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

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呆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黄原那面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呼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他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式地对待他就行了。

一年多来，他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西县住了十来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爱云去年和晓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她住了一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得乱七八糟——反正这里很少来人，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

他读的大部分书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晓晨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孩子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他的枕头边，他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呀，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哩！晓晨在六岁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四十度，还伴着抽风。尽管他妈是医生，也常吓得哭鼻流涕。唉，为了这孩子，他和爱云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他；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爱云怎么能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盼望他往大长，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这里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小家伙！倒像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哩，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想起儿子的时候，他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晓霞。晓霞和她哥的性格截然相反。晓晨沉着文静，晓霞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她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她六岁那年，他和爱云带她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她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后，她突然问他：“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他随口说：“老虎狮子呗。”她扬起头说：“不对！”她妈问她：“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她说：“人最残！”当时把他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她妈问她：“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她却振振有辞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是的，他是给她说过这话。他问女儿：“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呢？”她回答说：“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说得他和爱云一时都无言可对……

多少年来，他一直记得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这孩子，不知她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快满二十一岁。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革”十年把他的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晓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他知道这孩子有一股顽劲。是的，有时她这股劲上来了，他和爱云也不放在她眼里。他这几年越来越对这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她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他的书柜翻得乱七八糟，捉住啥看啥。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她竟然说她非常同情以色列。当他严厉斥责她时，她却顶嘴说：“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同情他们！”她大概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他当时无法说服这家伙。

当然，他在内心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年轻而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强。他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

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由不得想想儿女的事。他大半生忙忙碌碌，很少像现在这样闲下来幸福地思量自己的家庭。

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

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掩埋在心灵的深处，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

田福军日常没事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不借人，他算是惟一的例外。黑老原名叫黑耀其（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从事写作后，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瞧，作家的名字都这么古怪）。一九五八年，他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黑老——那时称老黑，已经四十三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他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他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障行署的汽车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他干脆把他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那部名字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一九五九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他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办事，总要去看望他……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黑白已经六十三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他自己也已经四十六岁，由当年的小田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还像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黑老现在的主要话题是“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开始到“四人帮”垮台，十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磨难。他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才又“黑白分明”了……

有时候，田福军心里也很烦乱，既看不进去书，也无心去找黑老聊天，常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地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而他却闲呆在这里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给他分配工作呢？正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他不愿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钟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不愿留在省里工作，他表示他不愿留在这里，而愿回黄原去。唉，就是仍回原西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他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苗凯同志现在是怎样想的呢？他来看他时，对他的态度倒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只是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

他一个人在小树林中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好继续等待吧……

这一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向他这边走来了。润叶？她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他看错了人？

但这的确是润叶。

她现在已经走到了他跟前，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服务员，说你到这里散步……”

“你怎到这儿来了？”他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她。

“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原西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里来一下，给你送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到后，有几天假，就坐公共汽车下来了……”

“吃饭了没？”

“我下车就吃了。”

“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子……”

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的门锁着，润叶立在门口，地上放一个大提包。

他开了自己的房门，把侄女引进去，忙着给她掺洗脸水、泡茶。

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先抢着给他冲了一杯茶。

在她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

“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助我调的。”

“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像是你的同学。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怎么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润叶说。

“丽丽的男朋友是谁？”

“叫武惠良，是团地委领导。”

“他又不是劳动人事局长，年轻轻的……”

“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噢……”田福军这才想起地区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得全的儿子了？

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他不愿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在原西呆了。本来他应帮她调个工作，但他自己的工作一直也没着落，怎么可能帮助她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成大人，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好事。

田福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觉察到，侄女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他曾多么担心她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

但田福军在心里也常常同情向前和登云两口子。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一个好娃娃。唉，这小子怎么一个死心眼看上个润叶呢？年轻人啊，真是不可思议！明知是火坑，偏要往里面跳！毫无办法，只能像他原来想的，让时间慢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

田福军为不刺伤润叶，根本没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鼓励侄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提高水平——因为她过去一直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

润叶在他这里住了两天，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他打电话把晓晨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他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将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齐齐整整……

润叶走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他那里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

当他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一辆小轿车，而且他的门也被打开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走前去。在门口不远处，招待所所长撵过来，紧张地说：“啊呀，到处找不见你！赶快！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在你的房子里等你！”

田福军头“轰”地一声，急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

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石钟倒茶。两位省委领导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石钟对他说：“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后，让我带他来这里，说要见见你……”

乔伯年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一下他，说：“你就是田福军？咱们是老熟人了！”

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他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他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

他只好说：“乔书记可能记错人了……”

“没有！没有！”乔伯年笑着说，“咱们没有见过面，但的确是老熟人了！至少我是早就认识了你。一九五七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那时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有两篇我还给写过编者按语。那个田福军不就是你吗？”

田福军这才明白了。他很受感动地说：“就是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记得这些事。”

“这是我回忆起来的。记得我当时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想让你毕业后到农业部来工作，但又听说你执意要回黄原去，我就再没让他们强求你。我也是黄原人嘛！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

“这事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田福军说。

服务员退出去后，房间里就他们三个人了。

乔伯年坐在他床边上，问他：“你是黄原哪个县的？”

“原西县。”他回答。

“噢，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我是原东县人。咱们黄原有句口歌：原西的女子原东的汉。因此我就娶了个原西老婆！”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

“高老前年还回原西视察过工作。”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

“那我知道，”乔伯年说，“高老回北京后，到我家里说了半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噢，福军同志，你能不能谈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

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田福军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他想了一下，说：“最紧迫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石钟插话问田福军。老石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力一些。

田福军冲口说：“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

乔伯年和石钟都笑了。

田福军感到他话说得有点冒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这时，乔伯年口气认真地对他说：“福军同志，省委已经决定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希望你回去后，能在那里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罢了石钟同志还要和你详细谈一谈。”

田福军愣住了。

他立刻对两位省委领导说：“这么重大的担子，我能力太低，怕担负不了。请省委能重新考虑……”

“已经决定了。你准备一下，力争尽快返回黄原。不准再打退堂鼓！”

乔伯年说着便站起来。两位书记和他握了手，便告辞走了。

田福军送走两位省委领导，即刻返回到房子里。他关住门，立在脚地上，低倾下两鬓斑白的头颅，开始沉重地思考这新的使命。 WByRxbB9Crg/l3IGLTnavf26n2cUqS9M+MSByX7dQ0xt2P4wfKq+2VyJdI0D/iy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