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世界的创业英雄

《鲁滨孙飘流记》的巨大成功首先在于它塑造了一种与新读者群息息相通的新型主人公或“英雄”。

像其创造者笛福一样，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是个永不疲倦、永不安生的行动者。他不肯在家安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海冒险，27岁时因海难漂落荒岛，数十年如一日劬劳不辍。多年后他重返社会时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生活方式却仿佛仍旧尚未“言归正传”，竟于七年之后再度离家远行！

其中，最令读者赞叹的当然是他的荒岛经验。鲁滨孙在岛上一身孑然，朝不保夕。然而他不坐叹命运不济。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缝纫衣服。尽管他以前“从未摸过工具”，却熟知与生产技能相关的原理知识和推理思维，因而通过实践迅速成为“机械工艺的能工巧匠”（55页）。 他不但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还逐步把荒岛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田园。

对劳动的肯定和颂扬是18世纪初英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是尚未脱离劳动的新兴资产者与世袭贵族抗争的精神武器。哲学家洛克把劳动看作私有财产的依据。 新教的“职业”观念则把广义的工作（包括经营和其他脑力劳动）神圣化，作为得救的途径和标志。韦伯曾指出：“职业”（calling ）是新教信仰的核心观念之一，它与“神召”、“责任”以及“事务”或“生意”都是密不可分的，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新教的创始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的理论。 鲁滨孙的表现几乎是上述劳动观的具体演示。他通过劳动成了荒岛的主人，在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工作是生命，游惰是死亡” ，把劳动不仅当作保障生存、维持身心健康的第一需要，也看作是获得神佑的途径。正因如此，尽管他后来已经温饱无虞，年复一年安排日程仍旧那么井井有条，内外操持依然那么一丝不苟。真可以说具备了一种他少年时代所缺乏的对待“职业”的严肃和郑重。

不过，小说所标举的鲁滨孙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层劳力者，也不是田园牧歌中的“牧羊人”，而是作为时代典型的新资本主义创业者。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特点。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鲁滨孙离家出走的动机，也即他后来以含糊方式说到的“原罪”。他最初表白说自己是“一心想要到海外见识见识”（7页）；也有一些评论者说他是被年轻人的浪漫幻想驱动。 然而，在他的记述中从来没有出现以欣赏的目光摄取的自然景象或异域风情，没有任何消遣活动（如果和鹦鹉说话不算在其中），看不出为“见识”而“见识”的兴趣，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热衷冒险的追求刺激之心。相反，出海后第一次遭遇风暴他就惊恐万端、后悔不迭，只是因为有那曾使他“离开了父亲、想入非非、 产生发财的妄念 的邪恶力量”（15页，黑体为笔者加）蛊惑，他才勉力支持，没有放弃航海。在他后来的经历中趋利的追求更是常常表现为赤裸裸的贪婪。一次，他在海上碰到海盗沦落为奴，同为仆从的摩尔少年佐立忠心耿耿地帮他出逃。他也曾许诺要使那孩子“有大出息”。然而，他们脱险之后，鲁滨孙遇到第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就把佐立卖了，所得款被他用来补充在巴西购买种植园的资本。他在巴西暂住下来，经营种植园和海运买卖，事业颇为成功。可是他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致富，渴望“以超出事理所容许的速度迅速发家”（32—33、89页）。如果仅仅安于富裕的中等阶级生活，当初又何必漂洋过海？他如此自问。于是他决定再一次远航，和一帮冒险家合伙进行贩奴生意。

总之，鲁滨孙的冒险意愿毫不含糊地指向“快速发财”。实际上，在18世纪语汇中，“冒险”（adventure）一词本身所代表的主要并不是浪漫冲动，而是对殖民活动中的超额利润的狂热追求。甚至它本身指的就是“货物”，如鲁滨孙在第二次出航时所置备的那种自担风险的船货。如萨伊德指出：“持续的占有，广袤的有时是未知的空间，奇特的或难以接受的人物，移民、发财、性冒险等等增进财产或引发幻想的活动”等等是与殖民帝国的形成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在天涯海角……创造自己的一方天地的殖民使命，简直就无从想象鲁滨孙·克鲁索”。 鲁滨孙的挥之不去的“发财的妄念”，他在早期海外生涯中对交换价值的过度索取，体现了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谈到的那种“非理性的贪欲” 。这位总在不间断地策划和行动的主人公，是不断扩张、不断攫取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产物。他每一次出海都心怀经济图谋，心怀对自己未来社会角色的某种设想或憧憬。离家远行是他自我塑造的途径。

鲁滨孙被命运抛到了荒岛上。此后他的活动不再可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这使他和“物”的关系蒙上一层朴素而亲切的田园色彩。但是，就思想而言，他仍然不是单纯谋温饱的劳动者，而是新型的“经济人”，是“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 他用现代“占有者”的眼光来看待四周的一切，用来自英国的观念和形象来理解、把握并“降服”那片陌生的土地。他像资本家那样小心翼翼地累积并数计财富，而且还不断地修篱筑墙，以保护他的“财产”。他把岛上其他动物都看作潜在的敌人和对手，把叼食他种的谷物的鸟类叫做“野生贼”（92页），并用英国将盗窃犯处死示众的方式对付它们。众所周知，从16、17世纪起英国地主开始圈用公地以进行更有效率的商品化农业生产，史称“圈地运动”。 鲁滨孙使用这种有具体社会历史内涵的语言把自己垦殖的土地称为“圈地”（64、122、127—130页）。不仅如此，他不甘于把自己居住的茅棚山洞称为“棚”或“洞”，甚至也不说成普通人居住的“房”或“舍”，而是模拟贵族的生活方式，又是设立“乡宅”，又是加固“城堡”，又是修建“夏亭”。如果这些说法多少是那位孤岛“囚徒”的幽默和自嘲，那么，他在巡视全岛后郑重其事地说：“这一切现在都是属于我的，我是这些土地的无可争辩的国王和领主，并且享有占有权”，后来又一再重复这类话（80—81、92、101页），就不可能全都是一时的玩笑。何况他搭救了土著“星期五”和他父亲等人之后，便进一步把这些说法落实为自己的“权”和“利”：

如今我的岛上有居民了，我觉得我已经有了不少的臣民。我常常高兴地想，自己多么像一个国王。首先，整个岛屿都是我的个人财产，因此我毫无疑义具有领土权。其次，我的百姓都完全服从我；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188页）

复辟时代以后，英国社会里许多中等阶级人士的人生抱负，是向贵族和士绅看齐。“士绅”（gentry）是英国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直到18世纪60年代为止，士绅身份常常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与此相关，“绅士”（gentleman）原指有资格佩带刀剑的人，用做贵族和士绅阶层男性成员的通称，“贵族都是绅士，然而并非所有的绅士都是贵族；……在传统社会等级中，绅士列于从男爵、骑士和乡绅之下，但是高于自耕农”。“绅士……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新社会群体提供了一个通往社会尊荣的古老而又不太苛刻的路径。” 18世纪后，这一称号逐渐被“普及”为包括中等阶层在内的全体追求社会尊荣的有产人士的标签。笛福本人对贵族生活和绅士身份也十分企慕。 标志贵族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词句反复地在鲁滨孙的思想和叙述中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他本人、他的创造者和那个时代的奋斗者们的刻骨铭心的念想，反映了他们的经济追求的特定社会实现形式。后来，鲁滨孙陆续救助或收服了一些土著和遇难的船员，便立刻在岛上建立起等级秩序，使自己成为统率一方的“大元帅”、“指挥员”和“总督”（207—208页）。重返英国后他又进一步为留住该岛的居民分配土地安排移民，俨然真有殖民“总督”的职责在身。这些后来的作为和鲁滨孙最初在心中设立的“圈地”和“城堡”是息息相关的。

其次，我们不妨看一看鲁滨孙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对于这位“经济人”来说，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契约关系、借贷关系、主从关系，非经济的联系和活动相对而言是次要的。在他看来，父母之言不足信，安乐之家不足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家出海冒险。他心安理得地把贩卖黑人看作利润丰厚的风险事业。他把佐立和“星期五”等都视为他的个人私产。他的人生奋斗的每个前进步骤，不论是最初违背父命的决定，还是出售佐立的举措，都是对原有的社会纽带的舍弃或断割。正因如此，在流落海岛之前，他就已经认为自己“简直像被丢在别无一人的荒岛上一样”（30页）。他的经验体现了现代生存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人的一种日渐深刻的孤独感。另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鲁滨孙和曾经救过他的葡萄牙船长即他的代理人的一段交道。他从孤岛回到欧洲之后找到了那位船长。老人已经穷愁潦倒，但仍然倾其所有拿出160枚金币偿还欠鲁滨孙的钱，并交给后者一份详细的收支账目。鲁滨孙感动万分，热泪盈眶。不过，他并不把船长的行为理解为哥们儿的义气或纯粹的友情，而是看作经济交往中的理想的“诚信”态度。因此，他一丝不苟地出具了一张收据。主人公的婚姻也只是在小说结尾时被一笔带过：“我马马虎虎地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是不久我的妻子便去世了……”（236页）这一节在英文原文中只占两行的篇幅，共半句话，仅仅陈列了事实和数据，全然与感情无涉。结婚似乎不过是鲁滨孙在主要冒险活动结束以后凑凑合合地办理的一件不算亏本的事而已。

与对情感关系的忽略相反，叙事对修篱笆、搭帐篷、种麦子、制陶器等等活动却记录得细致周全。维吉尼亚·吴尔夫在评论《鲁滨孙》时曾谈到“硕大的陶罐”在书中所占据的突出位置。 的确，有关制陶的一举一措都得到了高度关注。鲁滨孙不厌其烦地记述他如何经过无数失败的尝试终于制成若干晒干的泥坯；如何把“三只大泥锅和两三只泥罐一个搭一个地堆起来，四面架上木柴，木柴底下放上一大堆炭火，然后从四面和顶上点起火来……看见它们红透之后，又继续让它们保持五六个小时的热度”，如何最后“慢慢灭去火力，……而且整夜守着，不让火力退得太快”（95—96页）。有关结婚和制陶的一略一详的叙述表明：在鲁滨孙看来，惟有实用的利弊考量和操作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最应被关注的。

这些涉及具体操作细节的叙述是如此从容不迫、入情入理而又郑重其事，说明叙述者不仅自己醉心于这些设计和工艺，而且坚信读者也兴趣盎然。《鲁滨孙》一书的巨大成功也证明，在工业化初见端倪、劳动分工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公众对一些自己日渐生疏的劳动技能怀有强烈的好奇之心。此外，不能忘记的是，笛福的年代不仅是航海和地理发现的时代，也是牛顿和瓦特的时代，社会风气中弥漫着对科学、理性和发明创造的痴迷和信心。笛福本人曾经投资开发潜水器并一度经营砖瓦厂，从鲁滨孙对制造陶器的细致讲述中我们不难辨认出这类经历给作者留下的心理痕迹。笛福笔下那个在劳动中修炼成“能工巧匠”的创业者在不止一个方面拨动了他的同时代人的心弦。

最后，我们应该着重地讨论一下鲁滨孙的语言风格。

前面提到的与老船长的交涉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账单的重要性。实际上，“算账”不仅是这部小说的重要母题，更是它的突出的文体特点，是主人公的精神本质的载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语气记述主人公的经验，自然而然也就把鲁滨孙之类的生意人在日常生活、经营交易中使用的语言——一种过去在文学作品中从未占据显要位置的话语——鲜明、生动而全面地展示出来。全书语言极其简明实在，流水账一般地记录行动和事件，描写与抒情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鲁滨孙初到海岛后对自身处境的分析更是直接采用了簿记的形式。他以列表记账的方法来思考问题、权衡利弊，按照借贷记账法 ，对应“借方”“贷方”分出“坏处”和“好处”两个栏目，然后在“坏处”一栏中写上“我陷在一个可怕的荒岛上，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我没有衣服穿”、“我没有人可以谈话，也没有人来解除我的愁闷”，等等；对应的，被列入“好处”一栏包括：“但我还活着，没有像我同船的伙伴们一样，被水淹死”、“但我却是在热带气候里，即使有衣服，也穿不住”、“但上帝却不可思议地把大船送到海岸附近，使我可以从里面取出许多有用的东西，使我终生用之不尽”等等（53—54页）。对于当时十分悲观沮丧的鲁滨孙来说，一番算账很有成效，使他从消极绝望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面对现实，考虑如何生存下去。这套与班扬（如在《神恩浩荡》中）、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 以及后来的富兰克林一脉相通的簿记语言承载着一种顽强的理性主义思路，是鲁滨孙们求生存图发展的有力武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滨孙的利弊表里上帝的作用被列入了“好处”即“贷方”。这一方面表明信仰和上帝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实用化、“金融化”；但反过来又说明簿记语言在很多情况下也“精神化”了。顺理成章的，鲁滨孙的讲述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详尽清单。从以数页篇幅一五一十地陈述从沉船搬运的物品的品种、数量到用整整两段共计十二行津津乐道地罗列一名被他搭救的船长给他的赠品，所有的“账目”都报告得十分“明细”。

概括鲁滨孙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和表现，可以说，“落难”非但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相反更激发了他的能力和才智，成就了他少年时的朦胧的抱负。荒岛经验最终演成一出包括占有、开发和改善全过程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进步”狂想曲，成为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开拓史诗的一个缩影。“在海角天涯以一己之力成功地与自然对抗的茕茕孑立的经济人”鲁滨孙也因之成为西方文化中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象征意义的原型现代人，成为有别于《神曲》中的但丁、斯宾塞的亚瑟王和班扬的天路旅人，但又可以与他们比肩的“新世界……自己的代表人物”。 伊安·瓦特把《鲁滨孙》与《浮士德》、《堂·璜》和《堂吉诃德》并称为“我们的文明的四大神话”。他认为，和浮士德等人一样，鲁滨孙“展示了主人公对某些现代西方人渴慕的典型目标的一心一意的追求”，他“广为人知，被认为具有历史的或准历史的真实性并代表或象征了该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他的“不安分”，恰如马洛悲剧中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商人、企业家、冒险家们……敛财聚富的能量”。 惟其如此，马克思才认为这位荒岛余生者的故事具有代表性和预言性，说鲁滨孙“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他的叙述“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 vf9Qr0io/mTUZkiro2CTnZXMBRSoc1yEhP+B5gBQTpMSWK4t29VnkXVC799gQc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