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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格列佛和大人国王的对话不仅构成对英国的批评，也展示了两种不相与谋的思路，并使它们互为评议。与此相似，《游记》中的讽刺常常还具有第二个引人深思的层面：即在揭示现状的同时，还构成对某些文体或文学样式的陈列和评论，以及对某些话语或表达方式的讽拟和挖苦。
一个触目的例子是极具喜剧色彩的小人国官方语言。它如此赞美他们的国王：
利立浦特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举世拥戴、畏惧的君主高尔伯斯脱·莫马兰·爱夫拉姆·戈尔迪洛·舍芬·木利·乌利·古，领土广被五千布拉斯鲁格（周界约有十二英里），边境直抵地球四极。他是万王之王，身高超过天下众人；他脚踏地心，头顶太阳；他一点头，大地上众君王无不双膝抖战；他像春天那样快乐，像夏天那样舒适，像秋天那样丰饶，像冬天那样可怖。（Ⅰ卷3章）
这些是君主制度下常常用于帝王的措辞方式，辞藻华丽夸张，字句铿锵有力，对仗的比喻奔流直下，不无马洛式诗行的气派。但惯常的颂词，如什么“举世拥戴”、“万王之王”啦，什么“脚踏地心、头顶太阳”啦，被施用于只比其国民高一指甲宽度的小人国王，就显得如同戏弄了。格列佛在抄下“领土广被”一句赞美后，在括号里不动声色地解释道：“周界约十二英里”。括号里的话拉回了本分的格列佛先生那职业人兼生意人的实事求是的叙述风格，突出了小人国的宫廷语言的夸诞。他似乎无意评论，只是在忠实客观地为我们解释利立浦特尺度。但那“直抵地球四极”的无边领土就这样陡然缩为周边不过十余英里的弹丸之地，读者不能不对这“言”与“实”的巨大差距莞尔失笑。似乎是，小人国的时空都按比例减缩了，惟有对虚荣和修辞的胃口没有降低。像欧洲贵族和王室一样，这位国王似乎也认为名字的长度和家族的显赫、地位的高贵成正比，他的全名长达八节，以常规英文书写出来，其长度远远超过他本人的身高。
斯威夫特一方面借助尺度的改变，不费吹灰之力就使歌功颂德的话语显得荒谬可笑；同时又把这种语言放到小人国宫廷的阿谀奉承、争权夺利的环境中，揭示了特定语言产生的促因和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对语言的讽刺又显然是和对行为和态度的针砭密切相关的。
更重要的是，《格列佛游记》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一种文学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全面戏仿。小说是这样开篇的：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儿子，我排行第三。我十四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我住在那儿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三年。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但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不宽裕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著名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学徒；我跟他学了四年；在这期间我父亲不时寄给我一点钱，我把钱用于学习航海学和其他有关数学的科目， 它们对于立志外出远游的人是有用的，而我一直认为，我命中注定迟早总得别家远行。我离开贝茨先生后就回家去见父亲；亏他老人家、约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我得到了四十镑钱，同时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镑钱使我能在莱顿求学。我在莱顿共呆了两年零七个月，学习医学……
我从莱顿回来不久，恩师贝茨就荐我到“燕子号”商船去当医生……我回来后因得贝茨先生鼓励，又蒙他介绍了几名病人，就决心留在伦敦，租下老周瑞街一幢小楼中的部分房间。当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新门街作内衣生意的爱德蒙·勃尔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勃尔顿小姐结了婚，我们得到了四百镑嫁资。（Ⅰ卷1章）
又是小康人家的小儿子，又是年纪轻轻就预感到自己命中注定要出门远航。斯威夫特的故事的开场锣鼓就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们又怎能忘记风行一时的形形色色的航海游记呢？那实事求是的平静语调和对记账的偏好都无不让人想起大名鼎鼎的鲁滨孙。惟妙惟肖地模拟一种家喻户晓的体裁和风格，虽然用意尚未显露，但已造成了一个背景音，一种潜在的“热闹”，以及读者的某种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格列佛的游记，乃是对鲁滨孙们的评论。
格列佛出门时是个受过教育的候补绅士，是和千千万万企图通过海外贸易和探险发家致富的18世纪英国人相似的“寻常好人”。
他起初抱负不大。但是他在小人国曾受封为贵族，回国后靠展出从那里带回的微型牛羊“颇赚了些钱”，之后又把它们卖了个好价钱。渐渐地他心气就高了，对于在等级社会中攀升也更在意了。种种“成就”使他加深了对鲁滨孙方式的认同：“我同妻子、儿女在一起只住了两个月，因为想到外国见世面的不知餍足的愿望让我不得安生。”格列佛第二次出海的目的十分明确：他随身带的“有货物，也有现钱，希望能够增加我的财产”。当然，他也没有忽略留在国内的家庭的经济安排，详细列举说明了自己给家人留了多少钱、于何处定居、有多少房地产收入、儿子女儿如何谋生，等等（Ⅰ卷8章）。像小说开篇的那一番交代，这一段从内容到语言风格也都酷似《鲁滨孙》。其中的关键字句，如“到外国见世面”啦，“不知餍足的欲望”啦，简直就像是直接从后者的叙述中搬出来的。
然而，这种故意营造的相似最终是为了凸显不似。在斯威夫特设置的虚构世界里，格列佛的鲁滨孙心态并未能长久维持。几度沧桑，格列佛不仅变得与18世纪英国社会格格不入，也摈弃了鲁滨孙式的自我提升的人生计划和人的“不知餍足的愿望”本身。
虽然《格列佛》在很大程度上是寓言故事，并不像后来一些小说那样刻意再现人物心理，但是仍用了相当的笔墨展示格列佛的心态变化。在小人国和大人国宫廷的双重经历使他对君王的恩宠和地位的升迁有了新的体会和见解。他自己被大人国一农民展示并出售的经验使赚钱的事业不再显得天经地义。他看出，主人靠他“赚钱越多就越贪婪”，哪管他累死累活，小命难保。被置于受剥削的牺牲品的位置上，人家的发财活动自然看起来也就不那么光彩夺目了。由于这些经验的铺垫（顺便说，格列佛在提到他后两次出海时就没再强调发财的计划），他到慧骃国后抨击“我们”英国体制的激烈言论也就显得不是那么唐突。经过这一连串经历的改造，小说结尾处的那个不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儿女的格列佛已经完全置身于“我们”之外，并且把那个“我们”作为他的讽刺对象了。这使他的旅行成为与鲁滨孙的飘流迥然不同的精神历程，不是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中坚，而是变为彻底的异己者和批评者——恰如被“流放”爱尔兰的经历极为深刻地改变了斯威夫特本人。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旅行文学和新生的小说所标举的形象，适应了正在成形的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需要，而《格列佛》则是对旅行文学以及“造就了旅行文学并使之风行一时的时代情感的一个抨击”，是对张扬鲁滨孙式
主人公
的正在兴起的小说的一种全面的反驳。
如果借用逻辑三段式来描述，可以说《鲁滨孙》虽然包含内在的矛盾和质疑，毕竟是有关现代“个人”的有力的正面陈述，是其“正题”，而《格列佛》则是驳斥那种建立在原始积累时代资产者经验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我观的一个语气尖锐的“反题”。“他的讽刺文字入木三分地击中其时代文学所再现的自我，”机锋直指茉儿·佛兰德斯和鲁滨孙等等“虚构的中等阶层人物的忠实可靠（bona fide）叙述，那些人物于18世纪早期在英国出现恰恰是为了支持被斯威夫特所痛斥的那个现代的、进步的、商业的世界图景”
。
巴赫金把对种种“社会语言”的再现和评论看作是小说的本质。
而这恰恰是斯威夫特的主要关注之一。以虚拟人物的身份发言讽拟某种文体或话语是他偏爱的手法，从《木桶的故事》（1697），到《反对废除基督教》（1708—1711），到《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几乎在他所有的讽刺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特别是后者。过去我们在介绍它时，常常只注意到其直接社会批评的一面，而没有充分理解它的话语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的功用。
那篇脍炙人口的讽刺文的副标题是：“如何使爱尔兰穷人的孩子不成为父母和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有益于公众”。文中，“我”以“建议者”的身份一本正经地说：当下，爱尔兰民众生活困苦，到处老少乞丐成群，大量无人能抚养的穷人子女成为社会的负担和祸患，而种种解决设想都难以付诸实施，因此，他“恭谦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我从伦敦一位来自美洲的见多识广的朋友处获悉，营养良好的婴儿，在周岁之时，无论用于烧、烤、煎、煮，都是一种味道极佳、营养最高并最有益健康的食物；而且我毫不怀疑，把它用来做炖肉丁或菜炖肉片也同样合适。所以我敬请公众考虑：在已经算出的十二万儿童中，保存二万作种，其中四分之一为男性，这已超出我们给绵羊、菜牛或猪留种的比例。……其余的十万，到周岁时就卖给全国各地有钱有势的人士；同时向当母亲的建议，最后一个月要让孩子吃足乳水，以把他们养胖做佳肴。
款待朋友时，一个孩子可做两道菜；而一家人独自用餐，仅一块连身前肢或后肢就能做一盘。如果用胡椒和盐略加腌制，第四天烹煮出来味道异常鲜美，特别是在冬季。
……我相信，任何绅士都会不吝惜花费十先令买一具肥嫩的幼儿胴体。……这样，乡绅可成为好地主，在佃户中博得好名声。而孩子的母亲将免除了婴孩的拖累并净赚八先令，便可做工直到养下下一胎。（504—505页）
建议者振振有辞地鼓吹儿童的可食性，并列举了食用爱尔兰婴儿的六大好处（其中包括减少天主教徒的人数）。正因其建议骇人听闻，读者不能不心惊肉跳地注意到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社会现状。斯威夫特尖锐的讽刺锋芒径直指向了在爱尔兰造成如此民不聊生惨状的英国统治阶级（大批爱尔兰地主住在英国，是所谓“遥领地主”）：“我承认这种食物可能会比较贵，所以供地主享用十分合适。他们吞噬了多数孩子的父母，似乎最有资格来受用这些孩子。”（505页）
但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如此荒唐残忍的建议，竟是通过相当有条有理的“科学论证”得来的结论。建议者表示他本人“对这个重要课题已潜心研究多年”，曾“仔细权衡各家提出的不同方案”。他细细算账，本王国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其中约二十万对夫妇有生育能力，减去三万对有抚养能力的（他特别解释说：“目前国家处境困难，恐怕不会有这么多”），再减去五万流产人数，每年还会有十二万穷人的孩子出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抚育赡养这些孩子？”那位建议者在煞费苦心——他们既不能从事手工业，也不能务农，六岁之前，也难以靠行窃为生。这一番思量，很合逻辑，符合谋求解决“问题”的现代的科学思维。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命和存在完全被转化成了物或“问题”，全然不被当作“人”看。作为物，孩子只是一些有潜在劳动能力的肉体。在爱尔兰目下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劳动力不被需要之时，把孩子养大是亏本的买卖，通不过成本核算——“我从商人那里获悉，不满十二岁的男女儿童是没有销路的；即令达到这个年龄，卖价也不会超过三镑，至多不过三镑零半克朗……这个价钱对父母和国家都无利可图，因为孩子的衣食费用至少四倍于此”。（504页）那么，剩下惟一可资考虑利用的只有“肉”本身了。既然人的神性已被剥夺，此肉和彼肉又有什么区别？难怪建议者在谈“留种”时要提到牛羊猪了；“幼婴肉四时当令，但三月前后供应更足”之类的说法似乎也正是这一套合理思维的延续。更何况婴儿养活到十二个月只须两先令，彼时重约二十八磅，卖十先令决不为贵。这个买卖对各方面都有“经济效益”。
在神圣的算账过程中，人变成了肉。这里，对于建议人的论证风格，恐怕不能如弗莱用“具有迷惑人心的貌似合理的外形”
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斯威夫特这篇讽刺极品最惊心动魄的地方正是他对“科学”味十足的理性主义文体的模拟。他笔下的格列佛不但一度像鲁滨孙一样热衷出海，也曾同样酷爱列举数字和细目表。而在这里，簿记思维不只是通过人物的变化被间接质疑，更是直接被展示为杀人的屠刀。如果说《格列佛》中有关科学院的讽刺文字所针对的常常不是理性精神，而是所谓科研中非理性的奇想怪行，格列佛本人的文体（至少在前三卷中）在很大程度上仍体现了当时的理性精神，那么，应该看到，在《建议》一文里，更深层的讽刺是指向整个现代经济制度、话语系统和思想方法的。
总之，斯威夫特是作为“启蒙的抵制者和‘现代精神’的敌人”而驰骋于文坛，他的作品是对以“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所谓“现代性”——包括理性主义，实验的和理论的科学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进步”史观，认为人性本善的新看法，新富阶级的行为方式等等——全面的口诛笔伐。
克劳德·劳森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斯威夫特“敏锐地洞察了正在生成的‘现代文化’的令人目瞪口呆的愚蠢乖谬”。
他的话虽然是针对《木桶的故事》而发，但也适合于斯威夫特其他的讽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