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憎恶人类”？

状写人物性格不是讽刺小说的首要关怀。在《格列佛》中，格列佛作为叙述者和贯穿全书的人物，其表现和言论常有前后不一致之处。 但是，他也并非从始至终仅仅是传达讽刺的工具。一些不是直接为讽刺服务的内容使得他的叙述显得亲近而真切。

不妨以他在大人国遭遇猴子的“历险”为例。

一日，御厨饲养的猴子（块头有如常规世界中的大象）发现了“居住”在一屋状小木盒中的格列佛，便从“窗口”伸进爪子把格列佛抓出，像抱小猴般拢在怀里百般抚弄，后来被人发现，就逃到室外。“庭院里有好几百人都看见猴子坐在一处屋脊上，用一只前爪抱住我，另一只把从嘴边的嗉袋里挤出来的食物硬塞进我的嘴，我不肯吃，它就轻轻地拍打我，惹得许多人在下面哈哈大笑起来……”（Ⅱ卷5章）格列佛获救后，国王还曾就被猴子抚摸和饲喂的滋味和他开了许多玩笑。

这类描写很生动，读来颇有童趣。但是实际上这类插曲的功能并不简单。它们一方面借模拟航海故事中必不可少的冒险经历呼应叙事所依托的文类，并以亲切的居家生活场景置换冒险故事中的奇山异岛，从而再一次与儿童经验衔接——对孩子来说，日常的每一天都可能包含新的探险。另一方面，这些细节赋予了格列佛某种感情深度，使他或多或少成为“圆形” 人物。 “猴子事件”过后，面对国王的询问，他大言不惭地炫耀自己的勇气和能力，活像是天真未凿的稚童夸口，引得众人解颐。然而他本人却在其他地方明确表示，对于在大人国充当弄臣和宠物，他内心中深感屈辱愤恨。他说，国王打算找个相当的女人给他做配偶，但他“宁死也不愿蒙受这样的耻辱，像驯顺的金丝雀一样留下一些后代，让别人关在笼子里养着玩，也许过上些时候，还会当作稀奇的玩意儿卖给王国各地的贵人”（Ⅱ卷8章）。联系上下文通盘看来，格列佛的自夸表演又像故意出丑邀笑。实际上，他的确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在努力地“扮演”弄臣和小丑。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小人国里的绳技表演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斯威夫特本人的经历。他曾殷殷期望自己的服务能从政要那里得到回报，但是收获的却是一再的失望。最后他终于看透，自己不过是“宫廷弄臣兼捉刀文人” 。

正是这个较有人情味的格列佛，把我们带向另一个层面的讽刺，即对人性和人类的怀疑。

小人国、大人国两次尺度转换起了某种双重否定的作用。因而，小人国的启示不仅体现在揭示利立浦特人狭隘而又狂妄、谄上而又妒贤的种种“小”状，而且在于让读者从绳技表演等似乎陌生而古怪的事物中认出身边熟悉的事物，认出自己，看到可笑事物的令人不大笑得出的那一面。到了大人国，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清楚了——因为格列佛自己也成了“小人”：他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几片小金币向那里的巨人讨好。他舞刀弄剑，矜夸自己的勇武。他和王后宠爱的侏儒闹矛盾、斗心眼。但是他讨好保护人的举动又实属迫不得已——因为他时时刻刻有被伤害的危险。甚至他向国王贡献制造火药枪炮秘诀的动机都是如此的可怜。这些反过来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小人国的“可鄙”有很多其实也属于人之常情或人之常境。如格列佛对大人国女子视他如无物、在他面前随便更衣等等颇感不快；反过头去看利立浦特王后因格列佛撒尿扑灭王宫火灾而大为恼怒一事，可笑处便减了几分。小说中这类彼此参照的内容使读者隐约意识到人“自身的不足”和“人类不可避免的局限” ，看出人人囿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一孔之见的可悲与无奈。

正因如此，斯威夫特没有始终如一地把小人国当作讽刺的靶子。格列佛讲述利立浦特人制造机器搬运巨物时曾赞叹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后来又称许地提到当地的教育和司法制度，几乎将它描述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甚至以绳技表演选拔人才的制度也可能有一个并非不合理的起因：“他们选用各项事务人才时，优良的品行比卓越的才干更受重视……他们相信人类既然必须有政府，那么普通人的才能就能胜任各项任务……他们认为人人都能具有真诚、公正、克己自制等美德。如果能实践这些美德，加上经验和为善之心，任何人都能为国服务。”这些选拔制度在初创时也出于与上述原则相似的考量（检验人的忠顺或勇敢），只不过“人类的劣根性”及后来“党派纷争愈演愈烈”，所以制度在历史沿革中渐渐被败坏，沦为可笑的争宠途径（Ⅰ卷6章）。其实，任何的考试又何尝没有这一面的负效应？许多的事莫不都是如此走向荒唐？读着读着，我们不免会不自在起来，从荒诞的事态中认出习以为常的事物，把自己的笑收回许多。

对人性的怀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常常是密不可分的。关于“钱”的一段深入肯綮的述评就是突出的例子。在第四卷里，格列佛来到没有金钱、没有军队警察的马国。在那里，马（慧骃）是善良而礼貌的理性动物，而人形动物耶胡是下等畜生。为了让他的马主人理解英国的人/耶胡何以会不辞辛苦艰难去欺骗抢劫、杀人放火，格列佛只好又费了半天的唇舌向它解释钱有什么用处……如果一只“耶胡”拥有大量这样的贵重东西，它就可以买到它所需要的一切：比方说，最漂亮的衣服，最华丽的房屋，大片的土地，最昂贵的酒类和肉食。他还可以挑选最美的母耶胡。所以我们那里的耶胡认为，不管是用还是攒，钱都是越多越好，没有个够的时候，因为他们天性如此，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婪无厌。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仅仅为了要拿到少许工资而不得不每天劳动，让少数人过阔绰的生活。……给我们的一位有钱的母耶胡预备一顿早餐或一只盛早饭的杯子，至少要绕地球转三周才能办到……为了满足男人的奢侈无度和女人的虚荣，我们把绝大部分的必需品运往外国，再从这些国家换回疾病、荒淫和罪恶的原料供大家享用。因此多数居民必然会无以为生，只好靠讨饭、抢劫、偷窃、欺骗、拉皮条、作伪证、谄谀、教唆、伪造、赌博、说谎、奉承、威吓、包办选举、滥写文章、星象占卜、下毒药、卖淫、假充虔诚、诽谤、自由思想 以及种种类似的事情来 口度日。（Ⅳ卷6章）

关于“钱”和“欲”的探讨把我们带回了“南海泡沫”的沸沸扬扬的世界。这段话结尾处那个触目惊心的长单子，开列的是典型的18世纪英国罪恶一览表。在18世纪早期，讨饭、偷盗和抢劫都是空前兴盛的职业——笛福小说主人公们的经历折射着这种社会现状，曾经出任伦敦地方治安法官的菲尔丁还就此专门撰写了《时下匪盗蜂起之原因》（1751）。“南海”风波更是表明，贪婪和腐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流行病。也就是说格列佛所列举的种种“恶”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长足发展之际的特定世态和心态，与商业化进程像魔术一样召唤出的空前的财富和空前的享受方式密切关联。总之，尽管格列佛斥责的是“人性”的贪婪奢侈，列举的却是18世纪英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只不过在斯威夫特以及当时的许多人看来，金钱的魔力是如此神通广大、如此不由分说地掌握了全社会上上下下的人，甚至成为人们的“另一自我” ，因而，怀疑甚至认定人的本性荒唐卑劣、贪得无厌几乎是势在必然。“耶胡”不过是这种人性观的形象化体现。

在马国一卷里，小说从内容、风格到叙述人的定位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讽刺的表面化、直接化。在前几卷里，特别是在小人国、大人国两卷，格列佛似乎是个客观中立甚至迟钝木讷的观察者，与他的医生身份颇相符合。他或如采集动植物标本那样搜罗异乡的奇俗怪事，或自说自道地向外人讲述自己的国家，至于两者对比所映现出的种种滑稽之处、所包含的讥讽寓意，都不是由他的口道出的，甚至似乎不是他所能深切理解的。然而，受到慧骃国马主人影响的格列佛先生却大不一样了，不仅变得伶牙俐齿，而且有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比如，他向主人介绍说，在安女王治下对法战争延续多年，其间“大约有一百万只‘耶胡’丧命”，并解释说：引起战争的原因“不胜枚举……有时是因为君王野心勃勃，总认为自己统治的地面不够大，人口不够多；有时也因为大臣贪污腐化，唆使他们的主子开战，才好压制或转移人民对于国内行政事务的不满情绪。因为意见不合也曾牺牲过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因意见不合而引起的战争比任何一种战争都要来得凶狠、残暴，而且往往相持不下，特别是当他们对于两件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发生争端的时候……”他对士兵的解释是：“一只受人雇佣、杀人不眨眼的耶胡，它杀自己的同类越多越好。”在解释英国的司法制度时又如此定义“律师”：“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门学问，即怎样搬弄文字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你给他出多少钱，他就给你出多少力。”（Ⅳ卷5章）如此的语言方式，已然是对英国式文明的直白的抨击，再没有丝毫“客观中立”的味道了。

与此相应，叙述的方式由准航海日志转换为“狂欢式”的怪诞奇想。此前，小说包含的狂放想象内容尚有一层与航海日志一脉相通的科学记述的“理性”外包装。格列佛反反复复地历数各种东西的尺寸和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在维持着这种理性的运转，使小说世界与我们的常识世界相衔接，说服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被描述的景象的合理性和可信性。到了这一卷，数字罗列和各式账单都消失了。简洁明快的文风虽然未改变，但是被描述的已是绝对荒诞的景象：即人与兽的颠倒。叙述人似乎不再介意读者对这种颠倒是否接受或理解，只一味地以令人难以消受的细节——如耶胡如何脏，如何臭，如何屎尿横飞、贪婪刁蛮等等——来刺激读者已经不堪负担的感受能力。

这一处理令人联想到斯威夫特的晚期讽刺诗中频频出现的有关污秽和排泄的意象。在文学史中，此类诗作虽不是绝无仅有，却也是相当“扎眼”的，不无怪诞意味。历史学家诺·伊利厄斯在《风俗之历史》一书中指出，自中世纪以来，西欧社会越来越把人的自然机能视为“禁区”。 而斯威夫特却把日益被文明所压抑掩盖的人类的“肮脏的”生理活动 推到文字的前台，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这类诗作以及耶胡形象的矛头直接指向启蒙派视人为“理性动物”的说教。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1725年9月25日）里明确地指责“理性动物”之说“虚妄”（584—585页）。他似乎被人的肉体所困扰、烦恼；同时又近乎病态地执著于人的物质性。 他沿袭西学中讨论人性时使用“理性动物”概念并特别以人和马为例阐述的成例 ，却反洛克等人之意 而用之。他笔下的格列佛不仅在人和耶胡之间画了等号，而且把设定读者也公然地划入了被挖苦嘲弄的“我们”。两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就此认定斯威夫特“厌恶人类”。司各特认为这一卷是“全书最下流、最无价值的部分”，是“对人性的恶骂”；萨克雷也用激烈的语言说，这些章节表达的思想“可怕、可耻、非人、亵渎”，使用的是“耶胡的语言”——“言辞肮脏，思想肮脏……”等等。 不过，应该看到，斯威夫特的文笔与其他新古典主义作家十分不同，他非但不追求纯净、整齐等典型奥古斯都风格，相反，其文字却常常具有某种“不可预测而又令人不安的不稳定性（fluidity）”，充满怪异的不对称，繁琐的解说乃至未经融合消化的尖刻讽刺等等。 《格列佛游记》中人的兽化、人兽颠倒以及对不登大雅的事物（如排泄活动）的关注等等像华兹华斯笔下的“知识马”和“学究猪” 形象或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有关性和排泄的内容一样，与民间文学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而民间的狂欢传统本身包含着对生活和生命的肯定。斯威夫特的不拘一格的笔触和他的狂欢化想象是二位一体的，它们至少在某个层面上高扬着生命的旋律。换句话说，斯威夫特以其特殊方式折射了他所存身的社会的两面性：既以夸张渲染时代的生气，更藉荒唐痛斥时代的弊端。

《格列佛》1727年在都柏林推出时，斯威夫特执意把初版时被出版商删改的地方修正回来，并以格列佛的口气补加了“格列佛船长致他的亲戚辛普生的一封信”，抱怨自己的文字遭到篡改，说：“我要郑重声明我绝不承认你添加上去的那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流芳百世的已故安女王的那一段……你或你聘请的改稿人应该考虑到我绝对不会在我的慧骃主人面前称赞我们这类动物中的任何一个。”借助于格列佛的彻底的慧骃立场，斯威夫特指名道姓地把女王也纳入了耶胡的行列。他还明白地断言“耶胡”这种动物是不可教育或改造的。（iv-v页）

不仅如此，我们在第四卷结尾处得知，从慧骃国归来后，格列佛已不再能忍受妻子儿女和其他人的“耶胡”气味，不得不在鼻子里塞上了芸香或烟草。有细心的读者发现，在小人国和大人国里格列佛就不时会忘乎所以，以当地人的眼光和口吻看待事物发表议论。 这里，借助他走火入魔的表现，叙述进一步将讽刺的矛头径直指向人性本身。格列佛不再只是讽刺的工具，他本人成了态度极端的讽刺者的化身。小说收场时那位鼻塞香料、回避众人、只跟马交谈的格列佛已经成了一个极为夸张而怪异的漫画人物。他因马主人在分手时把蹄子抬到他唇边让他吻别而感激涕零，郑重地念叨其中的荣耀和恩典；回家后则视妻儿为异类：“我一到家我的妻子就把我抱在怀里，亲吻我，而我因为多年未接触过那可厌的动物，当即昏倒了几乎一个钟头。”（Ⅳ卷11章）在这令人捧腹的场景里，一本正经的格列佛无疑是被嘲弄的对象。

斯威夫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觉地把格列佛变为讥嘲的笑柄，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不过，就他晚年的不无自我讽刺意味的诗作《斯威夫特博士之死》（写于1731年）来看，对讽刺和讽刺者本身的怀疑和反思也是作者惯有的姿态，作为耶胡一员的讽刺者格列佛未能逃脱讽刺目光的审视并不出人意料。讽刺诗《年轻的俏宁芙就寝》（1731）等也间接地表达了对讽刺本身的某种保留和修正。 霍布斯把笑视为“自荣”（Self-Glory）的表现。 这种建立于个人与他人对立关系之上的“笑”引起了许多不安，艾狄生曾不止一次在《旁观者》的文章中斥责不宽容或不健康的讽刺和嘲笑。 更何况，讽刺讽刺者乃是英语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莎士比亚笔下的愤世嫉俗的杰奎斯和泰门 之流虽然尖锐地道出了不少人间真相，但是他们的极端态度一直或多或少是被批评或审视的对象。特别是有犬儒主义色彩的杰奎斯，始终为喜剧中恋爱着的青年男女所驳斥，所拒绝。罗瑟琳还特别挖苦他说：他到外国转了转，就处处看自己的祖国不顺眼，只恨自己没有生一副外国面孔。小姑娘快嘴快舌的议论还真挖到了这些曾游历天下的讽刺者的痛处。在马国申请长期居留权未果、处处和慧骃认同的格列佛在某个意义上未尝不是从思想上被“异化”了，同样有可气又可笑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斯威夫特的晚期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人性乃至对讽刺者自身的全面怀疑是和某种并不恭维的自我认识分不开的——对格列佛的讽刺更深地表明了耶胡们的不可救药。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似乎颇能印证这一点。

据蒲柏说，有一天傍晚他和盖依去看斯威夫特。他们一进门，博士就问先生们何故光临：“你们怎么丢下了你们所一心爱戴的达官贵人，跑来探望一名穷教堂主持？”客人应答说，较之那些大老爷，他们更愿见他。“若不是我深知二位为人，说不定也就信了你们这话。”斯威夫特回嘴道，“不过，你们既来了，我想我还是得招待你们吃晚饭吧？”客人说他们吃过了。“已经吃过了！不可能。还不到八点呢。……不过，如果你们没吃晚饭，我总得给你们吃点什么吧。让我想想，我会提供什么呢？两份龙虾？龙虾管够不错了——两先令；饼，一先令。你们虽然提前早早吃过了，但是，就算只为分享分享我的钱袋，也总得和我一起喝杯葡萄酒吧？”客人说他们更想和他聊聊天。“但是，按理你们本该和我一道吃饭，如果吃饭你们就一定得和我一起喝酒了——一瓶葡萄酒；两先令。二二得四，添一作五；每位正好两先令六便士。蒲柏，这是你的半克朗；而这一份是您的，盖依先生。我拿定了主意，决不在你们身上省一厘一毫。”他态度严肃郑重，不由客人分说，强迫他们收下了钱。

蒲柏把这作为斯威夫特的“古怪做派”的例证。看来斯威夫特让他的朋友也觉得难堪或不解了。不过笔者宁愿把这理解成是精彩的自我讽拟的表演，熟知斯威夫特和讽刺文体的蒲柏和盖依竟没能体会到这一点并乐趣盎然地参与他的“演出”，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有不少传记材料表明，斯威夫特接人待物常常有表演性质并希望对方合作。这里，他欢迎朋友的头两句话显然是在开玩笑，虽然调侃中未必没有几分认真。关于这话的玩笑性质两位客人不会误解，否则他们也就不会来登门了。这一段前奏定下了讥讽夸张的基调，为斯威夫特挣得了小丑或喜剧演员装疯卖傻的发言特权。真正不可思议因而也绝妙无比的是后边的算账和付钱。如果联想到前边第一节提到的斯威夫特管理仆人的方式和出钱请人作伴的行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对那类举措的夸张的戏剧化模拟。如果不是金钱关系渗透进并主宰着万事万物，便不会有此类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对这种世态乃至自身思想状况都有充分的自觉，斯威夫特也决不至于那么煞有介事地当着人面计算“二二得四”。即使朋友们确有为他节省开支的心思而他不愿领此好意，也不必当场仨瓜俩枣地结算现金。人们“礼尚往来”地进行人情交易时不是每每做得婉转得多、得体得多么？何况在当时的英国，商家做买卖也往往允许熟客凭“信用”赊购。蒲柏们大约对斯威夫特的居家作风了解尚不透彻，因而没悟出其中的自我讽刺；同时又缺乏后者对金钱关系的极深刻的批判意识，因而感受不到这一幕的锋芒所向。

讽刺者意识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所讽刺的社会和文化的产物。

正因如此，便蔓生出一种绝望。因为，对于置身其中而又看不到有生气的替代方式的人来说，逃脱或改变这种“耶胡式”可悲生活的可能性是极为渺茫的。

这是斯威夫特的最后的深刻，也是他最终的消极。 6TiCTTVfM5Gjk7EbFtwRE/ff7ggMNhDMFieQ1v7fmC47lgw/xq7Zy1mk9eOosyY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