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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教授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肇端于1924年底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时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及陈源教授都是“倷倪”无锡人，而对立方鲁迅和马裕藻等教授大都是浙东之氓，这场风潮之起于青之末，有教育理念差异、人际关系矛盾的原因，同时又是地域派系争斗的必然结果，因为此前女师大校长许寿裳，刚被杨荫榆取代，等于是浙江和江苏教育权在女师大做了一次交接。
过去往往把鲁迅与陈源的恩怨，说成“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和个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孙郁语），这种说法值得质疑，陈源等留学英美的学人，何尝缺乏现代中国社会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在我看来，陈源等留学西方人士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一点儿都不比鲁迅等教授少，或许还更多些。鲁迅等人身上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则更加浓郁，因此所谓“某籍某系”的派系因素不容低估。中国知识阶层的派系争斗，在民国的大学中普遍存在，这就造成纠结的人际矛盾，进而使得学校风潮迭起，教授裹挟其中，乱斗不已。
陈源指责鲁迅抄袭，不过是陈、鲁恩怨这场大戏中的一个小插曲。这里还得把凌叔华扯进来。原来1924年5月，陈源与凌叔华在泰戈尔来华期间相识相交相恋，是年底即发生女师大风潮，而凌叔华在此时也正以一颗文坛新星的形象跃然升起，为人瞩目；随后评论界有人指出凌叔华小说的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陈源一边为杨荫榆和无锡派而与鲁迅大战，一边又为了给女朋友帮腔，把鲁迅拉进来垫背。
陈源这样做，既是为女朋友辩解，又正好转移焦点，把质疑抄袭之火引向鲁迅。一个热恋中的男青年，往往会为女朋友两肋插刀，陈源此举差不多也是如此，而陈、鲁两人又恰好恩怨颇深，于是陈源使出了一石二鸟之计。
可惜一着不慎，陈源反而卖了更大的破绽。
1923年到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新潮社出版（按：该书最初分上下两册出版，故出版日期有两个年份）。此书原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因此随编随讲，到一定篇幅后，先是出油印本，然后再正式出版。
当女师大风潮起，鲁迅、陈源缠斗不可分解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全部出版了。这时发生了所谓凌叔华抄袭事件，陈源自不忍坐视女朋友被质疑而不救，于是写了《剽窃与抄袭》一文，为凌叔华辩护。在这篇文章中，陈源还埋下伏笔，不点名地指出，有人在“整大本的剽窃”，批评界却视而不见，反倒把凌叔华的几篇有模仿痕迹的小说咬住不放。指鲁迅抄袭，至此已经呼之欲出。
我们目前见到的只是纸上的黑字，当年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沙场上虽然只是老将鲁迅和青年陈源的厮杀，但旁边还各有帮闲，不外放冷箭打冷拳的，双方背后还站着许多摇旗呐喊之人。陈源在《剽窃与抄袭》中虽然不点名地说有人整大本地抄袭，其实，北京文坛两个阵营中早已满城风雨，说得有鼻子有眼，直指鲁迅了。（参见鲁迅《不是信》）
随着论战深入，陈源在其《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正式抛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之说。
陈源在文中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段话说得很不严谨，甚至第一句就说错了。鲁迅在《不是信》中曾郑重辩明——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
陈源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对鲁迅来说，伤害相当大，因为鲁迅向来是不抄袭他人的，即早年介绍镭的科普文章，介绍斯巴达精神的《斯巴达之魂》，也是综合数篇相关文章，再用自己的话语，按自己的思路一一道来，因此，他对关系自己学术声誉的抄袭指责耿耿于怀，久不能忘。
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作了大段批驳。概括言之，他承认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相关的不过以下三点：
一、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确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参考书之一。
二、《中国小说史略》28篇的第二篇是根据该书的。
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贾氏系图》也是根据该书的，但“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鲁迅说：“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按：括号与标点原文如此）
鲁迅很希望有人早日把盐谷温的书译成中文，早日为他洗清陈源教授的抹黑。他虽然并没有见到该书，却耳闻该书已经出版了。虽然肯定有这样一本书出版，却对该书是否是译作表示疑问，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出，鲁迅对该书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并已经弄到了该书，只是还在邮寄途中，尚未看到。
《不是信》写于2月1日，原载于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后收入《华盖集续编》。1926年10月14日，鲁迅又在《不是信》该段文字下作了一个补记，全抄如下：
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分，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
鲁迅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该译本书名是什么，译者是谁，在何处出版。
那么，陈源何以敢指名道姓地说鲁迅抄袭呢？
原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还出现了一本同名的书。这本书由中国书局出版于1921年，1934年由新文化书社重版，署名是郭希汾编辑。
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小说”部分的编译本，而鲁迅在《不是信》补记中语焉不详的译本，指的应当就是郭希汾编辑，由中国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正符合鲁迅“已有人译成中文”的说法。
基本可以肯定，陈源是把郭希汾编辑的书误当作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是陈源的某个朋友误认了，传言给陈源，于是陈源不及细辨，把这种耳食之言写进文章里，把暗箭射向了鲁迅。陈源倒也并非无中生有，却是张冠李戴了。
此也正见出陈源只能说说闲话，而不能作细致的研究也。
鲁迅不但在《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中对陈源大张挞伐，很多年后，当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真正有了中文本（朴社版），且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文本后，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犹不忘这件旧事，对陈源又狠狠地鞭挞了一番：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1926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至此，陈源对鲁迅抄袭的抹黑可以彻底洗清了，鲁迅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那么，这本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同名的书，他的编译者郭希汾又是谁呢？
当年在上海，这个郭希汾或著或译或编，出版过不少书籍，稍作检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中国体育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战国策详注》（文明书局1924年版）、《中国小说史略》（中国书局1921年版）等。
此人就是后来的学者、语文学家，苏州人郭绍虞。
郭绍虞，名希汾，字绍虞。郭氏有个很牛的祖先，就是唐朝的郭子仪，祖籍汾阳，人称郭汾阳，因此郭希汾这个名字寄寓着父母对他的期望，不仅如此，他还要祖述唐虞。郭绍虞以字行，希汾很少使用，过去即使是苏州人也不大知道郭希汾就是郭绍虞。
有文为证：
1934年7月《苏州明报》有一篇《苏州话》（作者潘心伊），文中这样说：
……同时，我又憧憬着一本书，是从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讲话》中抽译而成的《中国小说史》（按：原文如此，略有误），记着译者的署名是郭希汾，因为著录籍贯是吴县，所以我就联想到绍虞先生，似乎有五百年前共一家的可能性，但是并不问明，只是含糊地抛开了。
到了那天的五时三刻，我首先到凌宅。不久，郭绍虞先生也来了，同了他的两个弟子。凌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我又把这憧憬“憧憬”到心上来了，忍不住问了，问题经过修辞的工夫，很婉约，很诚恳，绍虞先生笑了一笑说：“就是我。”
作者潘心伊在文中特意强调自己的问题提得相当“婉约”“诚恳”，这段话很有意味，他对郭绍虞的回答有所预期，自己预留了回旋空间，结果很意外，居然得到了郭的肯定回答。这就显得作者先前的担心纯粹多余，郭绍虞已经不讳言此事。那么，潘心伊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担心呢？是郭绍虞曾经讳言此事？
纵观这件抄袭疑案，陈源的说法事出有因，但没有求证，结果张冠李戴了，还把著作和编译搞混了。鲁迅确实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并没有抄袭。郭绍虞也并不是抄袭，只是编译了盐谷温著作中的小说部分。
胡适在鲁迅身后有一个持平之论。他在写给苏雪林的信里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说陈西滢误信张凤举之说，另外，我们从顾颉刚日记可知，此话其实源自顾颉刚，所以此后鲁迅对这个苏州人（顾颉刚）也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原谅。