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得知部分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作品即将再版，而拙作《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忝列其中，我觉得很幸运，同时对三联书店在一意追求经济效益的时潮中支持学术、倡导思想的举措深感敬重。

《推敲“自我”》初版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存在若干疏误。对此我一直心存遗憾。再版给了我修订的机会，虽然只是小修小补，毕竟得以了却一个心愿。而且，就思考主题和基本论述而言，我以为原书尚不需大改。西方学术工业年年有新品推出，如果今天来写同一论著，参考书目和引文等等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是，该书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学人的独特视角切入，试图通过细读18世纪英国小说辨识现代社会中个人“自我”与群体/他人关系的危机，其问题意识、思想理路和具体分析并未过时，仍可一读。

《推敲“自我”》动笔于二十多年前。

我们这一茬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回首往事的年纪。这两年因为亲友忆旧，我“遭遇”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留下的一些文字，简直有些不敢相认。当年的我下笔那么直白粗率，情绪那么慷慨激愤，而且其中“我”字的出场率高得令人惊愕。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多么长远的路。

回想起来，如果不计少年时代学习雷锋和不断“斗私”的体验，我对于“自我”或“个人”的疑惑始于“文革”结束之后。当时，伴随伤痕文学、朦胧诗等等问世出现了强调“个性解放”、“自我实现”以及“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高声浪言说，我隐约地感到这类议论似有偏颇。19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留学，读了不少18—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文化哲人卡莱尔曾在维多利亚时代将要揭幕之际撰文剖析时风世情，包括一时热络的道德哲学研讨和“善感情调的统治”（the reign of sentimentality）。他认为这些及其他种种“自我关注”表现都是病象，还引用了医家箴言“健康人不觉其康健，唯患病者深感其疾苦” 。他的话触动了我。是的，有关个体/个人喧嚣的自我意识显然也并非亘古天然的存在，个人主义话语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升温并成为主流主导，自有其文化特质和可以追溯考察的起因和过程。“自我”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反复关注的话题，是因为它在现实中的存在已经“颠倒混乱”，需要思量了再思量，有如莎士比亚笔下迟疑不决的哈姆雷特王子对自身处境的痛苦感受。

这些就是《推敲“自我”》一书题旨最初形成的根由。在长达十余年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我的一些思考与美国学者南希·阿姆斯特朗的观点有不少相近之处。阿氏认为：“小说的历史和现代主体（subject）的历史……是同一的”，“这一有特定阶级和文化属性的主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她把18—19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旨归纳为试图在不冲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弥合自我与其社会位置之间的鸿沟，“将本质上非社会的欲望置换为被社会认为合宜的目标。这一置换过程促生了构成利维斯所谓‘伟大传统’的那些小说中内心冲突的主体”。 “内心冲突的主体”云云，在非专业人士听来不免有些聱牙佶屈。其实，她指的大体上就是《推敲“自我”》所关注的在理查逊书信体小说《帕梅拉》中已初步成形的那类主人公，其根本特征是既受个人欲望驱动又被责任意识和道德理念领引，不断在一己内心进行思想对话和交锋——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简·爱就是其中之一。阿氏还进一步认为，小说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内核”带到了全世界：“即，凡有小说写成并被阅读，它们便极有可能既在虚构故事中也在生活现实中再造现代个人。”

20世纪中国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和《青春之歌》（1958）等等似乎印证着阿氏的后一论断。它们所折射出的“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女性精神世界，既有西方现代主人公的许多特征，也不无本土旧文人孤芳自赏的情味。再联系到自己青年时代某些“我”字当头、直抒胸臆的私人写作，我想，我们近年来对“革命集体主义”年代的评说恐怕难免有盲点和片面性，在某些根本判断上反不如阿氏更透辟精准。莎菲和林道静（上述两书的主人公）乃至她们身后的作者恐怕如我一样，在更大程度上还得算是小说的女儿。“螺丝钉精神”尽管在某些时段曾得到官方大力倡导，但是即使对于真诚服膺的人们，它发挥作用的机制大约也是作为一方面的思想参与向往崇高的自我对话，那情形或许更像伯克维奇对美国式清教个人主义心理的描述，即自我关注与自我斥责彼此呼应纠结。也就是说，自觉的集体主义“主”旋律其实是以种种非群体甚至反群体意识的丰厚存在为前提的。

小说的儿女们曾经受到压抑却仍根深叶繁，应该是中国在“文革”结束以后不久个人主义思潮便得以狂飙突进的原因之一。1970年代末以来，西方（比如英国）两三百年发展进程被高度浓缩到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快速工业化、商业化。张旭东教授在本雅明《启迪》（ Illuminations ）中译本前言中说：“商品时代在中国姗姗来迟，随即却以复仇的激情横扫城市的大街小巷”，并进而叩问“这个由跨国资本、股票指数、温室效应、遗传工程、卡拉OK、好莱坞巨片、房屋按揭、仓储式购物、牙医保险、个人财务、高速路、因特网维持着的时代究竟是资本的来世，还是‘一个阶级的最后的挣扎’呢”？在这个“新时期”里，社会急速转型的剧烈震动造成了严重精神迷失。西式消费主义文化恣肆流播，中国古老积弊陋习沉渣泛起，两者交汇，彼此推波助澜。原有人际关系纽带迅速瓦解，“陌生人社会”骤然来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常常极端短视，夸张得近乎怪诞。民间最具蛊惑力的是传销讲堂声嘶力竭张扬的失去节制的发财欲望，而19世纪英国式 “内心冲突的主体”企图弥合个人与群体/社会间鸿沟的努力尚待发育。社会乱象的一个突出体现是当前激化的医患矛盾，一连串恶性伤医事件几乎成为我们撞到人际关系崩解之“南墙”的令人绝望的象征。不过，很可能这也标志着反思和调整的开始。最近几年有关价值观和道德重建的讨论升温，似乎表明中国社会已不得不对物欲世界中人我关系或群己关系的溃散脱序做出某种反应。也许确如卡莱尔提示，“自我意识”是疾病症状也是治愈的途径？

我在《推敲“自我”》一书“余语”中曾点明：不无悖论意味，中国视角和中国关怀使我对英国“伟大传统”版“内心冲突的主体”持相对肯定的态度。这是我和阿姆斯特朗们的一个分歧点。其部分原因是：西方一些左翼或自由派批评家（阿氏是其中一位）是两百多年来主流小说思想成果的继承人，对既存的文学模式和思想规范有解构的冲动；但是身处历史发展不同节点的我们却痛切感知，编织那一类“意识形态补丁”对于紊乱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何况，英国经典小说作为个人主义思想的思辨场和“宣传车”，不仅炮制并全方位地探讨了某种阶段性“答案”，而且通过不断的思想反刍，以丰富而深刻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揭示着问题的全貌。

步入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的21世纪，有关个人与群体/他人关系的思考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最重大思想议题之一。去年，我为一位同行讨论18世纪英国情感主义文学的论著写推荐时曾表示：希望有更多国人注意英国社会在工业化起步及商业主义勃兴的时代，以“反复深入讨论‘sensibility’（情感主义关键词之一）的方式回应道德失范、进行‘思想建设’的历史经验”。这也是我最初写《推敲“自我”》并且乐见它今年再版的缘由——尽管我只是通过相对熟悉的专业细节来管窥那个此后影响全世界两百余年的重要历程。

借助他山之石，我们能更恰切地认识自身的历史处境、更全面地反思华夏文化自我观的得失，并由此更好地应对当前面临的与社会生活失序互为因果的价值观危机。我们还有可能秉持中国立场并参照西方国家晚近的发展，进一步拷问英国当年思想建设的局限与误区。英语小说“伟大传统”所标举的“内心冲突的个人”的确如阿姆斯特朗所说，恰是西方个人主义经过调适后的正统存在方式而非破解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困局的根本出路。不过，真正的“替代”方案或者新共同体，恐怕不会发端于虚构叙事，而只能酝酿、诞生于超越私有产权逻辑的曲折漫长、纷繁多样的创新社会实践。拥有东方文化基因并曾经过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烽火淬炼的中国人，是否能在人类构建未来新型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写下独特的一笔呢？

黄梅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