生是否记住了课本上的事实。由此你便可以明白，为什么教科书必然使人感到厌倦。”（《致读者》）可见，死记硬背教科书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问题。这里的问题有三：一是教科书本身如果有问题，比如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遮蔽（如某些历史教科书）或科学性问题，那就会贻误后代；二是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读教科书，就会把学生培养成“书橱”，扼杀了独立思考；三是只读教科书，是会把人的眼界变窄，精神变小的。而商友敬先生此言，更是切中当下教育的时弊：应试教育的最大祸害，就是逼得中小学生（甚至他们的老师）“不读教科书（和教辅书）以外的书”。
二曰“读半懂的书”。详言之，就是“全懂的书不用读，全不懂的书不必读，要读就读只懂一半的书，这样才能逼你去探索，去思考，去追求，才能激发你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才有真正的收获”。商友敬先生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就这么读过来的”，“由薄薄的小册子到厚厚的经典名著，由浅入深，就是不断地读‘半懂的书’，我们的进步就是不断地化‘半懂’为‘懂’。”（《读半懂的书》）真正的经典名著到最后也不会完全“懂”，“半懂”倒是正常状态，因此才能常读常新。这也正是读经典名著的意义和魅力所在。商友敬先生是主张青少年阅读经典名著的，他说：“少年时代多读名著，能使一个人眼界高、目光清、趣味雅、心胸阔。有了读名著的根基，就不至于堕入恶趣，就不至于成为一个浅俗的人。”（《名著最宜少年读》）而现在的问题正在基本不读书，偶尔读点书，也只是图省事，读不用费力的书，即所谓“快餐阅读”，其结果就是鲁迅说的“大口吞下的”“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我们要批评家》），其后果就不仅是倒胃口而已。
三曰“书读不通畅，语文课不能及格”（《语文教育退思录》）。商友敬先生是主张“诵读”的，“放声地读，动情地读，读出一股气势来，读出一种气氛来，这是学习语文的最佳情境，是一种类似磁场一般的‘语文场’”（《熟读深思子自知》）。他的依据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就是“讲究声和气”，不通过朗读，不能感悟字句中的“声情”、“气韵”和“见识”（《语文教育退思录》）。他还强调“读”和“思”的结合，因此，有“三境界”说：“学生只听先生读、先生讲”，“嘴也不动，心也不动，脑子更不动—此第一境也”；“跟着先生读”，“嘴也动了，心也动了，但脑子未必动—此第二境也”；“非但能大声读，读了之后还能静思默想”，“嘴也动了，心也动了，脑子更动了—此第三境也”（《梳理课堂—窦桂梅“课堂捉虫”手记》）。
商友敬先生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对话还是对立》，讨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语文老师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课堂上，创造一种什么样的课堂秩序和气氛。他说：“教书，不外乎就是带着学生一起学习。语文教师，不外乎就是把自己觉得好的文章介绍给学生，让他们从中也读出好处，化而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和语言资源；或者发现学生写作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指点和引导，让他们的思路和语言文字越来越畅达。说到底，不过是师生之间结一个‘文章知己’。”他还说一生中最让他感受到语文教学的真谛和乐趣的，是他晚年在老年大学里讲语文，因为在这里无须应试，学员学习语文也无功利目的，只为“冶情养性”。因此，他把自己的教学任务定位为“陪老人读书”，“不外乎是先把书读一遍，然后到课堂上与他们一起读，有什么感想大家交流交流，有什么疑难大家讨论讨论，读不懂的放在一边以后再说”，这就真的成了“文章知己”了（《读教生涯漫忆》）。
于是，就有了“自由的对话，自在的交流，心灵的沟通”的“语文教学的理想状态”的自觉追求：“每个班级每个教室每个校园每间寝室都如同一个语言的‘磁场’—在这个‘磁场’中，每一个分子（师、生）都处在极其活跃的呼吸吐纳状态，他们呼吸吐纳的就是如同清新的空气一般的新鲜活泼的语言。正如曾国藩《家书》中所说的：‘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我对这‘活泼泼地’教学状态最感兴趣，也最神往。只有进入到这种‘活泼泼地’对话教学状态，人才能成为活泼泼的人；只有活泼泼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的人，才是一个真人。”（《陪老人读书》、《语文教学对话论》）
这就是“真人”商友敬心中永远的“语文教育诗”。
这是商友敬先生最后一部著作的书名。他说：“我应该怀着惭愧而又幸福的心情，坚守在这小小的讲台。”（《自序》）他懂得站在讲台上的意义—他感到幸福。他说：“教书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乐事，快乐的根源是师生的心灵在知识中相遇，得到共鸣与和谐，并能在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他同时感到“惭愧”，因为他“教，然后知困”，他说：“一个教师能在教学中越来越困惑，越来越感到自己知识修养不够用”，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语文教育退思录·代序》）。
商友敬先生在他所编的最后一本书《过去的教师》里，这样描述“过去的教师”：“他们就站在那里教书，挺直地站着，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前言》）
商友敬先生这样谈到自己：“坚守在这小小的讲台，我还要继续读下去，想下去，写下去……”（《坚守讲台·自序》）
是的，他还站在讲台上，从容而安详。
2008年4月25日，送别商友敬先生之日，
写于北京，遥寄哀思，四日后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