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帕梅拉的双重人生设计

如此强烈的反响说明这部小说准确地触及了当时各阶层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异乎寻常的“帕梅拉热”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那部小说对新的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展示和推进。许多学者指出，理查逊从出身、经历和感情上都和笛福一样是伦敦东区的“市民”，与笛福乃至班扬的思想和创作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他的作品，包括《帕梅拉》，被普遍认为具有“进步”政治含义，麦基恩和南希·阿姆斯特朗等众多评论者都提供了非常政治化的解读。 曾师从心理分析批评和巴赫金理论而近年来特别注重性别研究的特丽·卡瑟尔用更戏剧性的语言把该小说称之为“革命性的故事”，说它的情节安排是文学中伟大的狂欢式情节之一，把不同类、不相容的事物——高贵和低贱，主人和奴仆，浪子和贞女，等等——联结在了一起。由此，它创造了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向社会上主导的类别观念和等级观念提出了挑战，从而释放出僭越和变易的魔力。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则认为：“17世纪革命之后，中产阶级满足于安栖在传统社会的标帜后面，与位居其上的社会权贵磋商结成意识形态同盟。在这新话语形成的过程中，理查逊的小说占有一个中心位置”；因而帕梅拉等“不仅是小说人物，还是公共神话，是浩大道德论战的工具和进行对话、缔结盟约和展开意识形态战争的象征符号空间” 。

这类看法中虽然有过甚之辞，但多数是言之有据的。《帕梅拉》一书中，通过人物言行直接表达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例证可以说比比皆是。帕梅拉曾这样评论B们的言行：“看高贵者是何等傲慢”（254页） ；又曾如此感叹自己的处境：“倒霉的穷人又有什么法子对抗那些打定主意要以势压人的阔佬呢？”（99页）还有：“我……不过是大人物的玩物，是财富可玩于股掌之上的小球而已。”（256页）理查逊更是借“编辑”之口明白地指出：不道德的纨绔子诱奸女主人公的行为是“财产和权势合谋加害纯洁与清寒”（91页），千真万确是一场阶级之战。在变化中的18世纪英国社会，“家庭服务”一方面留有封建主奴关系的残迹，一方面包含新兴雇佣关系 ；婚姻更是“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中进行社会战争的首要武器” 。有的评论指出：“B所代表的权威不只是单纯的政治和司法权力，而且包括主仆、长幼、富贫、男女等盘根错节的传统关系” ，身兼主人、地主、当地治安法官和代表该区的议会议员多重身份的B先生如何对待一名俊俏女仆的小小私人决定，牵涉到许多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小说的情节安排鲜明地体现了权力的斗争以及某种权力的转移。 不须批评家的指点，普通读者都能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核心是灰姑娘式的转变史、发迹史，是小女仆帕梅拉把她贫寒的姓氏“安德鲁斯”置换成显赫的“B太太”的惊险历程。 尽管帕梅拉的发迹像霍加思画作中最终当上伦敦市长的勤勉学徒的经历一样，并不是下层劳动者的命运的如实写照 ，但是它们又真切地表达了某种阶级意愿和社会动向。这些艺术家努力以自己手中的笔来重塑英国社会，并最终让谦虚冷静的葛兰底森爵士和帕梅拉夫人取代了旧贵族阶级的佻 纨绔成为社会的模范。因此，理查逊非但不掩饰他的褒贬说教，反而有意识地强调它们。正是这种触目的意图使《帕梅拉》成为一种有的放矢的社会文本。

帕梅拉和B深知他们各自心目中的“plot”是格格不入的。Plot一词既指“计划”、“阴谋”，也指文学作品的“情节”设置，在这部小说中两重含义同时存在。 B要求帕梅拉交出她的信札/日志，说：“你讲述事件，或按照你的 情节 思路，或按照我的 情节 谋划，挺有点罗曼司味道。”（242页）可见他不但对两人心目中大相径庭的设想了如指掌，而且颇有点旁观阅读的审美乐趣。但是，对帕梅拉来说，这“情节”安排却是生死攸关的。她对另一个女仆说：“他可能会屈尊地认为，我还不错，足以充任他的媵妾，那些能毁掉可怜女人的事情却不丢男人的脸……”（36页）在另一些场合，她曾对B本人说，“摧毁我的声名就是你的荣耀”（218—219页）、“邪恶者的荣誉对贤德者来说就是羞愧和耻辱”（126—127页）。她“颁”给B大量“邪恶”、“下作”、“歹毒”、“卑劣”之类的形容词，B自己也很明白他在帕梅拉的“脚本”中扮演的是“魔鬼的化身”（30页）。

两人之间的确存在深刻的利益对立和观念对立。B显然认为自己对帕梅拉享有近似于封建领主的无边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迫使帕梅拉就范，B谎称送她回家，强行将她迁移到自己在林肯郡乡下的一处住所并软禁起来。对B以及许多上层社会的公子哥儿来说，占有一个漂亮的小处女是添光彩的事；他的绅士邻居们也都觉得将一个小小女佣收房不仅无伤大雅，而且理所当然。然而，他们的看法与帕梅拉的自我认识南辕北辙。帕梅拉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的“自由身”，强调她对品德和“荣誉”的看重——虽然她几乎不敢把“荣誉”一词直接用在自己身上。她说，B没有权利把她像个小偷或强盗一样囚禁起来。在林肯郡看守她的女人朱基斯指责她说：“你从他那里把你自己抢走了。”“我怎么就变成了他的财产？”帕梅拉反驳：“除了盗贼号称对赃物拥有的占有权以外，他对我能有什么权利？”于是朱基斯惊呼这是“直截了当的叛逆”（129页）。帕梅拉还驳斥对方自称是在对主人尽责的说法：“我希望，你不会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主人去做非法的或邪恶的事。”（111页）

对一无所有的帕梅拉来说，“好名声和不可侵犯的贞操”是“最宝贵的财产”（198—201页），是通向尊严和最后救赎的通行证。她的人生计划是弥尔顿/班扬式的，至少就她自觉意识到的部分来看是如此。像弥尔顿笔下的基督和班扬的基督徒，我们的虔诚的女主人公必须通过“考验”来创造自己的身份。正如她的父亲所郑重教导的，经受诱惑是苦痛的事，然而“没有诱惑我们就无法了解自己，也无从了解我们所能做的事”（20页）。弥尔顿在《复乐园》中用一系列与战争相关的军事用语（如“挫败”、“反击”、“战胜”等等）来形容基督和魔鬼撒旦的沙漠交锋，与此相似，B和帕梅拉之间的对峙也被表述为一种战事。当然，这一善与恶的“战争”基本上是语言之争，是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旷日持久的辩论。

我们不妨引述一段对话，作为他们一系列舌战中的一例。B第一次表明自己的意图后，［帕梅拉说，］如果您害怕仆人们知道您对一可怜的卑微女子的企图……那么主人，您应更怕全能的主，我们一生中的一举一动全在他面前。所有的人，不论最伟大的人还是最渺小的，也不论自以为如何，最终都得向他交账。

他拉住我的手，带着开玩笑的揶揄态度，说道：讲得好，我的漂亮的布道者！等我在林肯郡的牧师一过世，我就给你披戴上长袍高帽，你顶他的缺，形象一定不错。——我希望，我因他的讥笑有点气恼，说道，先生，您的良心应是您的布道者。那您就不需要别的牧师了。好了，好了，帕梅拉，他说，别再来这套不受欢迎的陈词滥调了……

…………

算了，他说，你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不过我觉得，有这么双漂亮的酥手和那样可人的皮肤……却得去干粗活，未免可惜，而你如果回家免不了得这样；这样吧，我劝她［杰维斯太太］在伦敦弄所房子，等我们这些议员到城里时就向我们出租寓所；你可以充当漂亮女儿，有你在，房子自然不会空置，她肯定能大大赚上一笔。

他的粗野的玩笑让我好心乱气急；我原本就快要哭了，这下眼泪立刻涌了出来……哎，你犯不着这么鄙视这件事！——你对德行真是有挺浪漫的偏爱……不过，我的孩子（他讥笑地说），请务必想想，那样的话你会有多好的机会每天给好杰维斯大妈讲故事，有多少题材给你的爹妈写信，还能精彩绝伦地给青年公子哥儿们讲道授德。（66—67页）

这段谈话所包含的对比，充分地揭示了两个对话者以及小说整体的一些基本特征。

B和帕梅拉谈话明显持游戏态度，轻松潇洒，很有创造性。他可以一会儿想象帕梅拉着教士衣袍，一会儿设想她置身妓院，玩味起这两种虚构的情景都乐趣无穷。他那些粗俗无礼的玩笑不大派得上实际用场，甚至无补于引诱小女仆的打算——他似乎沉浸于自己兴高采烈、妙语横生的亵渎言辞而忘乎所以。在这场对话中，如果说受迫害者帕梅拉不可思议地成了秩序和权威的坚定捍卫者，那么B则显得对一切都玩世不恭——对宗教和教士，政治和“我们议员们”的身份和责任，对虔诚妇女之间的友情和女性对浪漫爱情故事的喜好，甚至对他所欣赏的女人的身体和荣誉。但是，B这种自由想象的根基却在于他手中权力——他确实握有权柄能派任领地上的牧师，也能左右帕梅拉这样的小女仆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肆无忌惮的B先生是从复辟时代喜剧中直接走出来的类型人物，他的怀疑主义和享乐主义是一种文学的和社会的传统。

很显然，在财产和权势不均等的社会里，如果人人都以张扬个人意愿为原则，那么帕梅拉一类下层人物的意志肯定无法与来自统治阶级的B们抗衡。“激情”（passion）一词再三在B本人的话中出现，是他为所欲为的辩护词。然而对他来说，女仆的个人感情却根本无足轻重。在上述对话的结尾，又羞又气的帕梅拉终于点明了这背后的权势问题：“您干得不错，……拿我这么个可怜女孩子寻开心：可是，让我说明白，若不是您那么有钱有势而我又贫穷微贱，您决不至于那样侮辱我。”（67页）

因此，帕梅拉需要一套与B大不相同的语言才能与之抗衡。由于B先生们作为社会中坚失效，便生出了帕梅拉的道德责任。小说开局不久，小帕梅拉看明了B的心思，不由得感叹整个贵族和士绅阶级的败坏：

无疑这世界快完蛋了！因为，就我听到的，绅士们几乎全都像他［指B］那么坏！——而且，看看这些坏榜样的后果吧。格罗夫宅的马丁先生家前三个月里就生了三胎［私生子］，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马夫的，一个是看林人的……除了他，方圆十英里内还有两三个和他一样的老爷。（68页）

在引诱与反引诱的柔道角斗中，帕梅拉逐渐悟出了自己捍卫基督教原则的神圣使命。她把自己看成是为所有神圣事物——上帝、社会、道德秩序以及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而抗争的被迫害的“可怜少女” 说起话来一本正经，调子很高。在前面那段和B的对话中，帕梅拉作为现场发言人和事后的记录者，小心翼翼地用语言为自己塑造敬畏上帝的贞洁少女的形象。与无所顾忌的B正相反，帕梅拉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有多重听众或读者——放浪形骸的主人兼追求者B先生、作为收信人的严父以及她最终的裁判者天父上帝。他们是她必须应付的三重男权代表。因此她字斟句酌。

这里，帕梅拉对权威的态度耐人寻味。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当代表秩序的权势者以调笑权威的姿态出现时，底层人的“革命性”要求就可能会相反采取维护某些权威的立场。在帕梅拉的言谈中，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威被用来卫护自己的权利。首先被诉诸的权威就是上帝——上帝不仅是帕梅拉勇气的来源，是她最终的认可者和“惟一的避难所”，也是“一切将来的福祉”的保证。她在签名时总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形容词“恪守本分的”；为自己辩护时从不遗漏提及上帝的机会。把“全能的主”引入谈话，她不仅表达了对B的责备，也委婉地流露了力图说服后者的心愿。当然，她也不会拒绝旧秩序和旧规范可能提供的保护。她不断地自称是“微不足道的”、“可怜的”、“卑贱的”，决不是无的放矢。有意无意地，她在提醒B中世纪保护妇幼的骑士风范以及领主对其属民所负有的责任。当她对“一位像老爷他那样身份的主子不惜玷污自身……和我这样的可怜仆人动手动脚”（29页）表示不满时，听来好像她不是因为受到迫害和侮辱而愤恨，反倒是为B先生破坏了主人或保护人的荣誉和行为规范而苦恼。

同时，帕梅拉的言谈又映现着注重个人信仰和良知的新教信念。这一源于16世纪宗教改革的思想传统一方面晕染出现代个人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又由于曾受英国内战时期激进清教主张的浸润从而随时可能转化为张扬平等权利的社会政治理想。 正因如此，帕梅拉才会在另一些场合或是宣布“虽然我的身份只跟地位最低微的奴隶一样，但是我的灵魂却跟公主的同样重要”（164页）；或是表示自己在精神上其实比“富贵的人”更优越：“如果我的心有一天也会被他们的恶习毒化污染，……那么，天主，请让我远离他们的高贵境地吧。”（271页）如前面所引述，她对B谆谆地说：“……主人，您应更怕全能的主，我们一生中的一举一动全在他［指上帝］面前，所有的人，不论最伟大的人还是最渺小的，也不论自视如何，最终都得向他交账。”在这段话的英语原文中，神被大写，被说成是“全能”，然而在语法上又每每处于宾语或修饰语的位置上。而“我们”则是主语兼主体，是谈话的关注中心。由此，帕梅拉巧妙地从神的权威推导出人的价值以及不同地位的人在精神上的平等。

如果说帕梅拉和B的舌战表达了两个阶级和两种人生态度的冲突，那么，她反复念叨的“三个包裹”的选择则突出地表现了她作为新型个人的自我塑造或自我“制作”意识。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帕梅拉发现B的企图后请求辞职回家，得到B的口头许可。于是她开始收拾衣物，便产生了大名鼎鼎的“三个包裹”。其中，一包是老夫人在世时赏给她的一些丝绸细布衣裙；一包是老夫人去世后B送给她的“礼物”；另一包则是她专为回家备下的一些农家土布衣衫。她赋予三个包裹极端重要的象征意义。第一包物品与她往日在B宅的含糊地位以及与仆人身份不相称的教养有关联。18世纪前期，富贵人家的贴身男女佣人地位高于一般仆役，常常身着主人的旧衣物。帕梅拉在老夫人手下的位置似乎更高，更难以确定，介乎于小女伴、小宠物甚至小儿女之间。因此，她不但不必干粗活，而且有机会识字、读书并熟练掌握唱歌跳舞绣花女红等全套淑女基本功，甚至对读故事写长信十分上瘾。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受的教育不对头”，一旦不再和老太太做伴，那些夫人小姐的服装就“不适合于”她。至于“邪恶的第二包”，照她所说乃是“耻辱的标价”，因为B企图以此收买她的品格和贞洁。她说：既然我不为先生做他要办的事，怎么能拿他的报酬？

因此，她打算只带属于自己的第三包衣服回家。她表示：“我亲爱的第三包”是“我清贫生活的伴侣，我忠贞品格的见证”（75—77页）。对帕梅拉来说，对三个包裹的态度意味着人生目标的确认和自我身份的选择。因而，她对这件事无比重视，一次又一次地提及她的第三个包裹并数说其中详细内容（40—42、51、101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方童话故事里，少男少女常常碰到需要三中选一的时刻。他们的命运也常常由此一锤定音。帕梅拉敏感地抓住了这一考验关口，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弃绝了主人阶级加诸于她的外衣和形象，选择了回家并准备承当劳动生活。即使她可能过于天真地把“贫穷而正直”（90页）的生活浪漫化，即使她的决心并没有被真正的艰苦生活所检验，她的判断和选择已经体现了与茉儿·佛兰德斯或罗克萨娜有所不同的人生追求。

帕梅拉和B就地位问题的“正式”谈判是帕梅拉自我塑造努力的集中表现，也是斗争的高潮。B以书面契约的形式正式向帕梅拉提出“收养”条件——其许诺优厚得几乎让任何穷苦下层人都无从抗拒。然而帕梅拉岿然不动。“钱财，先生，不是我的重要的福祉。”她义正词严地说。不仅如此，她还针对B强调自己有权有势的话回答说：“我知道我所有的抵抗都微弱无力，对我来说无补于事；我担心，你想毁掉我的意愿决不亚于你的势力；但是我敢对你说，我决不自愿出售我的贞操。”（198—199页）这一表态用正式语言宣布了三个包裹所代表的选择并最终使B改变了他对两人关系的构想，成为情节发展的转折点。“写者”帕梅拉在日记中把自己的答复并列放在B的提议旁边，一条一条针锋相对。在这部小说里，使灰姑娘式女主人公命运发生巨变的不是神通广大的仙女或教母，而是那些秉承清教徒精神自传的传统的有魔力的词句和文本。书写和文字不仅是和上帝对话的途径，更是社会交流中的“通货”。言说能力是人的社会等级的一种标志——如瑞凯提说：“帕梅拉写起东西来特别流利条畅，字正腔圆，这表明她注定要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

不从18世纪背景来考虑两个人的身份差异，就很难理解帕梅拉的写作行为的惊心动魄的“侵权”色彩。如果说18世纪的巴保德太太（Anna Laetitia Barbauld，1743—1824）已经意识到理查逊所着力考察的“不只是人类心灵，而且是女性心灵” ，那么20世纪末的女学者阿姆斯特朗便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一选择的含义。她说：当理查逊让“帕梅拉获得自我再现的权利”并把她和B之间的等级关系转化为需要“谈判”的性别关系时，就已经预设了（在阶级和性别上的）双重低贱者帕梅拉作为主体、作为自身的主宰、作为B的平等对手和社会改造者的一种新身份。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女性书写和两性谈判的出现本身改绘了社会政治势力地图，而且帕梅拉在这一过程中所阐发的立场实际上重新设计了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自我的蓝图。帕梅拉的人生起点和女仆出身的茉儿·佛兰德斯的几乎相同，她所遭遇的诱惑和罗克萨娜的某些经历不无近似。然而帕梅拉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以说理查逊为自己的阶级和时代改写或修正了笛福笔式的个人奋斗者。《帕梅拉》是对笛福的展示和斯威夫特的痛斥的一个尝试性的解答或“合题”。不同于茉儿和罗克萨娜，也不同于一个世纪以后的蓓基·夏普 帕梅拉“向上”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信仰的天路历程全线吻合，它不是被描述成实现野心或欲望的不择手段的奋斗，相反却是克服、调整欲望并追求神恩的过程；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对秩序的维护与重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帕梅拉的道德“高调”并不像某些后世人所指摘的那样是空洞或虚伪的说辞，而是在多重对话和冲突中展开的对人生取向的思考和探求。

帕梅拉和B的冲突，可以说是班扬与复辟时代喜剧的对话的继续。不过小说中的矛盾和对立并不仅仅存在于两位主人公之间，也存在于他们各自的内心。

在《帕梅拉》这个多种声音交锋谈判的话语场中，B不是彻头彻尾的类型化反面发言人，而是游戏于不同的声音之间，体现了种种犹疑和内在冲突，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立体感。小帕梅拉一方面按照她的道德分类毫不通融地把他划入撒旦的阵营；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心态复杂的记录员，她原原本本地记下了他的种种难以简单归纳的表演。B兴致勃勃地说不干不净的亵渎话，实属一个正在解体的群体的常规态度——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有关自身的光荣神话。B的语言给人以痛快宣泄之感，其魅力正在于那“不信”。直到他接受帕梅拉为自己编织的新神话之前，他是十分“现实主义”的，对自己的意图和现存的阶级和性别秩序的真相都毫不隐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把帕梅拉看作是与复辟时代喜剧人物拉什福德夫人同调的虚伪小荡妇，虽然这是一种误读，但他在很多时候也准确地洞察了后者的真实心态。母亲去世后，B把她遗留的一些内衣之类送给帕梅拉，小女仆立刻羞红了脸。他不由得微微一笑：“不要脸红，帕梅拉：莫非你以为我不知道漂亮姑娘们也穿鞋袜？”（12页）这有节制的嘲弄也许体现了B作为一个机智的对话者的最吸引人的特点。他对少女“羞怯”背后的摇动春心看得一清二楚，忍不住半是劝慰半是戏谑地指出所谓的“得当”举止中的虚伪成分。作为一个浪荡子，作为文化史中不时复现的虚无颓放倾向的代表，B在小说前半部里是帕梅拉的迫害者和论战对手，但实际上他又只是个半心半意的引诱者，“并非不可救药的浪子”（222页）。他在如何对待帕梅拉的问题上几度逡巡不定，出尔反尔。他先是打算让帕梅拉走人，而后反把她软禁起来；他一度打算强行占有她，但事到临头又打了退堂鼓；他嘲笑帕梅拉的写作却又被深深吸引，等等。他是帕梅拉最忠实而热切的理想读者。 他曾向帕梅拉解释说，尽管他对她记述的事情同样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不知道她“怎样讲述它们”（251页）。因而这位对“怎样讲述”也即对组织故事的那个“更大的符号系统” 耿耿于心的贵族青年就怀着读连载故事的热忱不断索取、拦截、偷阅后者的书信日记，并终于被那个讲述方式所折服。后来这些文字几乎成了“经典”，帮助当上了B太太的帕梅拉完成了征服戴维斯夫人和诸位邻居、改造上层家庭甚至上层社会的伟大事业。这位上层代表原本就是有可能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他的被击败也是一种“胜利”，是“女性特质的力量”使他承认了“自身本性中比较温善的一面” 。

如果说B不是黑白分明的简单人物，那么与他抗争的帕梅拉也许更值得深究。她把自己想象成抵御撒旦引诱的基督教英雄，否认自己有任何现世的抱负或物质上的企求。她写诗自问自答道：“……究竟什么是幸福/那不过是平静和自觉清白无辜。”（89页）然而，她的叙述中常常突然出现空缺和沉默，还有屡见不鲜的前后抵触的含混言说。它们告诉读者帕梅拉心中的另一种追求。

帕梅拉发现B的“邪恶”用心后，曾再三地请求准许她辞职回家。可是当她终于得到了准许后却又借口她的“职责所在”，在B家里拖宕多时并加倍勤勉地精心为她那位“坏”主子绣制了一个精致的背心。 更有甚者，她有意无意地不断出现在B面前，让那个当时多少有心和这小“巫婆”一刀两断的少东家恼火多于得意。她号称厌恶B先生对她的追求，但是对他如何看待自己却又耿耿于心。她小心翼翼、半就半推的抗拒恰到好处，使B不能为所欲为，又不致彻底失去兴趣。帕梅拉和B的引人注目的“谈判”更是突出的例证。她表示坚决不做B的外室，然而同时又不忘申明自己绝没有其他意中人：“惟一可能最被我珍视的那位绅士，却图谋让我遭受无可挽回的毁誉。”（198页）她的这一声明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没有添加挖苦或反讽的音调。帕梅拉或有意充当道德导师的作者理查逊似乎都未因这段话在逻辑上和道德上的明显纰漏（“珍视”图谋使自己“毁誉”的人？）而感到尴尬。在他们看来，这似非而是的说法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待到B在帕梅拉的双关的语言和姿态的引导下终于提出了“光荣的”求婚，她就喜形于色地点出了“爱”这个危险的字眼，并提到了她那颗“一丁点儿、一丁点儿都靠不住的心”（260—261、235页）。这类言辞和她本人早先宣称讨厌B的言论彼此冲突。

帕梅拉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语言和自相矛盾的行动大都和她明言的道德关怀有所矛盾，指示出她内心潜藏的欲望——即少东家对于她的性吸引力和某种与他相关的隐隐约约不可言说的人生“图谋”。她曾很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抵制B先生的必要性：

如果我不顾廉耻，他会供养我，直到把我毁了，直到他变了心；因为，据我读到的书上说，即使是坏男人，老跟同一个人干坏事也会心烦的，会乐于换换胃口。那么，可怜的帕梅拉就得被赶走，被看作是被弃的坏女人，人人都会看不起她；而且，活该如此……因为，不能维护自己的德行的人就只能丢尽脸面。（36页）

此段言论引人注意之处不在它对于“堕落女人”的无比鄙视，而在帕梅拉不输于罗克萨娜的讲求功利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免有点惊讶，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姑娘何以能如此老于谋算、深谙人情。但是，这番考量确实标志出理查逊赋予帕梅拉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她并不十分天真单纯，也不一味心系天国。她对“美德”的强调和坚持至少有一半是出于对个人现世福利的关怀。在现存性别秩序的条件下，有什么能比做一个可敬的循规蹈矩者更能保护甚至提升她的利益呢？她显然已经掂量过了。我们已注意到，她在和B的长期交锋中如何娴熟地以公认的行为准则为武器，又是反驳争辩，又是诱导劝说。她口口声声把谨慎的准则奉为至上，但是实际上又把它作为工具，作为防守和进攻武器。

B正式求婚后，帕梅拉自我庆贺地向父母通报了B先生打算为她和她的家庭做的经济安排，并对出任B太太这一社会角色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这些都表明那位“天使”虽然深知在人生终点“千金难买片刻喜乐”（198页），却绝非仅只关心精神上的报酬。正因如此，帕梅拉对自己的胜利成果才十分敏感、十分珍重。她起初总是自称“可怜虫”（25、29、69页），一旦与B结了婚，就不断强调自己脱胎换骨地“上升”到了“尊贵的地位”（424页）。B的姐姐戴维斯夫人一度不愿接纳这个出身低贱的姑娘进入家庭，趁B不在家时强迫帕梅拉和自己的女仆一起吃饭。这时帕梅拉宁可挨饿也决不屈尊就范。她对戴维斯的傲慢的女仆说：“如你所说，我已经今非昔比；近来我有幸和更好的人做伴，因此不能再低就你这种人。”（412页）

茉儿·佛兰德斯从小一心想当“淑女”（gentlwomen），而帕梅拉最终凭她无可挑剔的行为变成了淑女。前边在笛福一章我们曾谈到“绅士”在18世纪英国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早在理查逊之前，艾狄生特别是斯蒂尔已经在一系列作品中鼓吹“绅士”名分和品行的关系，为有“德”者打开一条上进的通路。斯蒂尔在《旁观者》65期中抨击上层社会“时髦男子”的非“绅士”行止；75期中议论“优雅绅士”应有的风范，等等。在他的剧作《小心翼翼的恋人》中，富商西兰德说：“我们这些进出口商乃是上个世纪里生成的绅士，论荣誉论贡献都不亚于你们那些地产主，尽管你们总是自以为高我们一等。”（Ⅳ，ii）他甚至还在《闲话者》报257期中说，“绅士的称号，从来不是附属于一个人的地位境况的”，开店的也可以有“绅士品质”。 有学者指出，“18世纪小说家——甚至某些19世纪小说家——的重大主题乃是绅士身份（gentility）与美德的关系。” 帕梅拉便是在小说中出现的凭借自身“品质”挣得上层社会入场券的中下阶级人士的代表。理查逊对笛福的修正毕竟只是局部的“修补”：在人生的根本追求上，帕梅拉是“茉儿以及罗克萨娜的自以为是的同类” ，她分毫不爽地驾驶命运的小船准确抵达婚姻的港湾并收获了所有的人生奖赏。理查逊这部小说的副题很可以不用“美德有报”，而改为“有节制的欲望得到报偿”。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指示帕梅拉内心欲望的词句，如“一丁点儿都靠不住的心”等等是用自然的、非正式的下层民间口语表达的。有评论者指出，帕梅拉有两种声音：一是自发的源于经验的日常口语，另一种是彬彬有礼、咬文嚼字的正式语言。 她通过对衣服之类日常什物的记述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也属于前一种情况。在这些场合，帕梅拉是那个尚未和主人阶级谈判成功、还没有被完全吸收进上层的女仆，她在没有现成文雅表达方式的情况下不经意间使用了一种更具本色也更有生气的语言。两种语言风格之间的张力使帕梅拉言行中的矛盾呈现出诸多更复杂丰富的侧面。

总而言之，在这部小说中，与帕梅拉大肆张扬的以“考验与得救”为主旨的基督教人生设计并行，还有一个做而不述的追求自我提升、自我满足的计划。后者虽然更多的是通过主人公言行中的漏洞和矛盾表达的，却最终得到了小说的整体情节安排的支持。

彼得·布鲁克斯把“情节”定义为“统领全书的线索和叙述的意图” 。在这个意义上，灰姑娘式的美梦成真的发展才是这部小说的主导的情节线索，也是其真正教益所在。

如果说班扬式的追求更大程度上是新兴阶级的宣言和道德武器，那么灰姑娘式的攀升则是他们的社会梦想。通过婚姻，两种追求的模式愉快地结合了。这是《帕梅拉》大得民心的真正秘密所在。早在弥尔顿为“婚姻之爱”喝彩之前，英国文学中已有不少诗文将婚姻理想化。 婚姻由于它和基督教神话中的伊甸园的联系，常常被想象成一种人间乐园。随着婚姻被升华为神赐的报偿，宗教追求和世俗追求两套情节便汇合成一。不须说，这一神圣婚姻的象征本身也是含糊的、多义的，它半是掩盖了，半是揭示了主人公的私人欲望。一方面它充满了宗教影射和寓意；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指向具体的人和情景，指向婚姻所必然涉及的社会、经济和情感的“交易”。这里，如伊格尔顿说，“歧义含糊乃是意识形态机器运转的润滑油” 。

和灰姑娘故事一样，帕梅拉地位的上升并没有改变她所存身的社会秩序。那些对《帕梅拉》之类作品持“革命论”的评议者显然言重了。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部“交涉商讨之书”，“奔走”于美德得报的社会重组设想和既存的等级秩序之间，企图既给予其下层女主人公以有力的发言声音，又不使旧秩序从根本上伤筋动骨。 如有的评论指出，在帕梅拉改变命运的过程中，“特权和产权完好无损，就像在洛克那里一样” 。婚姻是下层女子帕梅拉的胜利，也意味着下层女子帕梅拉的消失。 XHJV5+63R26i5lKPM+CnHeGrMhFtfpfwOkNevKrNn+UR7upEWK34PxxCEcZpYB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