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近二十年来，有不少中国学者把目光投向18世纪的英国。

18世纪是中国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国中产阶级新立宪政体巩固、商业社会初步定型和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此后，这两个体制不同的国家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中国迅速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英国则“开始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率先闯入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 以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历史的对比发人深思。不仅如此，对于正在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那时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经验和教训也就随着“走向未来”和“强国之路”等大型丛书走进我们的视野，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哲学思想探索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和思索。

遗憾的是，有关的讨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亲身经历的诸多思想危机和痛切感受到的困惑，以及他们对这些活生生的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和思考。而这些问题，如国内近期不时出现的关于“现代化的陷阱”、关于“诚信为本”、“道德建设”以及所谓“简单主义生活”的讨论所提示的，乃是今天面对“现代”生存的中国人所无法避免的。因此，笔者力图在介绍并评议18世纪英国小说的同时，把小说在彼时彼地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注重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它们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20世纪末叶，由于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学术兴趣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爆炸”。本书与西方诸多研究18世纪文学文化的新论著有所不同，因为上述潜在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乃是笔者试图重读18世纪英国小说的出发点和指归。

在18世纪末长大成人的简·奥斯丁（1775—1817）敏锐地意识到了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在《诺桑觉寺》（1818）一书第五章中就小说发了一段不短的议论。叙述人“我”先是责备某些批评家甚至小说家信口贬低小说，然后她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一种流毒更广的成见。她设想一位埋头读书的姑娘被人打断时会做何反应：

“小姐，你在读什么呢？”“哦，只不过是小说罢了，”那位年轻的女士答道，一边假装毫不介意地把手中的书放下，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是塞西丽亚、卡米拉或比琳达。”或者，简言之，不过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展示了最有力量的思想、关于人性的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对人的复杂性的最精妙的描绘；它们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传达最生动活泼、恣肆汪洋的机智和幽默。

读小说读得忘乎所以却被人撞见，想象中的那位姑娘一时慌乱，窘态毕现。这表明，在一些绅士眼中（也即以曾经是主导的观点看来），小说以及小说阅读还有点低人一等，不大上得了台盘。然而，叙述者“我”随即毫不含糊地以一连好几个“最”字概括小说的性质和特征，又说明这种文学形式已经深入人心。

在18世纪，小说还没有成为“艺术”，还没有从相对混沌的社会生活中被放逐，因而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当时的小说写作者大都不是职业“小说家”。笛福（1660—1731）在很长时间里是工商业主；理查逊（1689—1761）是印刷商；斯威夫特（1667—1745）和斯特恩（1713—1768）长期担任神职；菲尔丁（1707—1754）和麦肯齐（1745—1831）是法官；斯摩莱特（1721—1771）曾经做过船医；约翰逊博士（1709—1784）则很接近现代报人和学者；如此等等。或许是出产“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余泽，这些尚没有和主流社会实践疏离、躲进象牙塔的文化人几乎个个都是精力充沛的多面手。

在他们生活、写作的年代里，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身处变迁之中并面对种种疑惑和问题的公众自然对现实生活抱有很大的兴趣和深切的关怀。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一书中指出，在那个时期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绝后）的发展，文学即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文字构筑的“空间”里，作家写虚构故事的目的是复杂多样的。斯威夫特不会忘记政治斗争。笛福肯定想到了挣钱。指望藉此养家活口的夏洛特·史密斯（1748—1806）更是不会忘记经济效益。斯特恩与华尔浦尔（1717—1797）显然存自娱并与同好者共娱之心。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会忽略正在身边进行的几乎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各种论争和探讨，也没有哪个会小看或否定文学教育公众的作用。于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 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特征。在这方面，小说与画家威廉·霍加思（1697—1764）那些风靡一时的雕版讽刺组画，如《娼妓之路》（1732）、《浪子之路》（1733）、《时髦婚姻》（1745）和《勤与懒》（1747）等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勤与懒》一组四幅画表现了两个学徒的人生——一个兢兢业业工作、娶了东家的女儿、继承作坊产业并最后当上了伦敦市长；而另一个懒惰贪杯，后来沦落为罪犯并最终被送上绞架——其惩恶扬善、匡正人心的用意跃然纸上。尽管艺术媒介不同，画家和小说家笔下的“叙事”都是对经验的表达，对世事的评述，对未来的构想，对信仰的探讨以及对读者的劝和诫。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说教意图，因为教导公众是他们的职责。对那时的英国文化人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文化人来说，以虚构文学思考、应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乃至介入政治时事是从文的正路。斯威夫特、菲尔丁、斯摩莱特写起讽刺文来劲头十足，理查逊和约翰逊承担道德说教的重任也毫不扭捏。

勤与懒（组画之一）

霍加思作于1747年两个徒工在织机前劳作，态度显然不同

正因如此，对于年轻的奥斯丁们来说，“塞西丽亚、卡米拉或比琳达”才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地用“只不过”一言以蔽之。她们是曾与她朝夕相伴的生动形象，与她的成长和生命血肉交融。这些虚构人物及其人生轨迹，是她获得有关人生、社会、道德和哲学的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她在文学“行当”里临摹学艺的范本。因此，她深切地领会到，小说是不亚于诗歌体裁的艺术，它需要“最恰当的语言”，需要无与伦比的“机智和幽默”，并且比其他文类更能给读者带来广泛而真挚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小说传达“最有力量的思想”和“关于人性的最透彻的知识”。它是阐发观点、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是批判、争论、对话的“场所”；也是读者深化思想、扩展识见、培育性格的途径。

在18世纪里，古老的叙事文学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小说”。这是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1957）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该书是我们在讨论英国18世纪小说时几乎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专著。尽管笔者并不把瓦特的（至今引起很多争论的）“兴起”论看作有关“起点”的权威见解，无意割断笛福和他以前的虚构文学的关系，也不否认笛福以前的某些作品大致可以被视为具有现代因子的“小说”，但是却赞同瓦特的下述观点：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的作品确实最早并最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和艺术特征——即对现代“个人”的关注，以及有意识地采用“形式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当然，如另一位探讨“起源”的学者麦基恩所说，“写实”追求也表达了一种问题意识，即有关“真相”的问题意识。他认为“真相”问题和（与新型“个人”相关的）“德行”问题“深刻地相关相似，促生了丰富的成果，这是小说得以生成发展的基础”

瓦特把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他论及的其他两个重要因素是中产阶级地位上升和广泛读者群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认为小说表达了“特定个人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有经验”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人”相关，然而有关“个人”的观念却并非亘古即有的老话题，而是变化了的历史境遇中出现的新思想。17世纪以前，西方通行的世界观认为，神设的“众生序列”（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把所有人的存在按一定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和角色是固定的，充任某一角色的具体的人——如一个士兵和另一个士兵，一个妻子和另一个妻子——

则是可以互换的。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社会角色而非具体的个人。16、17世纪以降，工商业和海外殖民事业的快速发展，城市扩张和传统农业破产等等一系列变化，使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等等纷纷松动甚至解体。人们不再生来从属于某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或担当稳定的社会角色，相反，他们似乎成了漂浮的孤独个体，有可能或是不得不重新为自己定位，重新探求并塑造自己的角色和人生意义。这种典型的现代处境生出很多新的机会、新的诱惑、新的焦虑和新的观念。一方面人们在思考人生时开始强调经济价值并试图把宗教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个人’的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们，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或约翰·洛克（1632—1704），都把受私欲驱动的“个人”作为出发点，以此为基础展开有关心理学、政治理论以及认识论的思考。与个人的“自我”相关的一些问题，如“人性”，自我认识和“移情”（empathy）等等，也随之成为文学领域中被作者、作品和读者所热切关注的焦点。

新历史主义派学者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自我塑造》（1980）一书中用“self-fashioning”即“自我塑造”一词指称现代个人建构自我身份的努力。也有别的学者用“self-production”（即“自我制造”）表达相近的意思。格林布拉特认为，在英国自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种种社会变化，人们对自我身份和塑造自我身份的意识大大加强。“自我塑造”既发生在实际生活中，也发生在文学和艺术创造中，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在本书中，我们将着重讨论小说中虚构人物的自我塑造，以及作者和他/她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如何通过这种人物形象参与更广泛的文化对话从而影响受众的自我塑造。

一般说来，史诗和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的“英雄”身份是自一出场就确立了的，“故事”的展开只是对他们的一系列业绩的陈述。而对现代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其他许多人物来说，在叙事开始之际“怎样做人”尚是一个问题。号称是“私人历史”的小说所展示的，正是男女主人公力图实现某种自我想象或者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小说由此而呈现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自我”形象。乍听来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然而，小说中那个具体的个别的“我”同时又是everyman，是“寓多于一”。因此那个虚构的单数的“我”及其私史确实又与复数的“我们”相关，关涉到对自我观的思考，关涉到千千万万的“我”怎样（现状实际如何，理想状态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惟其如此，小说所投射出的私人“自我”才会成为社会上引发热烈议论的公共话题。

当代哲学家麦金泰尔曾指出小说在西方思想（特别是伦理学）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说：“《鲁滨孙飘流记》是卢梭和亚当·斯密那一代人的圣经。那部小说的重心是个人经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后来成为主导的文学形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说是现代个人首先亮相的文化舞台，也是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文化争议发生的重要论坛。一位学者谈到18世纪小说因文化研究热而在1990年代大受重视时，说道：“以往被冠以‘奥古斯都’之称的那段沉闷的‘时期’而今成了‘早期现代英格兰’的‘文化’，那个社会正忙于同时进行多方面的构建：民族国家和帝国；文学市场和商品文化；交通要道和现代主体。” 他提到的每一种“构建”都和当时的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与英国的命运以及行将一统天下的“现代社会”的形成休戚相关；而其中最后提到的“现代主体”则是小说的核心主题之一。18世纪英国小说就“自我”问题展开的反复推敲和切磋，实质上就是构建所谓“现代主体”的过程。

18世纪英国小说对于“自我”或个体经验的史无前例的关怀是贯穿本书的主导线索。其中具体的论证、分析当然也会涉及瓦特等人所强调的另一个问题——即那种力图使被讲述的故事“像”当代真人实事的“写实”的努力。因为，“形式现实主义”的艺术取向既与前边所提到的关注当代生活的读者的需求相关，也和小说作者力求探讨个体经验的意图水乳交融。

本书共分11章。第1章介绍了王政复辟时代的两种对立的文学传统（分别以风俗喜剧和班扬作品为代表），并在分析阿芙拉·贝恩（1640—1689）的小说的过程中讨论了新读者群的出现、职业女作家的产生以及小说中新型人物的登场。对于全书来说，这一章的作用恰如贝恩的写作之于18世纪英国小说的主体，是一个序篇和一个铺垫。第2章以《鲁滨孙飘流记》和《罗克萨娜》为例，剖析了笛福小说中的原始积累时期新型个人主义创业“英雄”形象及其内含的思想困惑。第3章通过对《格列佛游记》的评述，揭示斯威夫特对当时的英国社会以及笛福式主人公所代表的新型“自我”的全面的质疑、讽刺和批判。第4章讨论了理查逊的畅销小说《帕梅拉》以及它所引起的争论和模仿，认为该小说的意识形态重要性在于它所倡导的帕梅拉式新型淑女以及她们的情感主义美德乃是对笛福和斯威夫特提出的尖锐问题的一个试探性的应答和解决方案。第5章比较深入地介绍并剖析了理查逊的巨著《克拉丽莎》。在这部小说里，理查逊超越了“帕梅拉答案”，把对现代“自我”的考察推进到空前的深度。第6章试图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传》和《阿米丽亚》两部作品之间的鲜明反差以及它们各自在风格、叙事方法及内容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入手，梳理、分析他与理查逊的异与同。第7、8、9、10章分别讨论约翰逊博士、斯特恩、斯摩莱特的几部代表作品以及贺拉斯·华尔浦尔首开哥特小说先河的《奥特朗托堡》，并从不同角度说明这些作品就其思想主旨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笛福—斯威夫特问题”以及“帕梅拉答案”的变调或再思考。第11章“伊芙琳娜和她的姐妹们”集中讨论女性小说家的作品。

由于情感主义“时尚”所标举并协助确立的新绅士淑女理想不仅涉及有关个人行为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在调节阶级的和性别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涉及阶级意识和性别意识的讨论相应也会比较频繁地在本书中出现。这不是因为笔者事先选定了阶级分析或性别研究的理论路径，而是因为在我们所论及的作品中，对人性、情感和追求等问题的探究和表达无不与人物的具体阶级身份及性别身份纠缠在一起。在这方面，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新的或较新的理论流派及其在18世纪小说领域内的研究成果给了笔者很多启发，特别是一种与巴赫金和哈贝马斯理论相关的强调思想文化对话的观点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等在本书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形成过程中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有关研究著作中，有一些，如有“新马克思主义” 学者之称的麦基恩的获奖专著《英国小说起源》和瑞凯提的一些比较注重社会、文化背景的论作，笔者读起来相对比较亲切也比较容易接受，因而也就受到了较多的影响。此外值得着重说明的是，尽管本书侧重讨论与社会历史背景联系密切的思想问题，但是笔者也十分重视文本细读和自己作为读者的个人审美体验，注重作品的艺术表达和艺术手段；在具体分析中力求抓住某些有说明力的细节，将作品的有意味的艺术处理和思想取向结合起来。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本书不是系统的18世纪英国小说史，也不是对所涉及的小说家的全面介绍。希望了解该时间段里英国文学史或小说史全貌的读者不妨参阅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欧洲文学史》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出版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中的有关部分。本书只是以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即有关“个人”和“自我”的思考——为主导线索，力求通过对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讨当年英国人在“遭遇”现代生存时所经历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和情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