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海泡沫”

1720年10月。乔纳森·斯威夫特给女友写信说，“人们开口就是‘南海事件’和国家的毁灭，此外什么都不谈” 。千真万确，那时候轰动朝野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或称“南海骗局”）刚刚破灭，正搅得全英国鸡犬不宁呢。

臭名昭著的南海公司创建于1711年，主要从事美洲贩奴买卖，从一开始就与官方有很多纠葛。其最初的设想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行将结束，政府在和西国媾和时为该公司争得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作交易的垄断权；而公司则为国家的上千万镑的战争债务支付6%的年息——略高于法定私人贷款利息。虽然后来两国的和约对这一官办公司并不那么有利，它的生意也算不得怎么红火，但是英王乔治一世1718年亲自出马担任该公司的总裁（governor），芸芸大众不能不对它信心大增。1720年，一直协助为国债付息的南海公司提出申请，要求直接经管国债。它表示将把五千余万镑国债中的大半转化为本公司股本并当年为之支付高额红利。它的提议得到了议会认可。一时间草民百姓深信它有秘密的生钱方略，纷纷抢着购买其股票或用国债券兑换。年初每百镑股票价值约为128.5镑，随着投机狂热席卷上下，其价格扶摇直上，4月卖到三四百镑，而到7月已突破千镑，六个月中几乎涨了七倍，形势如烈火烹油。南海股票的市值总额飙升至五亿镑，而当时全英国（土地、房屋等）一年的租金总和据估算也超不过1400万镑。此时，明眼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开始抛售，于是立刻引起股票价格一路狂跌，如飞流直下，到9月时已跌回150镑，12月落到124镑，并连累其他各种股票一起下跌。 不到半年，全民的投机狂欢迅速地拆台收场了。

随之而来的是信用危机。所有的金融票据（包括各种票据债券）都贬值甚至被拒收，公司、商号和企业之间拖欠严重。成千上万的人破产了。1721年破产的人数是1719年的两倍，为英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在这举国迷狂的灾难之年，当人们期待着从南海公司获得巨额财富，获得甚至超过来自秘鲁的横财，当贪婪如流行病感染了所有人的头脑，当诗人们也个个都渴望着发财” ，斯威夫特们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当时笛福主持着数种和政府有密切瓜葛的报刊，从始至终是个活跃的“局内人”。不过他的态度颇为复杂，并不是热衷的鼓吹者。他批评说，这些计划、买卖和活动都是些“泡沫，旨在于交易巷内大发利市，而不是发展商业，设立殖民地或扩展王国的领地”，结果没有造成“从事有益商务的商人，却见大批的托儿骗子和傻帽憨大蒙来诈去”，“卖者是骗子……他收了钱，却什么也没给；买者也是骗子，……因他意在骗别的人；他买的是空无，卖的是泡沫”。 商海历练已久的笛福在1719年就卖掉了自己的一份股，后来再没参与这场投机，很能说明他的态度。但是和斯威夫特共同发起了享誉一时的文人社团“斯克里布拉斯社（Scriblerus Club）”的朋友们，包括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盖依，却都被卷进了投机潮。蒲柏还算幸运，及时地将部分股票出了手；而贫寒的盖依则因为急于一举获得梦寐以求的经济独立，把出版诗集所得的一千镑全部投入买南海股票又死捂着不肯抛出，结果满盘皆输，真的落到“乞丐”——他最著名的作品名为《乞丐的歌剧》（1728）——的边缘。

就个人而言，在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担任主持的斯威夫特也许是受影响最小的。然而连他也深切感受到了这场风波的巨大的冲击力和象征意义。

那是利令智昏的时代，是“钱”成为中心、一切最终归结为“钱”的时代。“南海骗局”以最充分、最戏剧性的荒诞形式向世人宣告这一时代的来临。整个事件从官方最初的策划，到运作人一路打通关节的手段，直到全民热情参与的动机，无不是围绕一个“钱”字。投机风潮鼎盛时关于作弊的传言就四下蜂起，事后披露出来的腐败现象更是触目惊心。下院的调查表明至少有三名大臣和若干议员曾接受贿赂并参与投机。辉格、托利两党都有不少人在这场骗局中渔利，早在公众手中国债被兑换成股票以前就有价值五十余万的股份被两党政客瓜分并换取到了议会的支持。后来有关的账目和文件被严重破坏销毁。更有一批肆无忌惮的投机者作弊者借机大发横财。腐败和追逐金钱的狂热成了最触目的社会景象。如果说作为政府雇佣文人的笛福在这场风波后的表现是“顾全大局”，协助当局稳定人心，纾解危机；那么斯威夫特和他的朋友蒲柏等则由于这场搅浑水的混乱痛感社会败坏失序、亟待整饬和救赎。

钱自然也就成了诗的主题。

斯威夫特于当年年底便写了讽刺诗《泡沫》，斥责南海公司的董事们通过欺骗手段鲸吞弱者，劫掠民财。若干年后著名画家威廉·霍加思专门作了一幅关于南海事件的讽刺画，画面正中是一群人在玩木马游戏；左边可见另一伙人争先恐后拥向魔鬼的店铺想赌一把运气；右面是一纪念碑，上刻：“此碑纪念南海骗局1720年毁灭本市”。还配有一段诗文言说“金钱的魔力”：“荣誉和信义成了罪过/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受/自私与邪恶的惩罚。” 这和蒲柏在《道德篇·致巴瑟斯特》中的愤愤之言相呼应。蒲柏说，“两边”（指辉格、托利两党）都被南海公司的卑鄙无行的经理收买，社会中上上下下一时全都财迷心窍：

终于，腐败犹如洪水铺天盖地……

将淹没众人；贪欲潜行不止

像雾霭从地面腾起，遮天蔽日；

政治家和爱国者全都玩股票

贵妇人和仆役头儿一同把难遭。

（124—142行）

此外，蒲柏的《仿贺拉斯 二卷书讽刺诗之二》（1734）以及盖依的讽刺诗《致托马斯·斯诺的赞辞》等都明确指涉南海骗局。斯诺是当时众多的兼营钱庄业务的金匠之一，他那“善于搜捞的手和金子打交道、蹭得发黑”。他不失时机地在南海事件中兴风作浪，发了横财：“哦，洞幽烛微的您早已看到/使千百人沉没的南海石岩和暗礁/信用一落千丈、商业奄奄一息/而您却昂然屹立……”（9—14行）

在《乞丐的歌剧》中，无赖皮彻姆充当了“经济人”的代表。这个人物以大名鼎鼎的乔那森·魏尔德为原型。魏尔德十数年来衣冠楚楚地出入伦敦上流社会，直到1725年东窗事发，被证实是贼党的头子，判了绞刑。该案轰动一时，笛福为此人写过传，菲尔丁更是就此创作了著名的《大伟人魏尔德传》（1743）。盖依笔下的皮彻姆一面为众盗贼受赃销赃，一面和监狱看守等勾结，出卖那帮绿林好汉收取告密费。他对官对贼均无恨无爱，一举一动全都出于经济动机，全看当时怎样干收益更高。第一幕一开场他就坐在账本前宣布说：“律师的职业正当，我的也如此。像我一样，他发挥双重的作用，既与坏蛋作对，又为他效力；既然我们靠那帮骗子过活，我们保护并鼓励他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还说，和他本人相比，政客其实更恶劣：“政客因为他那么了不起/就以为他的行当和我的一样诚笃无欺。”（Ⅰ，i）在全剧中，除了两个陷入情网的年轻姑娘外，其他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互相出卖，互相算计，如其中的强盗头子麦基斯所说：“选对时机，用得恰当，钱就无所不能。”

（Ⅱ，viii）实际上，连人本身也被“钱”化了：

少女犹如是原矿，

含金虽多无人知，

直到一日入币厂，

检验加印见足赤。

妻子好比纯金币，

上刻夫君的名号；

买进卖出通彼此；

户户家家不可少。

（Ⅰ，v）

菲尔丁的早期剧本中，金钱以及钱和政治、宗教权力的勾结也是被讽刺的对象，出现过公开拍卖“诚实”、“爱国主义”和“良心”的场面。在他的讽刺喜剧《巴斯昆》（Pasquin，1736）中，选举是赤裸裸的贿赂和交易活动，法律、医疗和宗教之类的公益事业也无不被转化成了执业者的“私人行当，每一行都是劫掠民众，充填钱包的工具”。

蒲柏在《致巴瑟斯特书》一诗中说，神遣来金钱使“傻瓜们耍闹不息”（5行）。他的议论有时不失新古典主义的平衡：“它［指钱］或许能使社会发展，商业繁荣；/但也会勾引海盗，腐蚀友朋；/它聚起军队为国征战，/但也收买显要，出卖家园”（31—34行）。然而，更多的时候，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近乎愤恨而无奈的宣泄：

天助纸通货，那最后的最好的财源！

有了它，腐败便能高飞翅展！

黄金如添翼，所向皆披靡，

国家入囊中，君主呼来去；

区区一页纸把大军来调遣

或将议员送往遥远的海岸；

如西伯的叶子 ，一片就能操纵

我们的命运财产，使之飘摇随风：

内藏千百隐秘交易和勾当，无声无臭

便卖掉某位国王，或买下一名王后。

（同前，68—78行）

当然，这个时代也充满矛盾。一方面统治者的腐败和世风的浇漓似乎已不可收拾；但是另一方面却如“南海泡沫”投机高峰时的热烈气氛所示，社会生活中又洋溢着不可思议的乐观情绪和勃勃的生机。笛福笔下人物的不间断的活动印证着这个时代的活力。蒲柏和盖依作品中的“狂欢性”成分——通常被认为与民间狂欢传统有深刻渊源关系的讽拟、闹剧、怪诞形象、多声部手法、热闹大团圆结局等等 ——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斯威夫特的作品虽然如巴赫金所说，基调比较“阴郁” ，然而其中滑稽怪诞的因素、放任不羁的想象、亵渎神明的讽刺以至他有关大人国、小人国的构思都与民间文学以及拉伯雷的《巨人传》有明显的血缘关系，都披露了某种深层的狂欢因素。伏尔泰把斯威夫特称为“英国的拉伯雷” ；蒲柏、司各特、柯尔律治等等也注意到两人的相似之处。 可以说，时代的两面性渗透到了这些作家们的血液里。他们的夸张的写作手法与如此戏剧性、如此夸张的事态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关系。

斯威夫特的“阴郁”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他远在都柏林。他官场失意，心中块垒难除。不过，又正是因为被放逐到了帝国的边缘，他才得以见证了“南海”金融骗局的更深更广的后果，即被压迫者的苦难。爱尔兰的经济状况在持续恶化。1721年的头几个月里，失业、赤贫和饥馑日益严重，金融骗局造成的连锁破产更是雪上加霜。……按斯威夫特的计算，仅都柏林市就有超过1600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挨饿。 南海事件成了当代社会问题和弊端的一种象征：在他看来，当时的世界被“权术、‘南海’投机、聚会、歌剧和假面舞会所主导” 。这个短短的单子里前两项是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的骗术，后三种则是他们的典型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斯威夫特个人完成了某种立场转变。此前他曾殚思竭虑地为英国的王室和两党高层政客效力，并一次次指盼得到一个好职位作为回报；而此后这位对被放逐到爱尔兰耿耿于怀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主持，终于开始在他的文章中把爱尔兰人称为“我们”。

斯威夫特深感没有哪处教堂或庙宇的深院能够把政治经济生活摒于门外。 爱尔兰的殖民地处境也使他更深切地懂得了经济正在成为政治、人生和思想舞台上最被关注的议题。1720年，他打破多年沉默，号召爱尔兰人使用本地产品。随后，《布商的信》（1724）借一布商之口猛烈地抨击英政府出卖向爱尔兰提供铸币的特权，损害爱尔兰大众的利益。“布商”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英国当局被迫放弃了那个计划，斯威夫特几乎成了爱尔兰人眼中的英雄。《爱尔兰状况简述》（1727）则力陈爱尔兰受到的经济剥削：英国剥夺爱尔兰的出口权，爱尔兰三分之一的地租收入被输往英国，如果加上在游乐、医疗、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开销，该国年收入中足有二分之一成了英格兰的利润。经济上的被殖民和政治上乃至心理上的附属地位纠结在一起：从英国派来的首脑治理着爱尔兰，有如对病人体质和病况一无所知的远方医生派人来为病人操刀治病；老百姓的心态也都是惟英是取：“男男女女，特别是女性，都鄙视本地产品，即使本地织物质量优于外来货也不肯穿用，……甚至连啤酒、马铃薯和谷物也是从英格兰进口的。”

综观“南海”风波在奥古斯都时代讽刺家们那里引发的愤世嫉俗的反响，耐人寻味的是，抨击金钱罪恶的诗人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已经非常“资本主义”化了。且不说蒲柏是英国第一位在新型出版市场上靠写诗译诗挣出可观家业的诗人。也不必再提文化人介入股票投机的事实。就是以“保守”闻名的斯威夫特，虽然没有蹚“南海”的浑水，但在处理财务、经营家产（他买过股票）以及处置和他人的关系时，其方式、态度以及言谈思维所借助的术语都已无可逃脱地被市场逻辑一脉贯通了。他把爱尔兰称作他的“债户”，还曾劝盖依用好自己的小钱而把大钱放出去得利息。 “我请我手下的牧师吃晚餐，”他曾这样记述道，“并且付给他太太一先令，让她每月两次陪我下一小时的双陆棋。”他不假思索就把晚餐、别人的陪伴等等都列入了等价交换的范围之内，而且在掂量这些交易时颇为斤斤计较。他1733年制定的家规包括下述内容：

如果两名男仆中有人喝醉，为此过失将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一克朗。

如果教堂主持［指他本人］外出，除女仆外，其他仆人不得离开半小时以上，违犯者每超出半小时将罚六便士。

如果发现哪个仆人撒谎，将从他或她的伙食费中扣一先令。

如此缜密的量化管理简直能让我们某些当代企业经营者自叹弗如！在这里，我们恐怕很难把“家规”看作是斯威夫特的独创，也不宜过于强调“家规”和诗人对金钱的抨击相抵触，而是应透过它看到，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市场化”到了何等程度。18世纪“特别盛产讽刺作品” ，讽刺文作为“文化评论手段”直到1750年是“主导的文学表达形式”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写作者们对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感受、忧虑和愤慨。甚至“奥古斯都”时期文人在文学上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新古典主义主张，也未尝不是对失范而多变的世界的一种应对。

百余年后，兰姆依然在文章中谈论南海公司中的“蠹虫”，萨克雷也仍旧把这一事件当作18世纪初年社会失序状况的缩影。 的确，“南海泡沫”所代表的那个由物利主宰的新世界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以及自身的来龙和去脉。 vtOLHB8tq8ovPvGcH4amfN1YeUqaO3Cv4e4/162Hdi3xxZmrjTLR2s+E2nDaAC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