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

金家湾和田家圪 两个生产队的禾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

但不论怎样，到了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使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的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惟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大坝落成后，孙玉亭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亭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哭咽河口对面田家圪 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

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亭还告诉他，三月份昔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撤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

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哩！

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圪蹴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哩？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唉，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

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就要纠正——那时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走越远了……

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性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

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

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

哈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可是，在耕翻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

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圪 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就纷纷拥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

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意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

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

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

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 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

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

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啊啊！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

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

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这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

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亭同志。不过，他即使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亭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

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者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圪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

在双水村田家圪 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份的居多，合作化时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

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圪 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

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圪 那面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棱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到了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了一般干净。哈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哩还是绣花哩？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锄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圪 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像钻进去些毛毛虫……

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圪 ，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

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

是呀，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镢把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洼里下呢？

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得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散心。

走到石圪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胡得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

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治功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后，徐治功就成了石圪节的一把手。

他到公社时，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凉崖根下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

公社里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啊！

田福堂蹲在徐治功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治功：“你们怎不下乡搞责任制呢？”

徐治功一步将对手“将”死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

田福堂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治功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

田福堂本来是到石圪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心越烦。治功刚才提起了他弟弟，使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

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中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

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

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

“为什么？”田福堂直起身子问。

“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胡闹啥哩！好好当你的老师！”田福堂生气地说。

“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哩……”

“只要能教一天，你也要教你的！”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民哥的组里去出山……”

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没什么大病，能劳动哩……”

“主意我已经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儿子刚一走，坚强的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住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地哭了…… MEBXHq9v2F3ep0Mr2t+n3bXOi52mLjvp5nnM8Go3gAjQpJwxzQyEYY/tZmSkjK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