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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后南海”年代的爱尔兰生活，催生了斯威夫特的最著名的讽刺作品《格列佛游记》。
19世纪以来，《格列佛》遭遇了和《鲁滨孙》相似的命运，逐渐被打入育儿室，其节本成了“少儿经典”。说来格列佛的确有几分像孩子：他随心搬移利立浦特国的人和物，像是摆弄玩具；流落到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后，他又像幼儿在成人世界里一样感到无能为力。这些处理与《致斯特拉小札》
等书信中的“呀呀儿语”风格相呼应，映现出斯威夫特所特有的某种“童心”或“童眼”。不过，过于强调《格列佛》在这方面的成就或多或少会掩抑乃至阉割作品的思想意义。
小说的童话性是局部的特征；尖锐深邃的讽刺才是其灵魂。讽刺小说如其他讽刺作品（satire），其着眼点往往是抨击外在（于文本）的目标。
《格列佛》最初以匿名方式出版，出版商出于担心曾对某些段落加以删改。斯威夫特本人先行离开伦敦，刻意回避，新书面市以后，他和朋友们十分关注地留意官方的反应。诸如此类种种动向表明，作者和读者都首先把该书读作对世事，甚至朝政的直接抨击，印证了“外在目标”的存在。对当时的英国人乃至20世纪的中国人，该小说最浅显的、最直接引起反响的用意即是对英国状况的这种评点和挖苦。
当然，斯威夫特的讽刺是具有不同侧面的多刃刀，所针对的并非一时一事。有的学者认为斯威夫特的讽刺在美学、政治和伦理三个层面上展开
，也有人归纳出“肉体、政治、思想、道德”四个层次。
本章中我们或多或少借用这种层层剖析的划分方式，虽然着眼点和讨论议题不尽相同。我们将首先从《格列佛》所蕴涵的政治或社会批评入手，而后在另外两个部分探讨其他的方面。
借游记、借外人之眼来评议自己的国家是18世纪的惯用手法之一。
格列佛头一次历险是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小人国实在小，格列佛一手就能拖动他们的整支海军舰队。大致说来，这是个十二分之一的缩微国度，各种动物、植物、建筑和器用的大小都是英国同类的十二分之一。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格列佛一餐吃了多少鸡鸭牛羊，喝了多少桶酒，等等，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读者牢记这个比例。例如，小人国的人为了把他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京城，动用了五百工匠，制造了一个长七英尺、宽四英尺，有二十二个轮子的木架：
但是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把我抬到车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们用带子捆绑住我的脖子、手、脚和身体；然后用像我们包扎物品用的那么粗的绳索，一头用钩子勾住绷带，一头缚在木柱顶端的滑轮上。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不到三个钟头，就把我抬上了架车……一万五千匹高大的御马，都有四英寸多高，拖着我向京城进发……（Ⅰ卷1章）
总之，寻常男人格列佛变成了“人山”，把他搬上三英寸高的木架车成了利立浦特需要举国动员以应对的难题。
通过格列佛的眼来看，在这个缩微国家及其宫廷，在如此这般的一个玩具世界中，各种的争斗都荒唐可笑，所有的雄心和邀宠、政争和战事都显得渺小委琐。党派之争以鞋跟高低划分阵营，“高跟党”和“低跟党”你争我斗，势不两立；相邻的国家都想战胜并奴役对方，他们因争论吃鸡蛋应先敲破哪一头——大头还是小头——而互相指责乃至刀兵相向。国王用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于是候选人及指望升迁的满朝文武纷纷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研习这种于执政无补的杂耍技艺。为了获得国王赏给的缠在腰间的几根让人难以觉察的彩色丝线，官员不惜丑态百出。做各种可笑的表演。一位权重一时的大臣竟然嫉妒他太太和格列佛的交往，更显得匪夷所思。
利立浦特的朝廷处处令人想起英国。
由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安女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儿）没有继承人，她去世后国会选择了来自德国的汉诺威王朝，造成此后的长期党争。在怀念斯图亚特王朝旧制的托利党和支持汉诺威王族的辉格党之间，起伏颠荡的上层政争贯穿整个世纪。在1715、1745年苏格兰还两度发生（拥护被黜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党人起义。当时的英国读者对讽刺文学十分熟悉，看到高跟党和低跟党尔虞我诈，自然会联想到托利和辉格党人的争权夺利；看到利立浦特和隔海邻国打仗，不由得要对应到英法间的连年征战。就连那嫉妒、陷害格列佛的财政大臣佛林奈浦也被人们认定是以著名辉格党内阁首脑罗·华尔浦尔（1676—1745）为原型的。
借助尺度改变而产生的陌生感，读者可以对熟悉的本国事物或政治景象生出意想不到的新的看法，明明白白地看到它们的局限乃至其可鄙可笑的本相。
如果说小人国是对英国的影射，那么经过尺度的又一次转换，在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格列佛和英国就变成被指名道姓地批评的对象。格列佛曾长篇大论地向大人国国君介绍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以及种种为国家为自己“挣面子”的事，不料招来了国王一系列质问。大人国是一个有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古风的朴素仁义之邦。
从大人国国王的角度看来，英国的种种辉煌就像利立浦特的伟大一样，是十分可疑的；英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充斥着“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催生的种种恶果。格列佛一心想巴结讨好，表示愿把制造军火的方法献给国王。他吹嘘说，火药枪炮威力无比，能使人尸横遍野、血流漂杵。国王惊诧万分，痛斥他“那样一个卑微无能的小虫”竟有如此残忍的想法。循国王的思想逻辑，我们似乎无法不认同他的苛评——那种以制造杀人凶器为荣的区区小动物的确属于“自然界中爬行于地面的小毒虫中最有害的一类”。然而，亲聆他教诲的小毒虫代表格列佛却丝毫不能领会他的道理，相反觉得他的拒绝不可思议：“死板的教条和短浅的眼光竟会产生这样奇怪的结果！……如果他不放弃这个机会，他很可以成为他属下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绝对主宰。”（Ⅱ卷7章）格列佛的刀枪不入的冥顽使得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凸显出来——显然，被嘲骂的不只是英国的杀人武器，而且还有武器背后的种种无形的制度和体系。
关于飞岛勒皮他等地的一卷（第三卷）由于缺乏叙述者的生动的个人经历，就更像一些小品的连缀，可以被视为一连串独立的小型讽刺文。其中，对研究如何从黄瓜中提取阳光、把粪便还原为食物的拉格多科学院人士的描写是直接针对英国皇家学会的，斯威夫特为此阅读了学会的许多报告。可以说他是最早表达对现代科技以及所谓“进步”的忧虑的人之一。而勒皮他岛一段则直接涉及殖民主题。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居住于一直径约四英里半的飞岛，在全国（本身为一岛屿）各地上方飞来飞去，如一处空中宫苑。飞岛上的达官贵人靠搜刮“下界”的物产养活自己。如果下方某地百姓不愿缴纳捐税或抗拒统治，国王就把飞岛停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得不到阳光雨露，甚至让飞岛落下去，以其金刚石的底座把他们压毁。这一两岛式宗主国/殖民地关系模式显然是影射欺压榨取爱尔兰的另一个岛屿（英格兰）上的统治者。
殖民活动是贯穿全书的主题之一。在小说结尾处，格列佛一本正经地解释为什么自己回国时没有向政府申报所发现的新岛屿并请求殖民。他说：征服利立浦特得不偿失；和大人国人作对“既不明智又不安全”；而慧骃们呢，虽然不懂战争，但是“贤明、团结、无畏、爱国”，若有几万匹慧骃在欧洲军队阵列里横冲直闯，也不是好玩的：
此外，……老实说，我对君王们施行正义的这套方法发生了怀疑。比方说，一帮海盗被风暴吹到了方位不明的地方。最后在主桅上的水手发现了陆地；他们登陆去烧杀抢劫；发现了一个无害的民族；受到人家的优待；他们为这个国家起了一个新国名，算是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竖一块烂木板或石头当纪念碑，杀死二三十个土人，再劫走两三个当样品，回国后就得了赦免。于是这就以“天赋权利”的名义开辟了一处新领地。舰船被立即派往那里，土人被赶尽杀绝，为了搜刮黄金折磨他们的首领君主；下令准许任何贪婪放肆的非人行径，本地居民血流成河。这一帮专作这种虔诚冒险事业的可恶屠夫，也就是被派去开导感化那些崇拜偶像的野蛮人的现代殖民者。（Ⅳ卷12章）
一番话何等尖锐痛快！即使在当今的“后殖民主义”时代，人们也未必能听到更精彩的批判。在这种时候，我们听得出斯威夫特声音中的真正的愤怒和憎恨，却绝少蒲柏诗文不时流露的那种“对文雅圆熟文字风格的认同或对社会的真切的亲和感”
。那时，英国人征服世界的伟业仍方兴未艾，《鲁滨孙》和许许多多风行一时的游记文学都直接表达了对殖民事业的热衷。而“保守怀旧”的托利党人斯威夫特没有借助此后几百年历史赋予的透视眼光便如此明晰地看清了英帝国的扩张压迫的本质，实在令人叹服。
秩序更迭、工商繁荣、物欲张扬、政界腐败、党争剧烈及对外殖民扩张等等共同构成了18世纪初英国生活的大景观。斯威夫特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四面出击，冷嘲热讽，痛下针砭。资深学者苏则兰在论述滑稽幽默（the comic）与讽刺（the satirical）的区别时说，讽刺家的标志是对所述状况“不能接受、拒绝容忍”，从而激发大众的变革之心。
正如《布商的信》和《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等讽刺政论所示，忌刻挖苦的文字乃是斯威夫特评论时事、谋求改良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